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法师与汉藏教理院
于凌波
法尊法师(西元1902～1980年)
法尊法师，也是民国初年与能海法师同时入藏学法的僧侣之一。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自日本学东密回国的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设立“藏文学院”，武昌佛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多人由武汉北上，入院就读，法尊也是武昌首届毕业，而入藏文学院求学者。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改藏文学院为藏留学法团，率领团员二十余人首途赴藏。途中大勇于十八年病殁，而法尊于二十年抵达拉萨。他是近代汉地僧侣赴西藏学法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译出了大量的西藏经典，是沟通汉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
释法尊，俗家姓温，河北省深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出生。法尊幼年家庭贫困，断续读了三年私塾即辍学，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八岁时到保定府皮鞋店做学徒，以经常生病，致手艺无成，乃有厌世出家的思想。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春末，逃离皮鞋店，到五台山投入玉皇庙出家，依瑞普和尚(法名觉祥)落发，法名妙贵，字法尊。在庙中撞钟击楗，随众操作杂务，早晚学习念诵功课。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依太虚法师出家的大勇法师，途经五台山，玉泉庙寺众请大勇开示，大勇为众讲《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法尊初闻法义，心生欢喜，遂对听经发生兴趣。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春节期间，山中广济茅篷打佛七，法尊去参加，佛七后即留在广济茅篷参学，夏天复听大勇讲《阿弥陀经》，及听远参法师讲《梵网经》，对佛经中的名相有了初步的理解。到了下半年，闻得北京法源寺传戒，同时太虚法师也在北京广济寺讲经，法尊随着大勇到了北京。时太虚法师在武昌筹办佛学院，法尊在大勇的引见下，谒见了太虚法师，申述他欲入佛学院的愿望，蒙太虚法师面允。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随着诸戒子到南京宝华山入昌隆寺学习戒法。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冬初，武昌佛学院开学，法尊离开宝华山到武昌入学，在院两年，先后学习《俱舍颂》、因明学、佛教史、三论、《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密宗纲要》等经论，对于佛教的大、小、显、密有了一个轮廓的认识。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冬，大勇由日本学“东密”回国，在佛学院传授文殊修法，法尊亦预会学习。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法尊自武昌佛学院毕业，时大勇法师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函约武院毕业同学到北京学藏文。法尊与同学大刚、超一、严定、观空、法舫等联袂北上，到北京入藏文学院受学。
大勇创设藏文学院的目的，在于联络同道入藏学法。他曾请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尊者到院为导师，为学僧讲解西藏佛教各派传承、学法、修持、成就过程等。大勇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把藏文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做入藏学法准备。并得到武汉地区护法居士汤铸新、胡子笏、但怒刚、刘亚休等经济上的支持(特别是曾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子笏居士支持最力)，乃于是年六月四日成行。学法团一行二十余人，由大勇任团长，除数位办事务的居士外，出家众有法尊、法舫、观空、严定、超一、朗禅、雪松、大刚、恒演、密悟、密慧、天然、圆住、会中、密吽、法芳、恒明、智三等二十四人。学法团由北京出发，经汉口、宣昌、重庆抵达嘉定，登峨嵋山住下来，打佛七兼以避暑。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末，学法团由四川嘉定启程赴西康雅安，这时团员加上驮夫，总数到了三十多个人。嘉定到雅安这条路上，土匪出没，安全堪虞。但团员们学法心切，不把匪患放在心上；也亏得土匪希望政府招安，对学法团不但不加骚扰，反加以保护企图立功，这样学法团平安到了雅安。在雅安休息数日，经十余日行程到打箭炉，途中有惊无险，到打箭炉暂住安却寺。时序已到寒冬，大勇法师临时请了一位土着藏文教师，为大家补习藏文。
那位教师藏语还可以，藏文并不高明，到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春，法尊、朗禅两人不愿再浪费时间，要求大勇同赴跑马山去学经。大勇应允，与三人同到跑马山，依一位慈愿大师学藏文文法，及宗喀巴大师的《苾刍戒释》、《菩萨戒释》、《菩提道次第略论》。这一年的学习，使法尊对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他在〈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出了他学习的心得：
