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俗家探視。八月初經武漢抵達重慶。
漢院之成立，始緣于民國十九年(一九叁○年)，太虛大師應四川佛教會之請，入川弘法。與四川省主席劉湘見面，劉湘談及欲選派漢僧入藏留學，以溝通漢藏文化。大師謂不如在四川設立學校，集合漢藏僧青年加以訓練，做爲促進漢、藏民族團結的橋梁。劉氏贊同此議，複得成都、重慶諸大居士何北衡、王旭東、王曉西等之協助，乃以重慶北碚缙雲寺爲院址，命名曰“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二十一年春，太虛大師命弟子中四川籍的滿智法師，赴重慶設置籌備處，負責漢院的籌備工作。滿智于半年之間，把一座破落不堪的缙雲寺，整理成一所教學的學府。太虛大師乃命滿智爲漢院教務主任，負責院務；以超一爲事務主任，以岫廬、慧松等爲教師。是年暑假招生，于八月二十日舉行開學典禮，太虛大師親臨主持，以“澹甯明敏”四字爲校訓，並賦詩曰：
溫泉辟幽徑，斜上缙雲山；
岩谷喧飛瀑，松杉展笑顔。
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禅關；
佛地無余障，人天自往還。
漢院初創，百廢待舉，滿智主持院務年余，以辛勞過度，患了喀血病，于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年)辭職養病。太虛大師因命遍能法師暫爲維持，遍能處理事務不周到，教員傳戒(即後來的巨贊法師)、熊東明(出身于南京支那內學院)，醞釀改漢院爲支那內學院二院，幸院護何北衡居士不爲所動，改組之謀未逞。是以大師催促法尊由西藏速回重慶，俾能到漢院主持院務。法尊于民國二十叁年(一九叁四年)八月抵達漢院後，以代理院長的名義，代太虛大師挑下了重擔。法尊接事後，先後得葦舫、塵空相助，漢院始安定下來。
法尊在漢院期間，他一直挂念著請安東格西到內地弘法，以便學習他前所未學到的教理。但要迎請密教大德，必須有足夠的經費，以此他頗爲蹰躇。民國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他會見了在成都弘法的阿旺堪布，阿旺邀法尊到啥冀簿員愠锟睢Ｋ擻谑悄晗奶斓攪順啥迹⑼安冀艙驢Υ笫λ斓摹捶⒃肝摹擔謂滄诳Π痛笫Φ摹對燈鹪蘼邸罰ㄗ鸬Ｈ斡镆耄锛艘槐視氚捕裎鞯穆販選Ｇ锛荊ㄗ鸢押涸涸何窠桓濤裰魅撾撤ㄊΥ恚俣雀拔鞑亍
br/> 法尊二度入藏的主要目的，是迎請安東格西，但還另有他的理念，他在〈入藏的經過〉一文中說得很明白：
我想迎師的原因，便是我覺得一個人用盡一生精力去求學，也難得學好和學完善，尤其是想翻譯經論，對于漢文和佛學必須先有相當根柢，學好藏文佛學之後，才能夠正式翻譯。不然，就是將藏文佛學，學到第一等第一名格西的程度，仍然是個藏文佛學的格西，遇見真正翻譯的時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與翻譯經論和世間書籍，何益之有呢？
法尊二次入藏，仍取道海路。他于民國二十四年(一九叁五年)九月底由重慶出發，先到南京領取護照，到上海面谒太虛大師報告經過，然後由上海買輪赴香港，轉輪抵新加坡，再轉赴仰光，休息周余，由仰光買輪赴印度，于是年十二月下旬抵加爾各答。購置入藏所需的用品行裝後，于民國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元月中旬，與一位葉增隆先生一同雇騾馱行裝，兩人隨騾徒步入藏。
途中爲避免英國人的刁難，凡至關隘，必先躲起來，半夜再悄然逃過。法尊自回到內地後，一年多很少走遠路，又因新做的皮靴太緊，上路第二日便將腳後跟磨掉了兩塊皮，下午又擠磨掉了叁個腳趾甲，痛徹心肺，他仍咬牙前進。晚間住在桑零曲喀的荒村中，臘月寒天，溫度零下二十度，兩足疼痛難以入眠。第二天仍然上路，走了七日，抵達大鎮帕裏克，住在漢人朋友馬義才的商號中，休息數日，馬義才爲他和葉增隆雇了兩匹騾子代步，繼續上路。叁天後是農曆正月初一，兩人在翻山的最高點卡爐過夜。又繼續前行數日，于二月中旬(舊曆正月初九)到達拉薩。
這時安東格西在拏墟絨波寺弘法。他找到格西的管家，管家交給了他兩封安東格西的信，信中要他在拉薩請到所需的經書數馱，到帕克裏會合同去昌都。他歡喜萬分，精神一振，連身上的病痛都好了一半。繼而就忙著請經書的事。不意數日之後，格西的管家面帶悲戚的找到他，說專差趕來告知，格西于正月初二在拏墟圓寂了。法尊聞此噩耗，一陣熱血上湧，幾乎昏倒。他強忍悲痛，到各處佛殿供燈，並致電給法舫法師曰：
