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看，禅可泛指佛家，也可特指宗，就修为内涵与方法来看，禅可指觉性(佛性)、禅那(静虑)、或禅定(三摩地)。达摩《血脉论》云：
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
《慧苑音义》卷上云：
禅那，此云静虑，谓静心思虑也。
简言之，禅原是禅那(Dhyana)，起源於古印度瑜伽，後为佛教吸收发展，成为“思维修”，是修证觉性的方法，也就是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六波罗密中的禅定。东汉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属小乘禅法，专主习禅入定(三摩地Samadhi)，发展至大乘禅以菩萨行为主，我们统称之为佛教禅门。禅宗兴起後，禅特指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心地法门”，禅宗称之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是人正心正念下的清明自性。北禅神秀系主“住心看净”，南禅慧能系主“定慧等持”“即心是佛”。不管各宗各派法门如何，禅是中国佛教基本精神，(注29)是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与诗歌的本质是可以相汇通的。
此外禅的不可言说性与诗的含蓄象徵性，也是诗禅可以相互借监的重要因素。禅是心性体悟上实修的功夫，不是言语现实可以表达的。特别是禅宗，号称“不立文字”，实因其超越语言概念和理性逻辑之故。所谓“说似一物则不中”“直是开口不得”(《古尊宿语录》卷四)就是因为实相真谛之不可言说性。因此世尊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摩诃迦叶可以会心，後世宗徒，借教悟宗只好透过象徵、譬喻、暗示的直观方法来提撕。
诗的表达也需注意“含蓄不露”的特质。司空图《诗品》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卷二“含蓄”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卷三)姜白石《白石诗说》所谓“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卷三)杨仲弘《诗法家数》所谓“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妙。”(卷十三)凡此可以看出诗与语言文字之间不即不离的特性与禅相似。这是禅悟与诗法起了汇通作用的基础。
四、唐代诗禅交涉之一斑
唐代是诗歌与佛教新变繁荣的时代。诗在六朝的发展下至唐代成熟而诸体均备，禅在各宗衍化下至唐代禅宗兴盛一花五叶，使此时期的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高僧与文士有密切来往的关系。就禅僧方面来看，从晋代支遁、慧远的禅理诗开始，至唐代形成诗僧辈出的现象，由佛经翻译的偈颂到禅师颂古、示道的禅诗，以诗寓禅在唐代有了大步的发展。就文士方面来看，文人礼佛与方外僧徒过往频仍，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等，也显见唐诗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的新发展。
袁行霈〈诗与禅〉一文认为：“诗和禅的沟通表面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注30)然而由上所述，诗之象徵性有助示禅，多为禅师引借运用；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已是唐人普遍的现象，因此论诗禅交涉仍应客观地双向讨论。本节拟以唐代诗坛四大重点为论，以见诗禅交涉之一斑。
(一)文士习禅之风潮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後，至唐代的几百年间，充份与中国儒道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唐世佛教之盛，宗派之多，佛典繁浩，僧侣无数已是唐代士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实。早在初唐，宋之问贬衡阳就曾到韶州参谒六祖慧能，有〈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一诗。(注31)盛唐王维号称“诗佛”中岁好佛，宴坐蔬食，有〈能禅师碑〉一文，为研究慧能重要史料。(注32)裴休一生奉佛，公余之暇与僧人讲论佛理，曾迎黄檗希运禅师至州治的龙兴寺，有〈筠州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一文。(注33)即使以道、儒著称的诗人李白、杜甫，也有习禅之举。李白有〈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何人也〉一诗云：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後身。
此诗虽为戏言，对湖州司马名迦叶的调侃，但自许青莲居士，用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之典，也可以看出他受过佛教薰息。又如李白〈庐山东林寺夜怀〉一诗云：
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霖清东林钟，
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
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
旷劫断出没。
