..续本文上一页密宗所作出的功绩。故后人视阿底峡尊者为藏传密宗的第一中兴人物。
在“后弘期”的初期阶段，藏传佛教在修行次第、密宗仪规等方面出现比较混乱的局面，为改变这一局面，正如《青史》记载：“如果迎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将能破除此诸邪行，而使佛教获得饶益。”于是阿底峡尊者被阿里地区的古格王降曲奥于1042年邀请到西藏西部，便开始了他对当时藏传佛教时弊的行之有效的整顿，诸如规定修行次第、端正密宗仪轨等。阿底峡尊者先后将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藏族高僧大德，以及佛教人士都引入正确的佛教修行轨道，并在藏土巡锡约达十三年之久，最后还是没能返回故里，于1054年在距离拉萨西南方数里远的聂塘寺内示寂，终年七十三岁。
由于阿底峡尊者在佛教显、密宗两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赢得当时西藏佛教界的信任和拥戴，从而重振了密宗在西藏的正统地位。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期间还校勘、翻译，以及著述了有关佛教显、密两宗的许多论著，为后世追随者留下了丰厚的理论依据。其中《菩提道炬论》对后来藏传佛教的影响更为突出，它主要阐述了显密教义不相违背之理和修行应遵循次第的重要性，可称得上是一部融汇贯通显密之大乘学说的不朽力作，为后来宗喀巴大师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两部巨著提供了理论基础。
简而言之，经过“前弘期”的莲花生大师和“后弘期”的阿底峡尊者两位外籍密宗大师的精心栽培，密宗在藏传佛教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占居着突出的地位。另外，密宗能够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如此的显著地位，也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比如藏传佛教遵循的基本经典是龙树、提婆、马鸣、慈氏、无著、世亲等诸位大师的论著，这些大师部是大乘佛教的开创、继承或发扬光大者。因此，诸如般苦、中观、经释、瑜伽等成为藏文大藏经中的重点要目。藏传佛教认为，在佛教显宗中要达到佛陀境界则必须经历无数劫世界的三世，这就是所谓的显宗之道，实属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选择密宗之道，其修行者甚至在一世(生)中即可获得佛陀境界。这一理论的提出，无形中将密宗抬举到至高位置，成为每位修行成佛者追求的理想法门。同时，藏传佛教又具体指出，修习密宗，首先要绝对经过研习《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准备阶段，其目的是为理解密宗奥义而打好理论基础。这又将显宗核心经典般若经置于密宗初其阶段，从而在理论上树立了密宗在藏传佛教中的显赫地位。
藏传密宗的理论经典中除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即《时轮经》。关于《时轮经》的具体情况，巳在第一章中作过介绍，在此不必赘语。由于《时轮经》在印度产生的时间较晚(约在1040年)，在藏族地区出现的年代也很晚，据说《时轮经》在藏族地区最先由阿底峡尊者宣讲，逐渐在西藏传播开来，后来得到空前发展，并成为藏传佛教各宗派推崇的最高密法理论。因为《时轮经》是一部包括无上瑜伽在内的密教大法，由于时间、地缘等关系，在其他佛教支派中没有传播《时轮经》，这部经典目前唯独在藏传密宗中完整地保存着。这也是藏传密宗有别于其他佛教密宗的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藏传密宗在整个藏传佛教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藏族信徒将其视为实现终极目的或到达彼岸世界的最高大法。因此，在藏族地区特别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掀起了一次次修习密教的高潮。藏传佛教的诸多宗派就是在这种追求或修习密教的激发下相继产生或形成的。比如噶当派是在遵循“三士道”的修持而形成的；萨迦派因主要修习“道果法”而别具特色；噶举派是以推崇“大手印”法而享有盛名；希解派采取苦修“坟墓瑜伽”法而别具特色；觉囊派提倡“他空见”及其六支瑜伽法而独树一帜；格鲁派推行“显密贯通”法而取得正统地位；宁玛派弘扬“大圆满”法而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密教的隆盛与藏传佛教诸多宗派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藏传佛教的每一宗派之所以独具特色、自成一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各自奉行密教中的一种法门，并将此法门在该宗派中发扬光大，使其不同于其他密宗法门。至于藏传佛教各宗派的主要密法及其特色将在后面专门叙述。
四、历代藏族密宗大师
佛教密宗于公元八世纪在青藏高原正式传播以来，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过巨大挫折(朗达玛灭法)，但经过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全面复兴，还是得到了蓬勃发展。佛教密宗在青藏高原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落脚点，而且已发展演变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藏传密宗。目前它以一种特有的魁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人来体验或认识这一人类特异文化现象。
