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俗家探视。八月初经武汉抵达重庆。
汉院之成立，始缘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太虚大师应四川佛教会之请，入川弘法。与四川省主席刘湘见面，刘湘谈及欲选派汉僧入藏留学，以沟通汉藏文化。大师谓不如在四川设立学校，集合汉藏僧青年加以训练，做为促进汉、藏民族团结的桥梁。刘氏赞同此议，复得成都、重庆诸大居士何北衡、王旭东、王晓西等之协助，乃以重庆北碚缙云寺为院址，命名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二十一年春，太虚大师命弟子中四川籍的满智法师，赴重庆设置筹备处，负责汉院的筹备工作。满智于半年之间，把一座破落不堪的缙云寺，整理成一所教学的学府。太虚大师乃命满智为汉院教务主任，负责院务；以超一为事务主任，以岫庐、慧松等为教师。是年暑假招生，于八月二十日举行开学典礼，太虚大师亲临主持，以“澹宁明敏”四字为校训，并赋诗曰：
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自往还。
汉院初创，百废待举，满智主持院务年余，以辛劳过度，患了喀血病，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辞职养病。太虚大师因命遍能法师暂为维持，遍能处理事务不周到，教员传戒(即后来的巨赞法师)、熊东明(出身于南京支那内学院)，酝酿改汉院为支那内学院二院，幸院护何北衡居士不为所动，改组之谋未逞。是以大师催促法尊由西藏速回重庆，俾能到汉院主持院务。法尊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八月抵达汉院后，以代理院长的名义，代太虚大师挑下了重担。法尊接事后，先后得苇舫、尘空相助，汉院始安定下来。
法尊在汉院期间，他一直挂念着请安东格西到内地弘法，以便学习他前所未学到的教理。但要迎请密教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以此他颇为蹰躇。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他会见了在成都弘法的阿旺堪布，阿旺邀法尊到啥冀簿员愠锟睢Ｋ擞谑悄晗奶斓搅顺啥迹⑼安冀舱驴Υ笫λ斓摹捶⒃肝摹担谓沧诳Π痛笫Φ摹对灯鹪蘼邸罚ㄗ鸬Ｈ斡镆耄锛艘槐视氚捕裎鞯穆贩选Ｇ锛荆ㄗ鸢押涸涸何窠桓涛裰魅挝撤ㄊΥ恚俣雀拔鞑亍
br/> 法尊二度入藏的主要目的，是迎请安东格西，但还另有他的理念，他在〈入藏的经过〉一文中说得很明白：
我想迎师的原因，便是我觉得一个人用尽一生精力去求学，也难得学好和学完善，尤其是想翻译经论，对于汉文和佛学必须先有相当根柢，学好藏文佛学之后，才能够正式翻译。不然，就是将藏文佛学，学到第一等第一名格西的程度，仍然是个藏文佛学的格西，遇见真正翻译的时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与翻译经论和世间书籍，何益之有呢？
法尊二次入藏，仍取道海路。他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底由重庆出发，先到南京领取护照，到上海面谒太虚大师报告经过，然后由上海买轮赴香港，转轮抵新加坡，再转赴仰光，休息周余，由仰光买轮赴印度，于是年十二月下旬抵加尔各答。购置入藏所需的用品行装后，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中旬，与一位叶增隆先生一同雇骡驮行装，两人随骡徒步入藏。
途中为避免英国人的刁难，凡至关隘，必先躲起来，半夜再悄然逃过。法尊自回到内地后，一年多很少走远路，又因新做的皮靴太紧，上路第二日便将脚后跟磨掉了两块皮，下午又挤磨掉了三个脚趾甲，痛彻心肺，他仍咬牙前进。晚间住在桑零曲喀的荒村中，腊月寒天，温度零下二十度，两足疼痛难以入眠。第二天仍然上路，走了七日，抵达大镇帕里克，住在汉人朋友马义才的商号中，休息数日，马义才为他和叶增隆雇了两匹骡子代步，继续上路。三天后是农历正月初一，两人在翻山的最高点卡炉过夜。又继续前行数日，于二月中旬(旧历正月初九)到达拉萨。
这时安东格西在拏墟绒波寺弘法。他找到格西的管家，管家交给了他两封安东格西的信，信中要他在拉萨请到所需的经书数驮，到帕克里会合同去昌都。他欢喜万分，精神一振，连身上的病痛都好了一半。继而就忙着请经书的事。不意数日之后，格西的管家面带悲戚的找到他，说专差赶来告知，格西于正月初二在拏墟圆寂了。法尊闻此噩耗，一阵热血上涌，几乎昏倒。他强忍悲痛，到各处佛殿供灯，并致电给法舫法师曰：
法舫兄惠鉴：尊于古历正月九日到拉萨，闻恩师去夏受拏墟施主请往弘法...呜呼！天不佑人，兹于十四日惊悉恩师已于正月初二日，弃舍一切苦恼众生而圆寂，闻信之下，几至昏倒...今日即当更整行装往拏墟拜谒恩师遗身也。噫！弟此次由南洋而印度而西藏，途中已大受创，足破脚肿，已成跛人，初尚仗心中喜乐以维持，今者苦痛生于身，忧恼攻于内，或亦不久于此世乎！此行大约一月半始能返藏，急上数言，余容后叙...法尊拜上，古正月十八。