法舫兄惠鑒：尊于古曆正月九日到拉薩，聞恩師去夏受拏墟施主請往弘法...嗚呼！天不佑人，茲于十四日驚悉恩師已于正月初二日，棄舍一切苦惱衆生而圓寂，聞信之下，幾至昏倒...今日即當更整行裝往拏墟拜谒恩師遺身也。噫！弟此次由南洋而印度而西藏，途中已大受創，足破腳腫，已成跛人，初尚仗心中喜樂以維持，今者苦痛生于身，憂惱攻于內，或亦不久于此世乎！此行大約一月半始能返藏，急上數言，余容後敘...法尊拜上，古正月十八。
發出電報後，他隨著安東格西的管家弟子等同赴拏墟，途中遇上大風雪，雪厚尺余，沿途冰天雪地，加以一行人途中全是露天食宿，使法尊罹患了腿部轉筋的毛病，同時又患了痢疾。拖著病體于二十二日抵達絨波寺，休養數日，叁月六日爲安東格西荼毗之期，衆人推法尊主法，法尊乃以大威德護摩法焚化，事畢返回拉薩。
在拉薩他依止绛則法王學法，聽講《苾刍戒》、《德光論》、《具舍論.隨眠品》等。同時另外拜訪了幾位大德，請入內地弘法。這些人有的是爲事所阻，有些是不願到內地，結果是一位也沒有請到。八月間，又連奉太虛大師及漢藏教理院函電催促，他乃將請到的經書先包紮成馱。時因夏季河水未退，于十月下旬始依騾幫成行，十一月抵印度，將經書交轉運公司轉運，他個人先買輪東歸。
法尊于民國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十月離開西藏時，請回的有《藏文大藏經》，和宗喀巴大師及其弟子們的大批著作，在印度交由轉運公司運回。他自己則經香港轉廣州，乘火車抵武漢，到武昌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即武昌佛學院舊址)，法舫法師接待他住下。住了半個月，爲圖書館研究部學員講倆一部《唯識二十頌》及《菩提道次第修法》，于十二月下旬溯江西上，民國二十六年(一九叁七年)元旦期間抵達重慶，回到缙雲山的漢藏教理院。院務在葦舫法師代理下一切安定，課程由嚴定法師等任教，也照常進行。法尊回院後稍爲休息，即奉太虛大師命，以代院長名義接下院務，開始了他的教學與翻譯工作。
是年七月日寇侵華戰爭爆發，九月太虛大師入川，上缙雲山爲漢院學生講話，繼而駐錫重慶長安寺佛學社。及至京滬被日寇竊占後，武漢成爲軍事重鎮，民國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年)春，法舫解散了世佛苑的研究班，也到了重慶。太虛大師命他到漢院接任教務主任，爲法尊分勞，法尊得有較多時間從事譯經工作。
由民國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年)到民國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這段時間，是漢院教師陣容最堅強的階級。除了最受學生敬仰的法尊、法舫外，他如印順、雪松、福善、嚴定，及學監佛性等，都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還有一位張仲如(純一)教授，他本是基督教徒，後來皈依了佛教，寫過一冊《佛化基督教》，流通極廣。他在日寇侵華時避難到了重慶，太虛大師請他到漢院任教，爲學僧講《墨子》。
教理院的學製，是太虛法師製定的。大師一向主張八宗並弘，所以院內課程沒有宗派之分。同時亦重視學僧的修持，和一般寺廟一樣，學僧早晚要上殿，早殿後要坐香。所授課程，有被西藏佛教稱爲兩大車軌的中觀與唯識，同時亦有具中國特色的天臺學、華嚴學，及小乘俱舍學，《四分律戒本》，各宗宗史等，科目可說相當完備。而藏文一科更爲必修的科目，目的自然是將來要負起溝通漢藏佛教文化的重任。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叁九年)七月，教理院舉行第二屆學僧畢業典禮。太虛大師上缙雲山親自主持典禮，並開辦了一個爲時叁周的暑期訓練班。爲學生講《我的佛教運動略史》、《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前者使學僧們認識了大師改革佛教的悲願與理念；後者使學僧們對于整個佛法，有了概念性的認識。
抗戰期間，漢院也出了一些傑出的學生，如正果、演培、妙欽、續明，白慧等，後來都是弘化一方的法將。演培于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由香港來臺灣，除辦學外，擔任過臺北善導寺、日月潭玄奘寺等大寺院的住持，後來弘化東南亞叁十余年。妙欽後來在菲律賓弘化，續明在臺灣主持福嚴佛學院，晚年弘化東南亞。白慧曾隨法舫留學印度國際大學、蒲那大學，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一九五一年回到大陸。以上這些人，前叁位已先後逝世了，白慧在大陸則生死不詳。
