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尊法師與漢藏教理院
于淩波
法尊法師(西元1902～1980年)
法尊法師，也是民國初年與能海法師同時入藏學法的僧侶之一。民國十叁年(一九二四年)，自日本學東密回國的大勇法師，在北京慈因寺設立“藏文學院”，武昌佛學院的首屆畢業生多人由武漢北上，入院就讀，法尊也是武昌首屆畢業，而入藏文學院求學者。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改藏文學院爲藏留學法團，率領團員二十余人首途赴藏。途中大勇于十八年病殁，而法尊于二十年抵達拉薩。他是近代漢地僧侶赴西藏學法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譯出了大量的西藏經典，是溝通漢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
釋法尊，俗家姓溫，河北省深縣人，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出生。法尊幼年家庭貧困，斷續讀了叁年私塾即辍學，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十八歲時到保定府皮鞋店做學徒，以經常生病，致手藝無成，乃有厭世出家的思想。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春末，逃離皮鞋店，到五臺山投入玉皇廟出家，依瑞普和尚(法名覺祥)落發，法名妙貴，字法尊。在廟中撞鍾擊楗，隨衆操作雜務，早晚學習念誦功課。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依太虛法師出家的大勇法師，途經五臺山，玉泉廟寺衆請大勇開示，大勇爲衆講《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法尊初聞法義，心生歡喜，遂對聽經發生興趣。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春節期間，山中廣濟茅篷打佛七，法尊去參加，佛七後即留在廣濟茅篷參學，夏天複聽大勇講《阿彌陀經》，及聽遠參法師講《梵網經》，對佛經中的名相有了初步的理解。到了下半年，聞得北京法源寺傳戒，同時太虛法師也在北京廣濟寺講經，法尊隨著大勇到了北京。時太虛法師在武昌籌辦佛學院，法尊在大勇的引見下，谒見了太虛法師，申述他欲入佛學院的願望，蒙太虛法師面允。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後，隨著諸戒子到南京寶華山入昌隆寺學習戒法。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冬初，武昌佛學院開學，法尊離開寶華山到武昌入學，在院兩年，先後學習《俱舍頌》、因明學、佛教史、叁論、《解深密經》、《成唯識論》、《密宗綱要》等經論，對于佛教的大、小、顯、密有了一個輪廓的認識。民國十二年(一九二叁年)冬，大勇由日本學“東密”回國，在佛學院傳授文殊修法，法尊亦預會學習。民國十叁年(一九二四年)夏，法尊自武昌佛學院畢業，時大勇法師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函約武院畢業同學到北京學藏文。法尊與同學大剛、超一、嚴定、觀空、法舫等聯袂北上，到北京入藏文學院受學。
大勇創設藏文學院的目的，在于聯絡同道入藏學法。他曾請西藏哲蚌寺的多傑覺拔尊者到院爲導師，爲學僧講解西藏佛教各派傳承、學法、修持、成就過程等。大勇于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把藏文學院改組爲“留藏學法團”，做入藏學法准備。並得到武漢地區護法居士湯鑄新、胡子笏、但怒剛、劉亞休等經濟上的支持(特別是曾任福建省長的胡瑞霖子笏居士支持最力)，乃于是年六月四日成行。學法團一行二十余人，由大勇任團長，除數位辦事務的居士外，出家衆有法尊、法舫、觀空、嚴定、超一、朗禅、雪松、大剛、恒演、密悟、密慧、天然、圓住、會中、密吽、法芳、恒明、智叁等二十四人。學法團由北京出發，經漢口、宣昌、重慶抵達嘉定，登峨嵋山住下來，打佛七兼以避暑。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末，學法團由四川嘉定啓程赴西康雅安，這時團員加上馱夫，總數到了叁十多個人。嘉定到雅安這條路上，土匪出沒，安全堪虞。但團員們學法心切，不把匪患放在心上；也虧得土匪希望政府招安，對學法團不但不加騷擾，反加以保護企圖立功，這樣學法團平安到了雅安。在雅安休息數日，經十余日行程到打箭爐，途中有驚無險，到打箭爐暫住安卻寺。時序已到寒冬，大勇法師臨時請了一位土著藏文教師，爲大家補習藏文。
那位教師藏語還可以，藏文並不高明，到了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初春，法尊、朗禅兩人不願再浪費時間，要求大勇同赴跑馬山去學經。大勇應允，與叁人同到跑馬山，依一位慈願大師學藏文文法，及宗喀巴大師的《苾刍戒釋》、《菩薩戒釋》、《菩提道次第略論》。這一年的學習，使法尊對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他在〈入藏的經過〉一文中，說出了他學習的心得：
這一年所求的學非常滿意，對于藏文方面也大有進境，對于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因爲見到《苾刍戒釋》、《菩薩戒釋》的組織和理論，是在內地所見不到的事。尤其是那部《菩提道次第略論》的組織和建立，更是我從未夢見過的一個奇寶。我覺得發心求法的志願，總算得到了一點小結果，那怕我就算死在西康，我也是不會生悔恨心和遺憾的了。
