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的资格，而中华撰着则只有候选资格。亦即早期大藏经基本上只收域外翻译典籍，有的藏经酌收若干中华佛教撰着。但一般来讲，只有史传、音义、目录、感应兴敬等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佛教撰着才有候选资格，予以入藏。在这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标准的具体掌握与宽严总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并应时代、应国家、应编纂者之不同而异。由此，又出现一条暗线，亦即对中华佛教撰着的入藏标准不断在放宽，并不仅仅局限在"毗赞有功"四个字上，以至凡属与佛教有关的着作几乎都有入藏的资格，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华佛教撰着被收归入藏。这其实也说明後人对大藏经的理论有了发展。这一条暗线，在《高丽续藏》、明《嘉兴续藏》、《又续藏》及日本《字续藏》体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由於种种原因，中华撰着的入藏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全面的规划与严格的审订。
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线标准还是暗线标准？
如果采用明线标准。那么新编的大藏经可以仅收历代正、续诸藏中的翻译佛典以及古逸与近现代新译佛典，对大藏内外的中华佛教撰着，则予以严格的筛选，只收那些所谓"毗赞有功"的少量典籍。但这样编纂出来的大藏经不可能体现前述指导思想与达到占据佛教文献学高峰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编藏，其主体部分实际上只是把历代大藏经已经反复刊印过的资料重新整理收纳，炒炒冷饭而已。此外，我们说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精华之积累，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就在於其中保存了大批中华佛教撰着。如果按照上述明线标准，则大藏经实际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资料，而不主要是中国佛教的资料了。智升等僧人设立的编纂大藏经的这一明线标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识之士的批评，今天自然更不能成为我们遵循的依据。
如果顺应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与"大资料"的观点办事，则应该采用暗线标准。亦即所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文资料，不管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原则上统统应该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历代正藏、续藏外，应该把近年新译、历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献、房山石经、丛书类书、个人文集、地方史志、历代史籍、今人着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资料全部新编入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藏经将是空前未有的资料最完整的佛教大丛书，必然占据当代佛教大藏经的最高峰，并为开创未来奠定基础。
我认为，讨论入藏标准的关键在於我们如何认识大藏经的功能形态。在古代，与中国佛教存在着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适应，大藏经的功能形态也可以分为两种--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者固然互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保存、研究与弘扬佛教，故把有价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来编纂为藏；後者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宝供养，所以有讲究外观的华贵整齐而忽略内容的倾向参见拙作《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一期。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大藏经呢？
前几天与楼宇烈先生交谈，楼先生谈到，大藏经的一大作用是资料备查。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两大功能之外，给大藏经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形态--备查型。大藏经就是一个关於佛教资料的图书馆，它的任务就是提供资料。图书馆买书，有的书可能十年、八年没有人借，但这样的书还是要买，还是要藏。也许若干年後，这本书会被某个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样，大藏经也应该把关於佛教的资料尽量收齐，以供有关人员查阅。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便於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由於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
上面是从理论的角度谈理想的大藏经应该资料齐全，集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於一身。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想要让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在已有与将有的各种藏经中脱颖而出，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之内都能够占据佛教文献学的制高点，就必须在入藏典籍方面超过前此所有的大藏经，要力求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包容无遗。道理很简单，对於一个研究李白的人来讲，《太白全集》与《太白选集》，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真正的一网打尽，只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取法於上，得之於中；取法於中，得之於下。"我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求尽量做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越多越好。
这里还必须突出提一下新编入藏问题。
我们讲资料齐全，一层意思是指要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不要遗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於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只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资料齐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我们要把应该入藏而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字续藏》)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只局限在已经入藏的2.5亿字这个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只有把眼光放宽到另外的2亿字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也就是说，现在编藏，必须在新编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这里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编藏下限问题
关於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张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上述主张从理论上讲不符合我国历代编藏传统；从实践上讲必然把一大批应该入藏的典籍摒弃到大藏经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前面提到，我国有编写正史与编写大藏经两大人文传统。古代编写正史，其下限的确都截止到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历代编纂大藏经，其下限都是到编藏当时。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当然应该遵循古代的这个编藏传统。此外，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佛教典籍不断涌现，其中既有历代散逸，也有现代新译，更有今人着作。这些佛教典籍，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与佛教研究的新时代。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理应反映这些新成果。长江後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薄古人爱今人，也应该成为我们编纂大藏经的基本原则。只有容纳这些近代以来的最新资料与最新成果，才能体现时代特色，体现学术水平。
当然，主张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现代的佛教着作太多，收不胜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错误百出之作，完全没有入藏的资格。而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全部收罗入藏。即使收罗进来，也是徒耗资财，毫无价值。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平庸的着作乃至错误百出的着作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的某一侧面。例如当前社会急速向市场经济导进，在佛教研究界则表现为部分人学风浮躁，着作粗糙。甚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动手编写佛教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着作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也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但我们毕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着作统统收入到大藏经中。因此，对於现有的各种佛教着作，就产生一个选择取舍问题。
一方面希望大藏经所收资料尽量齐全，最好能够将有关的佛教资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由於人力财力有限，必须对现有资料进行取舍选择。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在於掌握好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掌握好"度"。
讲到取舍标准，就必须兼顾历史编藏的传统。如前所述，古代编藏，凡属根据西域引进原本翻译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与佛教相关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对中华佛教撰着则依不同标准予以取舍。我认为，这一标准对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依旧适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取舍标准，主要是对中华佛教撰着而言。由於部分古代中华佛教撰着已经入藏，而按照传统与惯例，这些典籍应该照旧编入新的大藏经，所以问题实际又归结为对现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应如何确立其入藏标准。亦即应如何确立中华佛教撰着的新编入藏标准。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则确立新编入藏的标准：亦即凡属有新观点、或有新资料、或采用了新的论证方法的着作，都必然对佛教研究有所贡献，从而都应有入藏的资格。在这里，对所谓"新观点"，应当尺度从宽。亦即有些观点，即使现在看来论据不足，似乎不那么能够站得住脚，但只要它发前人之未发，我们就应该允许它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但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超越本时代价值体系的新观点。如果我们在编藏时采取紧缩政策，则一些优秀的观点就可能被紧缩掉，从而湮没掉。如果我们采取适度从宽的政策，把它们保留下来，则这些观点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大放光彩。
确立了上述理论原则後，在具体的编藏实际中，如何正确地、全面地、适当掌握上述原则，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处理的问题。我想，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标准的掌握，应该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古代编藏僧人的教训。如唐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入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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