这一年所求的学非常满意，对于藏文方面也大有进境，对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因为见到《苾刍戒释》、《菩萨戒释》的组织和理论，是在内地所见不到的事。尤其是那部《菩提道次第略论》的组织和建立，更是我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我觉得发心求法的志愿，总算得到了一点小结果，那怕我就算死在西康，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
滞留打箭炉期间，法舫接到太虚大师的信，催促他回武昌佛学院。法舫以入藏因缘未具，就回武昌去了。是年十月，四川籍的能海法师，带着一位永光师也到了跑马山，同依慈愿大师学法。大勇集合学法团团员法尊、朗禅、观空、大刚、严定、超一等十五人，加上能海、永光共十七人，共议决定次春入藏，并于佛前共发大愿曰：
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碎骨粉身，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他乎？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大勇率领学法团人员入藏。这一次出发，有官兵护送，途中县长等官员，对团长大勇郊迎郊送，十分恭维，且争相皈依，大勇也感到十分威风。到了甘孜，住在商人家。因为大勇途中太铺张，西藏方面误认为是政府派遣的人员，来了一纸公文挡驾，不允入藏。并通知甘孜商人，不准带汉人入藏。
到了五月间，朗禅到木娘乡学经，法尊随大勇等移住札迦寺，亲近札迦大师，及依大师的弟子俄让巴、格陀诸古二师学经。法尊依俄让巴听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依格陀诸古学《因明初机入门》、《现观庄严论》、《辨不了义论》等多种经典，使他对西藏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秋间，素负盛名的安东格西到了甘孜札迦寺，朝礼札迦大师，告知大师他受昌都寺之请弘法，请示行止。法尊在格陀诸古的介绍下谒见了安东格西。安东学识渊博，智慧如海，法尊的许多困难死结，皆由安东为他迎刃而解，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他以后依止安东格西的因缘。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戊辰年八月初四)，札迦大师示寂。五日之后──九月二十二日，大勇法师也在札迦寺逝世了。大勇俗名李锦章(西元一八九三～一九二九年)，四川巴县人，清光绪十九年生，民国初年毕业于四川法政学校，曾在军政界任职。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因听佛源法师讲经而皈依佛教。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到上海依太虚法师剃度出家，继而在金山寺受具戒。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东渡日本，在高野山学密，年余后返国，在上海、杭州、武汉弘传东密。继而在北京成立藏文学院，组团入藏。大勇以生活过于艰苦，而积劳致疾，逝世之时年仅三十七岁。
学法团僧侣死于途中者不止大勇一人，先大勇而死者二、三人，未久又有一位智三法师也逝世了。这时学法团的人分散各地，大勇、智三之死，全是法尊办的后事。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春天，法尊与朗禅、常光、慧深一行四人，西行进入西藏，抵达昌都。朗禅、常光两人稍住数日即赴拉萨，而法尊和慧深，是以亲近安东格西为目的，便留在昌都，依安东受学，半年之间，受了四十余部大灌顶。十月随着安东格西到拉萨，继续依安东受学，先后曾学习《因明总义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五次第广论》等经典，直到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夏天离藏为止。
在昌都期间，法尊致书于支持学法团经费最力的胡子笏居士曰：
子笏居士惠鉴：鱼雁相隔，两载有奇矣...此二年之经过，今略而言之。客岁初春，送勇公灵骨返(打箭)...今春三月九日，尊与朗法师等买马起程，二十三日抵昌都，因春草未发，马乏中途，其中之苦，急笔难形矣。
昌都寺中有一格西(按即安东格西)学德兼优，映夺全藏，原籍青海，民国初时由青海来甘孜，依札迦大师遍学显密。次承师命赴果罗地界，建兴正法，凡六、七载，养成弘法将才多人。次受昌都寺之请，亦于寺中重振遗教
尊初来昌都之愿，实欲将此格西迎回中国，渐学渐译，渐次弘传，以免多年羁留藏地之苦，中华亦有早日弘法之望，敝院之果亦可速熟，勇公之志亦得早满，诸居士施助之苦衷，亦必不致空无果利矣。
更加虚公老师(按指太虚大师)欲办世界佛学院，其中藏文佛教一科，亦难洽人以维持耳。此志前已函启虚老法师，深蒙赞许。尊至昌都时，即将此意详白格西座前，格西亦深赞励...。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法尊接连收到太虚大师的信函，催促他速回重庆，主持新创设的“汉藏教理院”。他自感吃尽千辛万苦才到了西藏，所学无多就弃宝藏而不挖掘，实在可惜。但以太虚大师是他唯一无二的恩师，不回去有违大师的期望，不得已于是年冬初离开拉萨，搭上商帮骑马同行，取道印度返回重庆。
抵达印度，他认为若不朝礼圣迹，将会终身遗憾。他朝礼了佛陀成道处菩提道场，佛陀初转*轮处的鹿野苑，佛陀涅槃处的拘尸那城沙罗树林，再往尼泊尔朝礼佛陀诞生处的蓝毗尼园。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加尔加答，参观大诗人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继而买轮东渡，到仰光朝礼大金塔，并在慈航法师创立的“中国佛学会”讲经。到了初夏，乘轮船经槟榔屿、新加坡，六月抵达上海，随即转赴奉化雪窦寺，谒见太虚大师。问大师报告数年学法的经过，大师也对他说明汉院创立的过程及现状，要他及早赶到重庆。法尊在雪窦寺住了数日，辞别大师到南京访友，然后返回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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