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从来被视作编纂大藏经的典范。但该《入藏录》对中华佛教撰着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着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着作因而湮没无闻。这是中国佛教的重大损失，智升无从辞其咎。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要把应该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给後人多留一些资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样的态度，让後人再来批评我们。
其次，"标准"也者，应该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编藏者本人的好恶来衡量一部着作能否入藏。当年编纂《四库全书》，馆臣们按照满清封建王朝的标准，把一大批着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们需要重编《四库存目丛书》，而《存目》中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亡佚无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编辑大藏经，不应该再使後人产生类似的遗憾。
前面谈到，平庸乃至错误百出的着作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我们又不可能把它们收入大藏。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书籍呢？我以为可以用编纂目录与撰写提要的方式保留它们的概貌。亦即凡是没有收归入藏的着作，一律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着录与反映。後人可以根据目录与提要了解它们并进行研究。这种目录与提要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对我们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疏漏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虽然计划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一网打尽，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编藏工作中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只能尽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够把所有不入藏的资料全部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则等于设立了一条後卫防线。如果我们有疏漏，後人可以依据这个目录与提要，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
第二、国外汉文佛典问题
众所周知，汉传佛教遍布於汉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古代都使用汉字，当时这些国家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教着作也都属於汉文佛教撰着。那么。新编的佛教大藏经是否应该把这些着作也收罗进来呢？
这里实际又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酝酿发展为中国佛教，从而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中国佛教虽然以印度佛教为源，虽然与印度佛教同属佛教文化圈，但它实际上已经卓然独立，成为与印度佛教有着许多显着不同特点的新的派别。那么，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各国，共同形成汉传佛教圈之後，朝鲜、日本与越南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虽然流传区域不同，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还是已经独立成为与中国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质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与越南佛教，成为汉传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没有质的区别，则上述三国古代僧人的佛教着作自然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也已经卓然独立，则三国僧人的着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国佛教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存在着佛教朝鲜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话，必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国别为标准来区分这些着作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
我主张上述三国的佛教仍然属於汉传佛教圈，但也必须看到佛教传入上述三国後，与各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产生一些不同於中国本土佛教的新特点，成为汉传佛教圈中的新派别，因此，上述三国僧人的佛教着作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有的是由来华的留学僧写的。这些留学僧中的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有的甚至终生不归，如玄奘门下的圆测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着作理所当然属於中国佛教的范畴。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国留学的僧人撰写的关於中国佛教的着作，如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是由亲鸾这样僧人完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佛教着作，这一类着作基本上应算作研究该国佛教的资料。也有的如新罗元晓，他的着作既参与中国佛教对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又是研究新罗佛教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有关，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基本无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少问题往往很难截然分开或判断其性质。
由此，我认为对古代外国僧人的汉文佛教着作，应该区别情况对待之。对与中国本土佛教有关的着作，毫无疑问应当收归新编的大藏经。对於性质一时难辨的，也不妨收归入藏。至于明确与中国本土佛教无关的，只要人力、物力诸方面许可，也应该收入。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这种兼蓄博收的广大胸怀，现在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即使一时条件有限，暂缓入藏，最终也应该把它们收进来。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着作的翻译问题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为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分别是梵文(包括各种印度俗语)典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儿与丹珠儿。与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相应，梵文典籍也已经云散，目前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语系的佛教流传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语系佛教俱存，三大语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国家。因此，编辑大藏经，从广义的角度讲，不仅仅包括汉文大藏经，还应该包括巴利语三藏与藏文甘珠儿、丹珠儿。正是出於这种考虑，八十年代初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便有分阶段逐步编纂汉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设想。如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上编已经编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编纂已经正式展开。继续完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下编，以及按照原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与傣文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的任务。
上面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译。亦即将现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译成汉文，使我们的汉文大藏经包罗现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语系所有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大藏经。这是我国佛教界、学术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交流，对佛教圈各国的团结与交流无疑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兹事体大，需要认真规划统筹，组织与培养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为不妨根据现有条件，先做起来。至於将来怎样，只好有待各种因缘条件之成熟了。
与此事相关的是近代国外佛教学者名着的翻译。他山之玉，可以攻错。这些书籍的翻译对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以为这类书籍翻译後可以专门编为丛书，不必编入大藏经。因为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藏经，其原文也不是汉文。
第四、形象性资料问题
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应该考虑收入关於佛教的各种形象性资料。其内容，除了《大正藏》的"图象部"所收的图象外，还应该包括雕塑、绘画(包括壁画)、建筑、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资料。
二、编排科学
任何一部成功的丛书，总要有一个的结构分类，以把所收纳的典籍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藏经也不例外。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藏经的总体结构应如何科学地设计；某些具体典籍应如何正确地归类。
我国大藏经的总体结构，是从南北朝到盛唐，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确定的。智升确定的大藏经结构垂范千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一结构也有缺点，即受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及某些派别判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版本同前，第42页。明代我国僧人曾经对智升确立的大藏经结构体系进行变革，但只是采用不同的判教体系而已，其指导思想则没有任何改变。本世纪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传统，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佛典并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实践固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它在佛藏结构分类方面的开创性功绩应该充分肯定。此後，不断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类方案。台湾《佛光藏》也正沿着《大正藏》的同一思路进行佛藏结构的新的探索。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吕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目前有的图书馆依据这部目录整理馆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张依据这部目录编印新的大藏经。但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可取。吕先生的目录在不少具体经典的审定上用功甚大，许多具体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与吸取。但该目录在总体结构上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大藏经的重大轻小及判教思想的影响，还在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中转圈。因此不能作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圭臬。
我认为，设计新的大藏经的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应为：(一)、采用科学分类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经开辟、《佛光大藏经》正在进一步实践的路。(二)、既要考虑佛教的学科组成，又要照顾佛典的现实情况。既要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现在，对应该实践上述第一条原则，人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对於上述第二条原则，则想法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先生总是希望先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大藏经结构方案，然後按图索骥，把收罗到佛典填充到这个结构中去。并且也已经设计出好几套方案。纵观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相对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点。因此，我建议对藏经结构问题，不急於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广泛收集各种应该入藏的资料的同时，组织一个班子，对藏经结构问题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经收集到的各种佛典的全貌的基础上，充分分析研究历史上各种藏经结构之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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