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肉和尚现象试释
严耀中
“酒肉和尚”一词的出现实际是佛教戒律中国化后的产物，其本身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该词的含义也从其最初的带正面、肯定的意味转到了负面、否定意味，反映了佛教戒律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文中重提酒肉和尚的相关的历史，对佛教以及其它信仰体系与当今现实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北朝自梁武帝颁断酒肉文起，中国佛教在戒律上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此后时有所谓酒肉和尚的形象在文字记载中出现。唐宋之间则又有一个转折，即文字中的酒肉和尚形象日益被全面否定。这些现象都和社会经济发展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有关。虽然对中国佛教中的素食问题早有不少学者述说过，但较少以“酒肉和尚”形象的演变来作为入眼点，故以此文试释之。
所谓酒肉和尚顾名思义即是吃酒肉的和尚。这种和尚的形象自南北朝起，开始被当时人注意而着墨于史籍。如《魏书》卷十九上《京兆王拓跋太兴传》云：
“初，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斋”。及斋后，僧皆四散，有一沙门方云乞斋余食。太兴戏之曰：“斋食既尽，唯有酒肉”。沙门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只，食尽犹言不饱”。
此僧之所以显得特殊，就是因为他喝酒吃肉。唐初高祖武德年间，“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佛教原先的戒律，仅是不杀生，净肉还是吃的，当然酒是“不合饮”的。佛教传入中土后，至南北朝时，梁武帝颁《断酒肉文》，把禁食肉和饮酒相连，一起作为僧尼的重要规范，并“与诸僧尼共伸约誓，今日僧众还寺以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他警告还要把他们： “驱令还俗，与居家(白)衣随时役使”，甚至“若有容受不相举治者，当反任罪”，及“若不禁断，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威胁以国法来强制执行。并在事实上“公私荤菜悉灭除之。又置昭玄十统，肃清正法，使夫二百万众，绥缉无尘”。值得注意的是北周武帝灭法时，他攻击佛教的第二条理由便是：“经律中许僧受食三种净肉，此教不净”。这势必给佛教僧侣们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象，故在梁武帝之后此戒依然成立，并在统治力量的干预下吃素自律成了中国佛教徒的一个特色。
当吃素成为佛教徒，尤其是僧侣的通行规范时，依然饮食酒肉在僧侣中就成为特殊的反常现象。在梁武帝之前则情况恰恰相反，“众僧多不断酒肉”，素食则作为僧侣的高行戒范而被僧史所特写，如释慧力“晋永和中，来游京师，常乞食蔬苦，头陀修福”；还如刘宋时“有释慧生者，亦止龙光寺，蔬食，善众经，兼工草隶”，又如蜀江阳寺释普明“并戒德高，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及释法瑶“年虽栖暮，而蔬苦弗改，戒节清白，道俗归焉”，南齐时也有沙门慧进“蔬食素衣，誓诵《法华》”，“京师龙华寺复有释僧念诵《法华》、《金光明》，蔬食避世”等等。有的还特地声明戒鱼肉。如南齐时僧慧澄“性贞苦，立素斋，戒鱼肉荤辛”，及法云“断鱼肉。验今意行，颇用相符”。后者指法云不食鱼肉与现世相符而颇有先见之明。这也说明当时僧人一般都是吃 “净肉”的。所以直到梁武帝时代，僧徒喝酒吃肉才会当作一种异常之状被世人所瞩目而记录于文。这也就是本文一开首说至南北朝方有酒肉和尚形象出现的道理所在。
不过开始见诸于文字的那些酒肉和尚形象，往往并非是以戒律的违背者身份出现。如上文中的两个例子，吃喝酒肉却都成了有异行或神通奇僧的标识了。《魏书
京兆王拓跋太兴传》中那位僧人“及辞出后，酒肉俱在，出门追之，无所见”，从而使京兆王爷更加信佛。后一位法琳道人则能和唐高祖力争，“佛法得全，琳之力也”。还如北魏的释檀特“饮酒啖肉，语嘿无常，逆论来事，后必如言”。
正因为如此，所以亦有个别僧侣将酒肉行来凸现自己。如《宋高僧传》卷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云其“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踪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元晓“入酒肆倡家”，当然是一个酒肉和尚的形象了，但这是和他其他殊行一起来表示他的怀志不遇，后来他也据说能“或掷盘而救众，或噀水而扑焚，或数次现形，或六方告灭”，因此这入酒肆倡家依然归于神僧奇行之类。还如五代“晋开运中有僧遇贤，姓林氏，常以酒肉自纵，酒家或遇其饮，则售酒数倍於他，日世号为酒仙，而能告人祸福，必验；与符治疾者，必痊。建隆二年来居是院，创佛屋，修路衢，无虑用钱数百万，虽称丐於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得者。盖其容似灵岩智积圣者，而每与人符，以陈僧为识，或谓为后身”。明代元装，“为嘉福院僧，饮酒食肉，日与儿童嬉戏，市人呼为装颠。每见人即觅酒，醉辄瞋目张拳为金刚之状。见者绝倒”。这元装之状简直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了。