這裏特別要介紹的，是正果法師(西元一九一叁～一九八七年)，他是四川自貢市人，十九歲出家，民國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考入漢藏教理院，在本科、研究部先後讀了六年，民國叁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畢業，以成績優異，留校任教。民國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寇侵華失敗，無條件投降，外地來的教師先後複員東下，正果繼任教務主任，成漢院後期，法尊最得力的助手。
民國叁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叁月十七日，太虛大師于上海玉佛寺示寂，法尊聞訊趕赴上海奔喪，院務交由正果代理。民國叁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冬，國民政府退遷臺灣，解放軍入川，法尊急于返回河北家鄉探視，離開了他主持十五年余的漢藏教理院。一九五○春，法尊到北京，參加了菩提學會翻譯組的工作。是年冬季，正果到北京與法尊見面，商議把漢藏教理院，交給解放軍西南軍區文教處，法尊同意，這一所成立後曆時二十年的學府也于此結束。
一九五六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了中國佛學院，法尊出任副院長，兼授佛學課程。他的晚年生活，在〈法尊法師自述〉一文中說：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學院解後，我被打成黑幫，參加體力勞動。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幫名義，恢複自由。一九七叁年後，患心髒病，養病至今。(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事實上，下放勞動期間，受了不少折磨，兩腳砸傷致殘，以後不良于行，他都沒有寫出來。就在這篇〈自述〉完成之後的一年有余，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圓寂于北京廣濟寺。世壽七十九歲，戒臘五十九夏。
法尊一生對于佛教的貢獻，在于弘揚藏傳佛教，溝通漢藏文化；而這些貢獻的基本關鍵，在于他翻譯了大量的西藏佛教經典，寫出了不少有關西藏佛教的論文，爲信仰、研究西藏佛教者提供了指標與方便。
法尊的譯經事業，可以分爲叁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至二十五年(一九叁六年)的十二年間。這十二年，前九年還是修學階段，並且兩度入藏學法占去了十年以上，民國二十叁年(一九叁四年)到漢藏教理院後才開始譯經。這一階段主要的譯作計有：
《菩薩戒品釋》二冊、《菩提道次第廣論》二冊、《密宗道第論》一冊、《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二冊、《辨了不了義論釋難》二冊。
第二階段，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叁七年)至民國叁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十余年間，也是他譯作量最高的一段時間。這十余年他主持教理院，在重慶、成都兩地講經說法，但仍譯出了：
《現觀莊嚴論略釋》一冊、《密宗道次第廣論》二冊、《苾刍學處》一冊、《地道建立》一冊、《入中論顯密意疏》一冊、《菩提道次第略論》一冊、《修菩提心七義論》一冊，以及《辨法法性論》、《七十空性論》、《緣起贊釋》等。論著方面，主要的有《現代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讀本》等。
第叁階段，是一九五○年他入北京菩提學會譯經組起，至一九八○年圓寂止。這叁十余年間，只有在菩提學會時期，譯出了《五次第論》、《七寶論》、《四百論頌》、《俱舍論略釋》、《入中論略釋》等數種，一九五五年爲《大百科全書》宗教部分撰寫了若幹條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譯出了一部《格西曲劄藏文字典》，極俱實用價值。
一九六六年起，持續十年之久的曆史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他的譯作事業是一片空白。直到圓寂之前的叁年間，抱病譯出叁部有關因明的著作，爲《釋量論》、《釋量論略解》、《集量論》，這是他一生最後的譯作。
《法尊法師與漢藏教理院》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