藏传密宗之所以如此发达、精深、引人注目，除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少外籍密宗大师的直接参与培育之外，许多藏族密宗大师也对此付出了毕生精力。因此，我们通过藏族密宗大师们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以及他们对宗教的执著追求或奉献精神，也可对藏传密宗有一个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而对藏传密宗树立一种科学的态度。下面就对历代藏族密宗大师作—一介绍。
A、毗卢遮那
毗卢遮那，公元八世纪人，生卒年不详，出生于吐蕃时期尼木地方根加巴果家族之中，故名号为巴果。他是藏传佛教“前弘期”初期的一位著名藏族密宗大师，也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正式出家的“七觉士”或“七试人”之一。由于双重身份，毗卢遮那在藏传佛教特别在宁玛派中享有盛名。
公元八世纪，吐蕃王朝建成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桑耶寺之后。及时在藏族青年中选定七名聪慧而意志坚定的男孩，并剃度受戒，作为第一批藏族出家僧侣，其中就有毗卢遮那。于是藏王赤松德赞派遣毗卢遮那若有培养前途的二名藏族青年去印度留学。毗卢遮那到印度时，佛教显宗日趋衰落，而佛教密宗正日益兴隆，遂在印度大菩提寺，亲近一位密宗金刚乘大师，学习金刚乘等许多密法，不久他便精通了密宗知识。印度人认为，毗卢遮那是一位聪明敏慧并且具有语言天才、对佛教有虔诚信仰的人。因此，印度人给他起名为毗卢遮那，意为“遍照护”、“大光明”。
毗卢遮那在印度学成返回吐蕃后，在桑耶寺从事翻译和传播密法。但毗卢遮那在桑耶寺的工作遇到来自两方面的阻挠，来自第一方面的阻挠是印度佛教显宗学僧，他们认为毗卢遮那传授的金刚乘密法，不是佛教，而是邪说；来自另一方面的阻挠则是藏族传统的苯波教徒及其代表势力，他们认为毗卢遮那所传播的密教知识，将要对吐蕃王朝及其藏族人民带来灾难，必须对毗卢遮那定罪并处于死刑。迫于这种形势的压力，藏王赤松德赞将毗卢遮那的公开佛事活动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即让毗卢遮那关起门来翻译密宗经典。此时毗卢遮那翻译了《六十如理论简说》和《无边光明佛号赞》等密宗经典。后来毗卢遮那秘密翻译密法的情况又被王室成员发现，并将此事在王朝中的权势派中间传开，于是要求藏王赤松德赞必须将毗卢遮那杀死，藏王无奈采取李代桃僵的手段，从暗地里抓来一名乞丐作为毗卢遮那的替身，在众人面前处死。但这种假象又被王后蔡邦萨揭穿，最后藏王赤松德赞不得不把毗卢遮那流放到康区(今四川藏族地区)。
毗卢遮那在传教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遭遇，在《五部遗教》(王后遗教)中也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毗卢遮那大师从印度学习佛教密法获得成就返回吐蕃后，又欲想到汉地修习深造。对此藏王赤松德赞不太乐意，并讲道；“可让其他人到汉地去，我吐蕃地方翻译密宗经典的人才奇缺，你还是翻译佛经为好。”为此、毗卢遮那便在桑耶寺和其他译师共同译经。有一天，王后蔡邦萨设法避开藏王赤松德赞以及仆人们，将毗卢遮那大师单独迎请到密宫之中，并想用女人美色使他破戒，败坏其多年修行所积的功德。然而，毗卢遮那对世俗爱欲冷若冰霜，毫不动心，蔡邦萨纠缠不休，并不顾廉耻地将他抱住不放，弄得毗卢遮那大师不寒而栗。毗卢遮那突然灵机一动，对蔡邦萨说：“外面宫门未闻，恐下人看见不雅，我去闭了宫门，再回来和你相会如何？”王后信以为真，遂放他去，毗卢遮那乘机潜逃。这下惹恼了蔡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造谣说佛教密宗大师毗卢遮那在王宫调戏王后，闹得满城风雨。不明真相的人在诅咒他，王宫卫士在追捕他。
毗卢遮那逃离王宫后，知道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便收拾经卷衣钵遁往他方。对毗卢遮那调戏王后一说，赤松德赞王将信将疑，他知道王后和一些大臣串通一气，扶苯反佛。就秘密派人去查访毗卢遮那的下落。不久，蔡邦萨王后患了麻风病，日趋严重，虽多方延医诊治，但见效甚微。经过打挂问卜，请教莲花生大师，都说此病只要蔡邦萨王后心生忏悔，改邪归正，将毗卢遮那召回来，当面承认她非礼的放荡行为，得到毗卢遮那的宽恕，方可根除，恢复健康。藏王赤松德赞将占卜者和莲花生大师所说的话全向蔡邦萨和盘托出，要她招认。蔡后一来心虚，二来为病魔所苦，遂忍羞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地讲了出来。赤松德赞一听，又愧又气，悔之莫及，就按莲花生大师所指点的方向，请回毗卢遮那，治好了蔡邦萨王后的病。蔡邦萨王后含羞认错，决心皈依佛门。从此虽有苯波教势力的反对，但在藏王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毗卢遮那专心致力于密宗经典的翻译。
以上这段故事的内容情节，现在很难辨别真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通过这段故事颇能说明当时苯波教与佛教之间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从另一侧面还可以看到佛教密宗在藏族地区最初传播之时，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种种挫折，这在毗卢遮那这位密宗大师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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