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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塔略考

  藏传佛塔略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尕藏加

  内容提要:藏传佛塔不仅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而且具有多种功能。首先,它是一种宗教建筑物,可用来盛放圣贤的舍利,安置活佛或高僧的骨灰或遗体,以及存放经书、圣物,甚至用来避邪镇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次,它又是一种表达佛教甚深教义的方式,因而演化为广大信众顶礼膜拜的一种象征性的崇拜对象。本文对藏传佛塔的早期发展历史作了考证和梳理,对藏传佛塔的主要类型作了分析和归纳,对藏传佛塔中具有双重功能的灵塔、素有“塔中寺”之称的巨塔以及一百零八塔等带有浓郁藏传佛教文化氛围的佛塔进行了重点剖析和阐述。

  关键词:藏区 佛塔 历史 类型 功能

  引 言

  藏传佛塔,是指藏传佛教体系中一种独具特色的佛塔形式。长期以来,由于藏传佛教信徒以造塔作为一种修德积福的途径,无论僧俗都热衷于建造佛塔。藏族地区遂成为当今世界拥有佛塔最多的地区之一。在藏族地区,随处可见大小不等、形制各异的佛塔,这类佛塔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从信仰的角度看,它是藏传佛教信徒的一种崇拜对象;从表面形式看,它又是一种别具风格的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从它所蕴涵的深层意义去分析,它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象征物。

  一、藏传佛塔的早期发展

  佛塔传人藏区的历史比较悠久,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正如藏文史籍记载:“拉托脱日年赞(lha tho tho ri gnyan btsan)时期,《百拜忏悔经》(spang skong phyag rgya pa)以及用五色绸缎包裹的五层小金塔降落于宫殿顶上,人们虽然不知此物属于佛教还是苯波教,但总觉得它极为神奇、美观而被命名为“神秘之物”,并供奉于王宫之内。”对这一传说特别为佛法从天而降之事件,在历代藏族学者之间展开过激烈的讨论,而大多认为佛法从天而降之说,完全是应和当时苯波教的意愿。因为当时的苯波教处于恰苯时期,故极为崇尚天以及日月星辰等,甚至将许多人间的事和物都要与天相联系,从而使其神秘化,并符合自己的信仰规则。这在藏文着名史籍《青史》(deb ther sngonpo)中作了如下考证:“因为当时的苯波教意乐天空,所以从天而降之说是出自苯波教的口中。实际上,这些佛教法物是由班智达洛生措(bio sems vtsho,慧心护)和译师黎第生(li the si)带到了吐蕃。”由此可知,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国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约公元333年),吐蕃本土第一次获得一尊佛塔,而且是一尊珍贵的金塔。对于这尊佛塔的形制,有关史书没有描述,现无从知晓,但对此塔的体积,个别史书记载为“一肘高的黄金塔”。其一肘约为50厘米。

  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人吐蕃。当时号称在吐蕃兴建108座佛殿,实际达不到这一数字。随着佛教建筑物的大量出现,佛塔也在吐蕃本土终于产生。“松赞干布创建了一座有五顶的佛塔。”此塔座落在吐蕃最早建造的佛殿之一即昌珠殿院内。这是吐蕃人在本土创建的第一座佛塔。至于为何创建五顶佛塔,据藏文古籍《柱间史》(bkav chems ka khol ma)记载:是为了忏悔杀害五头怪龙所造的罪孽而建。两者对成数字正好表达了一对一忏悔之意向。此外,也有学者提到松赞干布时期,在拉萨红山顶上建有一座白塔。可文中没有文献依据,有待查找原始资料。总之,松赞干布时期,虽然其数量十分有限,但是佛塔正式在吐蕃本土产生了。

  公元8世纪中叶,佛教在吐蕃立足并得以发展。主要以规模宏大的桑耶寺的创建和吐蕃本族出家僧侣(七觉士)的产生为标志。与此同时,也兴建了许多佛塔,如“松嘎尔五塔是寂护来吐蕃不久主持雕造的。它们位于桑耶寺西约15华里的松嘎尔乡附近,是去桑耶寺的必经之路。五塔呈东西一线分布,均为整块巨石雕刻而成。形制古朴,雄伟壮观,实属罕见。”这五座石塔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由于皆是用整块巨石雕刻而成,质地十分坚固,虽经1200多年的沧桑历史,但其雄姿犹存。据有关史料,建造这五座佛塔的目的在于调伏当时阻碍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妖魔鬼怪。实际上,这五座佛塔是当时佛教与苯波教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产物,它们标志着佛教第一次战胜苯波教而立足于吐蕃。

  桑耶寺作为吐蕃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结构完善、功能齐全。其外在建筑群主要由佛殿和佛塔组成。佛塔又有大小不同之形制,如桑耶寺四座大型佛塔,分布在乌孜大殿四角成直线的地方,塔与殿角相距数十米。这四座佛塔高大雄伟,形制各异,特别是四座塔分别饰以白、红、黑、绿四种颜色,独具风格。

  根据《桑耶寺简志》,白塔建于桑耶寺大殿东南角,塔身皆用石块、石板砌成,因塔体全为白色,故名“白塔”。在塔基的方形围墙上,立有108座小塔。塔身为方形,其腰部以上逐层内收如阶梯,上有覆体形塔腹,覆钵扁而宽大,没有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而不分级。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记载,白塔为大菩提塔,以狮装饰,遂成声闻乘之风格。

