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实了知一切差别，破尽尘沙惑。华严宗称差别的现象为事法界，《华严经疏》云:“事法界，界是分义，一一差别，有分齐故。”谓事物之间相摄相入的关系，有有力、无力及隐显、主伴等种种不同。万有尽管千差万别，然因互相依持而缘起故，因同一体性、唯是一心故，本质上是融通不二的，即人们认为矛盾对立、不可调和者，诸如理与事、性与相、智与境、真与妄、佛与众生、明与无明、烦恼与菩提、染与净、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正报(有情)与依报(世界)等，也并不是绝然隔离、敌对、不可融和的，而根本上是一种“不二”关系。人们因不如实知其圆融不二性，才滋生出许多矛盾、冲突、敌对、斗争，触处皆碍。这是天台宗中道第一义谛、华严宗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法界所论述的深理。《大乘止观》卷二:
谓一切世间、出世间事，即以彼世间、出世间性为体故，是故世间、出世间性，体融相摄故，世间、出世间事，亦即圆融相摄无碍也。湛然《十不二门》论述色心、内外、修性、因果、
染净、依正、自他、三业、权实、受润十种不二。华严宗也有同样的说法，如《宗镜录》卷九九云:“事理圆融者，即种种事称理而遍，以真如理为洪炉，融万事为大冶，铁汁洋溢，无异相也。”《华严经旨归》云:
法性融通力故者，谓若唯约事相，互相碍不可入。若唯约理性，则唯一味，不可则入。今则理事融通，具斯无碍。
并将圆融之因缘归纳为诸法无定相故、唯心现故、如幻事故、如梦现故、胜通力故、深定用故、解脱力故、因无限故、缘起相由故、法性融通故十种，“于此十中随一即能令彼诸法混融无碍”〔4〕。
三、诸法本来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将万有体性空、唯是一心因而本质上、本来融通无碍推到极处，则是华严宗所谓事事无碍法界。《华严经疏》云:“事事无碍法界，一切分齐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此法界之内容，智俨归纳为“十玄门”，亦称“十玄缘起”，后来法藏、澄观各自作了修改发挥。十玄门的基本思想，是因为一切皆缘起性空、皆唯心现、唯是本来无碍融通之一真法界所现故，(空间的)大与小、(时间的)一念与长劫(极短与极长)、一与多(个别与整体)、隐与显、主与伴等差别，本来皆融通无碍，可以互相转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粒微尘可包纳宇宙全体，宇宙全体可藏于一粒微尘。万有的实相，如一大因陀罗网，互含互摄，相入相即，每一珠中映现一切珠，一切珠摄入于每一珠，“随举一法，尽摄一切，无碍自在”〔5〕。此诸法实相，终究离凡夫的一切思议分别。《华严五教章》卷四:
法界缘起，乃自在无穷，……圆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可说其状相耳〔6〕。
凡夫因被妄想分别遮障了智能眼，看不到这本具的实相，若如诸佛菩萨，离不如实的妄想分别，便能显现智能，发现不可思议的自在无碍力用，从有碍的、不自由的境地中解脱，获得绝对的自由。天台宗也阐发了这种思想，如《摩诃止观》卷四云:
谓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尘中一切尘，一一心中一切尘，一一尘中一切心，一一尘中一
切刹，一切刹尘亦复然。
观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理具足于当下一念，是此宗圆顿止观的观修之要。
二、圆融精神的运用及表现
在中国佛教中，圆融思想并非只是哲学的玄想、思辨的游戏，而是宗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指针。这是佛陀说法的基本精神，也与本土儒、道诸家哲学终归于伦理履践的传统相符契。太虚大师言:“禅观行演成台、贤教，”二宗教理皆出禅观修持的体证，还用于指导禅观。天台宗以“教观双行”为突出特征，其教理多就止观修持而讲述，直接运用于止观。修行者须先学通教理，获得“圆解”，树立圆满的正见，作为修圆观而证得诸法实相的前提。华严宗的教理亦用于修华严三昧等止观。
在修持上，台、贤、禅等诸宗，皆从真妄一如、世间出世间不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见地出发，将出世间、了生死的修行与现实生活相圆融，将圆观落实于对我人而言最实在的当下一念。天台宗强调“资生产业治世语言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重在就现前一念观“一念三千”。《摩诃止观》卷六:“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华严宗的修持也最终落实于观现前一念。澄观《答顺宗心要法门》云:
若一念不生，则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7〕。