发出电报后，他随着安东格西的管家弟子等同赴拏墟，途中遇上大风雪，雪厚尺余，沿途冰天雪地，加以一行人途中全是露天食宿，使法尊罹患了腿部转筋的毛病，同时又患了痢疾。拖着病体于二十二日抵达绒波寺，休养数日，三月六日为安东格西荼毗之期，众人推法尊主法，法尊乃以大威德护摩法焚化，事毕返回拉萨。
在拉萨他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苾刍戒》、《德光论》、《具舍论.随眠品》等。同时另外拜访了几位大德，请入内地弘法。这些人有的是为事所阻，有些是不愿到内地，结果是一位也没有请到。八月间，又连奉太虚大师及汉藏教理院函电催促，他乃将请到的经书先包扎成驮。时因夏季河水未退，于十月下旬始依骡帮成行，十一月抵印度，将经书交转运公司转运，他个人先买轮东归。
法尊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西藏时，请回的有《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们的大批着作，在印度交由转运公司运回。他自己则经香港转广州，乘火车抵武汉，到武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即武昌佛学院旧址)，法舫法师接待他住下。住了半个月，为图书馆研究部学员讲俩一部《唯识二十颂》及《菩提道次第修法》，于十二月下旬溯江西上，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元旦期间抵达重庆，回到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院务在苇舫法师代理下一切安定，课程由严定法师等任教，也照常进行。法尊回院后稍为休息，即奉太虚大师命，以代院长名义接下院务，开始了他的教学与翻译工作。
是年七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九月太虚大师入川，上缙云山为汉院学生讲话，继而驻锡重庆长安寺佛学社。及至京沪被日寇窃占后，武汉成为军事重镇，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法舫解散了世佛苑的研究班，也到了重庆。太虚大师命他到汉院接任教务主任，为法尊分劳，法尊得有较多时间从事译经工作。
由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这段时间，是汉院教师阵容最坚强的阶级。除了最受学生敬仰的法尊、法舫外，他如印顺、雪松、福善、严定，及学监佛性等，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还有一位张仲如(纯一)教授，他本是基督教徒，后来皈依了佛教，写过一册《佛化基督教》，流通极广。他在日寇侵华时避难到了重庆，太虚大师请他到汉院任教，为学僧讲《墨子》。
教理院的学制，是太虚法师制定的。大师一向主张八宗并弘，所以院内课程没有宗派之分。同时亦重视学僧的修持，和一般寺庙一样，学僧早晚要上殿，早殿后要坐香。所授课程，有被西藏佛教称为两大车轨的中观与唯识，同时亦有具中国特色的天台学、华严学，及小乘俱舍学，《四分律戒本》，各宗宗史等，科目可说相当完备。而藏文一科更为必修的科目，目的自然是将来要负起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的重任。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教理院举行第二届学僧毕业典礼。太虚大师上缙云山亲自主持典礼，并开办了一个为时三周的暑期训练班。为学生讲《我的佛教运动略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前者使学僧们认识了大师改革佛教的悲愿与理念；后者使学僧们对于整个佛法，有了概念性的认识。
抗战期间，汉院也出了一些杰出的学生，如正果、演培、妙钦、续明，白慧等，后来都是弘化一方的法将。演培于民国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由香港来台湾，除办学外，担任过台北善导寺、日月潭玄奘寺等大寺院的住持，后来弘化东南亚三十余年。妙钦后来在菲律宾弘化，续明在台湾主持福严佛学院，晚年弘化东南亚。白慧曾随法舫留学印度国际大学、蒲那大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一九五一年回到大陆。以上这些人，前三位已先后逝世了，白慧在大陆则生死不详。