  红塔建于大殿西南角,塔身用砖石砌成,形方而实圆,状如覆钟,腰部以上呈环状纹,上部为覆体形塔腹,宝刹之上置两段相轮,上为七环,下为九环,塔身为土红色并泛有光泽,故名“红塔”,造型十分特别。据《贤者喜宴》记载,红塔饰以莲花,系长寿菩萨之风格。

  黑塔建于大殿西北角,塔身如三叠覆锅,刹盘上托宝剑。第二级相轮七环,上即瓶盖和宝珠。塔身为条砖砌成,全为黑色,故名“黑塔”。此塔形制独特。据《贤者喜宴》记载,黑塔以如来佛之遗骨为饰物,系独觉乘风格。

  绿塔建于大殿东北角,平面呈四方多角形,塔基甚高,沿数级台阶而达第一层,四面各有龛室三间,内有塑像,每面都有明梯通往二层。二层每面只有龛室一间,亦各有塑像。第三层为覆钵形的塔身,上置相轮宝刹,刹身很高,相轮分为三级,第一级自方形托盘上置相轮九环,中间一段为第二级,有相轮七环,第三级有相轮五环。伞盖上承托宝瓶和宝珠。塔身由绿色琉璃砖砌成,砖为粗砂烧制而成,质地坚硬,釉色苍郁而富光泽,故名“绿塔”。此塔形制极为精美而又特异。据《贤者喜宴》记载,绿塔以十六门为饰物,系*轮如来之风格。

  可以看出,桑耶寺四座大型佛塔不仅形制多样,且风格古朴雅致。它们既能反映吐蕃昔日古塔的风貌,又可代表藏传佛塔的最初形制。

  此外,还有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佛塔,即恭当塔(KunL dan Mcho dRten,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卡多乡恭当村口)。虽然“该塔现在已失去往日殊荣,差不多成了一堆废墟。但是还可据之看出塔原系方形,边长约18米,残高5.8米。塔系砌筑,土坯厚10—13厘米,砌墙表面抹一层泥巴。特别是塔的顶部有土坯砌筑成的太阳光芒的造型。造型中心,是直径1.8米的空心圆,象征着神圣的太阳。围绕圆形放射状分布的是土坯筑成的十二道长墙,象征着四射的光芒。”(z)不难看出,恭当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在质地上,都与桑耶寺四塔截然不同,其造型别出心裁。它可代表公元8世纪吐蕃佛塔的另类风格。

  当时创建佛塔的目的很明确。例如,建造桑耶寺四塔是“镇服一切凶神邪魔,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而且在塔周围遍架金刚杵,形成108座小塔。每杵下置一舍利,象征佛法坚不可摧。,,这里至少说明佛塔具有两种功能:其一,佛塔是一种能赐予人们福德的象征性宝物,供信徒顶礼膜拜;其二,佛塔具有一种威慑力,能摧毁一切邪恶或异己力量,可供人们祈祷求助。当然,佛塔就其功能而言,可以无限延伸,如恭当塔的建造则是一个范例。大约公元8世纪中叶,乃东和琼结两个地方因领地问题发生争执,恰巧“当时西藏的大译师毗若遮那在乃东和穷结交界地段的一个山洞里修行(即毗若洞),他得知此事后,即设法找了两个地方政权的首领进行调解,劝他们睦邻和好,并帮助他们划分了土地界线,界线以北归乃东,以南属穷结,为防以后变卦,还召集两个政权首领向神起誓。同时组织两个政权共同议定边界建立一座塔作为标志”Q)。此塔便是上述恭当塔。从这座佛塔产生的背景中可以推断当时人们的宗教道德观念,尤其是佛塔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现在的视角看,此塔在当时充当一座特殊的分界碑角色。

  简言之,公元8世纪不仅是佛教在吐蕃的兴隆时期,而且也是佛塔在吐蕃的大生产时期,仅在桑耶寺的围墙上就有“塔刹一千零八座”。这一千零八座佛塔虽属微型塔,但足可代表当时佛塔的一大景观。而且从佛塔的形制、类型、功能等方面看,当时已初具规模。因此,公元8世纪可视为藏传佛塔的早期发展阶段。

  二、藏传佛塔的主要类型

  意大利着名藏学家图齐教授曾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指出:“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佛教逐渐改变了其教条主义的教法,从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进一步又发展到在西藏居统治地位的密乘。因而塔的形式也随之逐渐演变。然而塔的演变仅仅局限在某些已被接受的格式之内。这些格式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工艺水平则视修造者的技巧而异。”可以说,藏传佛塔既保持了印度佛塔的基本格式,又充分发挥了本土建造者的聪明才智。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或摸索,藏传佛塔方逐渐成熟,并形成独具一格的鲜明特征。

  追溯早期佛塔的类型,“除宰堵波之外,尚有支提(chatya)。最初二者的形制可能完全一样,所不同的不过埋有舍利的称宰堵波,无舍利的称支提。从支提的原义来说,有“积聚”的意思,即积土石而成,或谓佛的福德积聚于此。”如果以这种分类标准划分的话,公元8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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