滯留打箭爐期間，法舫接到太虛大師的信，催促他回武昌佛學院。法舫以入藏因緣未具，就回武昌去了。是年十月，四川籍的能海法師，帶著一位永光師也到了跑馬山，同依慈願大師學法。大勇集合學法團團員法尊、朗禅、觀空、大剛、嚴定、超一等十五人，加上能海、永光共十七人，共議決定次春入藏，並于佛前共發大願曰：
赴藏求法乃吾侪之志願，境愈困難，志愈堅定，縱令碎骨粉身，尚期來生滿願，何況其他乎？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大勇率領學法團人員入藏。這一次出發，有官兵護送，途中縣長等官員，對團長大勇郊迎郊送，十分恭維，且爭相皈依，大勇也感到十分威風。到了甘孜，住在商人家。因爲大勇途中太鋪張，西藏方面誤認爲是政府派遣的人員，來了一紙公文擋駕，不允入藏。並通知甘孜商人，不准帶漢人入藏。
到了五月間，朗禅到木娘鄉學經，法尊隨大勇等移住劄迦寺，親近劄迦大師，及依大師的弟子俄讓巴、格陀諸古二師學經。法尊依俄讓巴聽講《菩提道次第廣論》，依格陀諸古學《因明初機入門》、《現觀莊嚴論》、《辨不了義論》等多種經典，使他對西藏學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秋間，素負盛名的安東格西到了甘孜劄迦寺，朝禮劄迦大師，告知大師他受昌都寺之請弘法，請示行止。法尊在格陀諸古的介紹下谒見了安東格西。安東學識淵博，智慧如海，法尊的許多困難死結，皆由安東爲他迎刃而解，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是他以後依止安東格西的因緣。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戊辰年八月初四)，劄迦大師示寂。五日之後──九月二十二日，大勇法師也在劄迦寺逝世了。大勇俗名李錦章(西元一八九叁～一九二九年)，四川巴縣人，清光緒十九年生，民國初年畢業于四川法政學校，曾在軍政界任職。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因聽佛源法師講經而皈依佛教。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到上海依太虛法師剃度出家，繼而在金山寺受具戒。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東渡日本，在高野山學密，年余後返國，在上海、杭州、武漢弘傳東密。繼而在北京成立藏文學院，組團入藏。大勇以生活過于艱苦，而積勞致疾，逝世之時年僅叁十七歲。
學法團僧侶死于途中者不止大勇一人，先大勇而死者二、叁人，未久又有一位智叁法師也逝世了。這時學法團的人分散各地，大勇、智叁之死，全是法尊辦的後事。
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年)春天，法尊與朗禅、常光、慧深一行四人，西行進入西藏，抵達昌都。朗禅、常光兩人稍住數日即赴拉薩，而法尊和慧深，是以親近安東格西爲目的，便留在昌都，依安東受學，半年之間，受了四十余部大灌頂。十月隨著安東格西到拉薩，繼續依安東受學，先後曾學習《因明總義論》、《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五次第廣論》等經典，直到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年)夏天離藏爲止。
在昌都期間，法尊致書于支持學法團經費最力的胡子笏居士曰：
子笏居士惠鑒：魚雁相隔，兩載有奇矣...此二年之經過，今略而言之。客歲初春，送勇公靈骨返(打箭)...今春叁月九日，尊與朗法師等買馬起程，二十叁日抵昌都，因春草未發，馬乏中途，其中之苦，急筆難形矣。
昌都寺中有一格西(按即安東格西)學德兼優，映奪全藏，原籍青海，民國初時由青海來甘孜，依劄迦大師遍學顯密。次承師命赴果羅地界，建興正法，凡六、七載，養成弘法將才多人。次受昌都寺之請，亦于寺中重振遺教
尊初來昌都之願，實欲將此格西迎回中國，漸學漸譯，漸次弘傳，以免多年羁留藏地之苦，中華亦有早日弘法之望，敝院之果亦可速熟，勇公之志亦得早滿，諸居士施助之苦衷，亦必不致空無果利矣。
更加虛公老師(按指太虛大師)欲辦世界佛學院，其中藏文佛教一科，亦難洽人以維持耳。此志前已函啓虛老法師，深蒙贊許。尊至昌都時，即將此意詳白格西座前，格西亦深贊勵...。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年)，法尊接連收到太虛大師的信函，催促他速回重慶，主持新創設的“漢藏教理院”。他自感吃盡千辛萬苦才到了西藏，所學無多就棄寶藏而不挖掘，實在可惜。但以太虛大師是他唯一無二的恩師，不回去有違大師的期望，不得已于是年冬初離開拉薩，搭上商幫騎馬同行，取道印度返回重慶。
抵達印度，他認爲若不朝禮聖迹，將會終身遺憾。他朝禮了佛陀成道處菩提道場，佛陀初轉*輪處的鹿野苑，佛陀涅槃處的拘屍那城沙羅樹林，再往尼泊爾朝禮佛陀誕生處的藍毗尼園。民國二十叁年(一九叁四年)二月到加爾加答，參觀大詩人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繼而買輪東渡，到仰光朝禮大金塔，並在慈航法師創立的“中國佛學會”講經。到了初夏，乘輪船經槟榔嶼、新加坡，六月抵達上海，隨即轉赴奉化雪窦寺，谒見太虛大師。問大師報告數年學法的經過，大師也對他說明漢院創立的過程及現狀，要他及早趕到重慶。法尊在雪窦寺住了數日，辭別大師到南京訪友，然後返回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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