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正果法师(西元一九一三～一九八七年)，他是四川自贡市人，十九岁出家，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考入汉藏教理院，在本科、研究部先后读了六年，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毕业，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教。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寇侵华失败，无条件投降，外地来的教师先后复员东下，正果继任教务主任，成汉院后期，法尊最得力的助手。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示寂，法尊闻讯赶赴上海奔丧，院务交由正果代理。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冬，国民政府退迁台湾，解放军入川，法尊急于返回河北家乡探视，离开了他主持十五年余的汉藏教理院。一九五○春，法尊到北京，参加了菩提学会翻译组的工作。是年冬季，正果到北京与法尊见面，商议把汉藏教理院，交给解放军西南军区文教处，法尊同意，这一所成立后历时二十年的学府也于此结束。
一九五六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学院，法尊出任副院长，兼授佛学课程。他的晚年生活，在〈法尊法师自述〉一文中说：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佛学院解后，我被打成黑帮，参加体力劳动。一九七二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一九七三年后，患心脏病，养病至今。(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事实上，下放劳动期间，受了不少折磨，两脚砸伤致残，以后不良于行，他都没有写出来。就在这篇〈自述〉完成之后的一年有余，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世寿七十九岁，戒腊五十九夏。
法尊一生对于佛教的贡献，在于弘扬藏传佛教，沟通汉藏文化；而这些贡献的基本关键，在于他翻译了大量的西藏佛教经典，写出了不少有关西藏佛教的论文，为信仰、研究西藏佛教者提供了指标与方便。
法尊的译经事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至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的十二年间。这十二年，前九年还是修学阶段，并且两度入藏学法占去了十年以上，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到汉藏教理院后才开始译经。这一阶段主要的译作计有：
《菩萨戒品释》二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密宗道第论》一册、《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
第二阶段，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十余年间，也是他译作量最高的一段时间。这十余年他主持教理院，在重庆、成都两地讲经说法，但仍译出了：
《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苾刍学处》一册、《地道建立》一册、《入中论显密意疏》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缘起赞释》等。论着方面，主要的有《现代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读本》等。
第三阶段，是一九五○年他入北京菩提学会译经组起，至一九八○年圆寂止。这三十余年间，只有在菩提学会时期，译出了《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俱舍论略释》、《入中论略释》等数种，一九五五年为《大百科全书》宗教部分撰写了若干条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译出了一部《格西曲札藏文字典》，极俱实用价值。
一九六六年起，持续十年之久的历史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译作事业是一片空白。直到圆寂之前的三年间，抱病译出三部有关因明的着作，为《释量论》、《释量论略解》、《集量论》，这是他一生最后的译作。
《法尊法师与汉藏教理院》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