唐代禅宗与密宗的发达，使立地成佛、肉身成佛的观念日益流行，这种观念要求对以往的戒律有新的理解，于是在有关佛教的史料中出现了新的吃酒肉和尚形象。如“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於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歇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絪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说明修佛者着意于心中之佛性，而不拘于外在之形式。又据说有人将毒酒给密僧代病喝，“代病执杯啜之，俄尔酒气及两胫足，地为之偾裂，闻者惊怪，以酒供养，自兹始也”。故此类现象在当时愈发普遍，如《太平广记》卷九十四“法将”条载：“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豚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迳持酒肴，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退让。客僧因坐户下，以手擘豚裹而飡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槃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还如唐贞元时有一号称广陵大师的僧人。“好以酒肉为食”，并“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旁”。有老僧对他说：“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等等？他竟“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如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龊龊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有一天，“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五代时“酷嗜彘肉”的释王罗汉具有“出言若风狂，后亦多验”等神通，被吴越国王敬为“密修神化尊者”。后三个故事不仅显示着神通，还例证了立地成佛和肉身成佛。这里饮食酒肉却成了不可或缺的故事陪衬。
以上所述之吃喝酒肉类和尚并非是后来意义上的酒肉和尚，大体上都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渲染他们的怪诞之处，一方面是为了显凸一些奇僧神僧的特殊点，即所谓“将逆取顺之由，反权合道之意”。所以这类故事多收在诸高僧传的神异篇或感通篇中；另一方面，实质上也是为少数以饮食酒肉犯戒的僧尼作辩解掩护，即所谓“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示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从而在民间维护整个僧团的形象。饮酒食肉现象既然有损于佛教及其社会作用，也就不仅仅是佛教自己的事，故有前文所引梁武帝《断酒肉文》中对那些“僧尼若有饮酒噉鱼肉者”的警告。不过此后僧徒中违戒的现象可能不太显着，文献里反映的社会舆论对此种现象的指责也就相对的少。
但是唐宋之间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下面的二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其间在观念上的一些差异。一是《酉阳杂俎
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云“荆州法性寺僧惟恭”和灵岿因他们“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而被称“一寺二恶”。后来灵岿据说见惟恭因勤念《金刚经》而免地狱之苦，受感悟而 “折节缁门”。这除了宣扬诵《金刚经》能抵销违戒饮酒的罪责外，还表达了对那些饮酒食肉僧人回头“折节缁门”的期企。二是《宋高僧传》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中有二段故事，先云玄奘三藏欲度窥基，“基亦强拒。激勉再三，拜以从命，奋然抗声曰：“听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断情欲、荤血、过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驾累载前之所欲，故关辅语曰“三车和尚”。即贞观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岁丁艰，渐踈浮俗”。若然者，三车之说，乃厚诬也”。又云窥基后来，“行至太原传法，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袠，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於路间遇一老父，问乘何人。对曰：“家属”。父曰：“知法甚精，携家属偕，恐不称教”。基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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