禅宗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将实相、法界指归为当人心性，更注重超越言思，当下顿见本来不可言说的心性，批评华严宗的事事无碍法界仍然“坐在法界量里”。与印度佛教的修证一般都强调离尘避世、舍弃万缘、面壁静坐专修禅观，以期由定发慧，实际将修行与世俗生活打成两橛不同。最能体现中国佛教世、出世间圆融不二的禅宗，主张在生活中、日用云为中参修，在出坡劳动中用功，在动用中悟道，打破了对静坐和出家的形式之执着，真正开辟出了圆融世出世间、圆融世俗生活与宗教修持的实践之道。正如霍韬晦先生所言:中国佛学所设定的最高境界绝对，最后仍然回归于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解消一切对立，以成一超世间而在世间的智能，并落实于身体力行。禅宗预取了三论、天台、华严三宗的教相，“而化为行道上的表现。所以禅宗不是“说”圆融，而是“行”圆融;不是“教上”的圆融而是“教外”的圆融了”〔8〕。圆顿，对佛法的即生乃至当下直了顿证，成为中国化佛学的一大特征。天台宗追求依圆教修行而一生证入相当于别教初地菩萨位的初住，华严宗主张三生证佛果，禅宗更高扬“顿悟成佛”，与印度大乘多劫渐修的通常修证体系迥然有别。这一点在近代被一些学者指责，其实它表现出的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精神，更近于原始佛教。
在运用于修持之外，中国佛教还将圆融思想用于指导“判教”及处理佛教内部各宗派、各种见地，佛教与外学、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用以解决各种矛盾。圆融思想，使中国佛教表现出一种特出的圆融性格。
在判教方面，中国佛教诸宗，虽然通过对全体经教进行判别，说明自己所宗尚者为最圆满的佛法，但皆直探佛陀说法的用心，从随乐、随宜、随治、随义“四随”或世界、为人、对治、第一义“四悉檀”的原则着眼，将佛所说一切经教、各种异说都融通为一，肯定其皆为治病之良药，所谓“药无贵贱，治病则良;法无高下，对机则圆”。又根据缘起法必有差别的原则，努力理清佛说法的因缘和思路，分清深浅偏圆顿渐，虽以尽畅圆融之旨的“圆教”为最圆满，亦予圆教以下的小乘教(藏教)、大乘渐教(或通教)、大乘终教(或别教)以各自的地位和价值。晚唐以来，自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与诸教宗(宗与教)，及主要流行的禅宗、净土二家的关系，成为大家关注、讨论的重大问题。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大德，率多圆融宗与教、禅与净土。如南阳慧忠、宗密、永明延寿等禅师，主张宗、教不二，“教为佛语，宗是佛心”，强调参禅应以经教印证。延寿、清了、悟新、行秀、惟则、梵琦、圆悟、憨山、真可、莲池、元贤、法藏、彻悟等，皆主张禅、净融通，认为“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禅净双修，诸宗融合，成为元明以来中国佛教的普遍趋势。
以判教为前提，中国佛教诸宗对佛教内部的各宗派、各种思想，也以圆融的原则进行判别平章。诸宗在教理方面亦不无争论，但一般皆限于教内的学术讨论，态度友好，只是有理有据地分析批评对方学说的不圆满，肯定其所对之机，承认其价值，不一概否定。只有对违反佛法之异说，及违犯佛教制度的作法，如三阶教、后期白莲宗等，才进行严厉批评。中国佛教诸宗之间，大多保持着和谐融洽的关系，从无不同宗派之间的激烈争斗和战争出现。在这一方面，与印度部派佛教之间因见地不同而分河饮水，及日本、吐蕃佛教亦曾发生佛教内部宗派之间残酷战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印度佛学空有之诤势若水火不兼容，从中国去的玄奘法师特撰《会宗论》三千颂，调和空有，主张“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9〕。表现出中国佛学的圆融风格。只有对虽然打着佛法旗号而实际危害佛教、欺世误人的附佛法外道，如古之罗祖教、今之“*轮功”邪教等，中国佛教界则毫不客气。如明代附佛法的无为教(罗祖教)盛行，莲池大师号召“凡我释子，宜力攘之”〔10〕。当代中国佛教界对*轮功邪教从1996年起便不断进行揭露批判。但即使对此类邪教，中国佛教也只是针对其对佛法的假冒和诋毁，进行口诛笔伐，从不以武力主动攻击，而且还注意从此类邪教的流行中反思佛教自身的缺陷，吸取有益的教训，实际上承认邪教也有其充当反面教员的作用。
中国佛教也以判教的圆融精神，对待佛教以外的其它学说，特别是中土传统的儒、道二家之学。佛教入中土之初，即对本土儒、道之学采取顺应、融会的态度，肯定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会作用，并以“辅翼世教”的社会职能自居，以佛教之五戒和会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语翻译佛典。与佛教同属宗教的道教，从东晋到元初，有时与佛教矛盾较为尖锐，曾有过几次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武”之灭佛及宋徽宗之抑佛，皆以佛、道冲突为重要背景。但佛教对道教的挑战，从来只是以辩论的方式进行响应，有理有据地批驳道士对佛教“三破”、“舍华效夷”等攻击及“老子化胡”说之无据，而对道教崇道敬天化民的社会功能，佛教人士也多予肯定。佛教对儒学虽然多行和会，但这种和会只在世间法的层面，在有关出世间的见地问题上，从来注意保持理论的严肃性，分清佛法与世法，指出儒、道二家世界观、心性论的世间性、不究竟性，以显出唯佛法为堪以超出世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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