此诗《唐宋诗醇》卷八指为描写寂静胜境之佳作，(注34)除圆熟运用佛典外，李白对佛理的认识应为不浅。李白集中涉禅之作不在少数〈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云：“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云：“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都是禅语禅机之作。杜甫对佛教的领会早已有学者论及(注35)，他在天宝十四载所作的〈夜听许十一诵诗〉曾云：“余亦师粲、可，心犹缚禅寂。”晚年〈秋日夔府咏怀〉又云：“心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七祖指的是北宋普寂，可见杜甫对佛教心向往之。至如中晚唐，元、白、韩、柳、刘禹锡、贾岛、姚合、李商隐、温庭筠，没有不涉及禅学的。即使以斥佛老为已任的韩愈，在交游方面也有不少僧友，如景常、元惠、文畅、广宣、高闲等等，但晚年与大颠和尚往来，〈与大颠书〉云：“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注36)显然也有对佛理肯定的时候。柳宗元中年亲佛，〈送选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却自云：“自幼学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与石头希迁、马祖道一弟子往来有年，〈送僧浩初序〉是他与韩愈论佛，舍世道求浮图的宣言。(注37)刘禹锡早岁曾拜名僧皎然和灵澈为师，中岁与僧元，浩初、惟良等往来，现存《刘宾客文集》中至少有与僧人往来诗廿余首。(注38)白居易对佛教的濡染既多且杂，他自称“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醉吟先生传〉)孙昌武考察南宗马祖道一系的“洪州禅”对他影响尤深。(注39)此外，陈允吉有〈李贺与楞伽经〉、平野显照有〈李商隐的文学与佛教〉，(注40)都可以看出中晚唐诗人与佛学的关系。何林天〈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一文指出：“初唐四杰中的王勃精通佛典，……杨写过〈盂兰盆赋〉。……梁肃是天台宗义学大师。王维是禅宗神会禅师的弟子。……杜甫的主导思想是儒，但也掺杂了佛道思想。……白居易晚年是香山居士，中晚唐的许多文人是披著架裟的文人。……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日常生活是焚香、扫地而坐，与皎然唱和为友。刘禹锡信仰禅宗。贾岛本来是僧人，名无本，後来还俗。李商隐的诗中大量引用佛典。……”(注41)这段文字正好可以鸟瞰唐代诗坛，见诗人习禅的普遍性。
(二)以禅入诗的实践
由於唐代文士普遍有习禅风气，因此以禅语、禅、禅典入诗的情况相当多，这种以禅学内涵或语言入诗的情形，後人统称之为以禅入诗。(注42)唐代以禅入诗的作品无法胜数，我们只能简分用禅语、写禅趣两方面略略考察之。《本事诗》中有一则故事，记载白居易为苏州刺史时，张祜来访，白居易一见面突然说：“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张祜不解，白居易又说：“『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祜笑了笑说：“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注43)从这几句玩笑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援自目连变的文字，张祜若非熟谙佛典资料，也不见得指陈得出。
盛唐中王维与中书舍人苑咸友善，曾赠诗表达对苑咸佛学修养与精通梵文的称叹说：“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书手自书，楚辞共许胜扬马，梵字何人辨鲁鱼。”苑咸答诗说：“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注44)这一唱一酬中，王维美誉苑咸“莲花法藏”之悟，苑咸推许王维如罗汉离欲，可以看出唐代文士往来唱酬中，随手拈来都是佛家语。
打开《全唐诗》，诗中用禅语的诗例信手可得，如
岑参〈出关经华严寺访华公〉诗：
欲去恋双树，何由穷一乘。
元稹〈悟禅三首寄胡果〉：
手病宜多宴坐，贫似少攀缘。
白居易〈在家出家〉：
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杜甫〈谒文公上方〉：
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房融〈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
方烧三界火，遽洗六情尘。
(注45)以上诸例，不论诗人本身有否禅机，在语文上明显都是借用禅语“双树”、“一乘”、“宴坐”、“攀缘”、“跏趺坐”、“第一义”、“心地初”、“三界火”、“六情尘”等等。禅宗发越後，禅学是士人熟习之内容，随手拈掇禅语入诗，或撷引禅典，已是习常之事，即以诗圣杜甫亦於一诗中数用禅典禅语，如
〈望牛头山〉诗：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林。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此中用景德“传灯”录记载之“牛头”法融禅师“鹤林”寺，并涉及“天河”、“黄金”为地的净土、“不住心”念佛的禅理等等佛典语词，可以看出唐人广泛汲取佛典语言入诗的现象。
以禅入诗粗者用禅语，精者入禅机，诗人随习禅工夫高下，境界参差，展露的自性风光自有不同。入禅之作，都寄禅理、涉禅□，很能突显出禅门心性的风光与趣味。王维诗是唐代诗人中最能传达出禅悟的过程、体验与境界者，这已是历来诗家公认的，(注46)其他唐代诗人亦不乏禅机之作。如王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云：
龙锺一老翁，徐步谒禅宫…
《论诗禅交涉--以唐诗为考察重心(萧丽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