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圆瑛大师年谱》有感
真禅
圆瑛大师是当代高僧。他一生弘法利生、爱国爱教、为法忘躯的精神，早已为国内外的缁素所称道。他著作等身，编有各种经论讲义和弘法诗集，汇编成《圆瑛法汇》一书问世。1989年8月，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龙华寺方丈明旸法师主编的《圆瑛大师年谱》又出版发行，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我有幸拜读了此书的全文，不禁感慨万千。这不仅是因为圆瑛法师的弘法利生、爱国爱教、为法忘躯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而且是因为我与法师曾有许多殊胜因缘，也就是我曾多次有缘聆听法师的讲经，获益良多，因而崇敬之心，数十年中，常萦绕在心头，难以忘却。值此拜读《年谱》之际，触景生情，感慨系之。
记得早在1933年9月，当时我只有18 岁，正在镇江焦山佛学院学习。一天，听说法师在镇江鹤林寺讲经，心向往之。为了一睹久负盛名的法师慈容，亲聆其教诲，即与同学数人结伴而行，过江到鹤林寺听经。法师这次开讲的是《仁王护国经》，演讲的声音铿锵有力，经中的义理解释详尽，譬喻生动，妙趣横生。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我国东三省之际，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法师开讲此经，寓意在于唤醒民众护国。我听了之后，深为法师开讲此经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因而在我的心田中播下了护国、爱国的种子。
1942年，我负笈南下，来到玉佛寺上海佛学院。时，法师为了续佛慧命，培育僧才，在延安西路创办了圆明讲堂，开设了榜严专宗学院。我经常抽空前往聆听法师讲授《楞严经》。老法师在讲演此经时，除了该院的学僧外，上海僧俗前往旁听者甚多，常常座无虚席。由于他讲解此经时机辩纵横，妙语联珠，深入浅出，随机获益，听者无不赞叹悦服。法师又反复告诫，学僧以持戒为学佛之要。法师可谓宗教兼通，信解相应。其弘法利生的精神，足为后学之楷模。
在法师道德和辩才的感召下，我自1950 年7月至1952年12月，有缘挤进圆明讲堂亲聆教诲。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除再次听讲《楞严经》外，还听了《佛说阿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由于晨夕亲近，接受教诲，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多，但引导我重视对于佛教教理的学习和研究，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我今天在教理学习上有所获益，则完全是法师谆谆教导的结果。
正是由于我与法师有这些殊胜的因缘，因此在今天拜读《圆瑛大师年谱》时，感到格外亲切。特别是在读到他老人家为了续佛慧命，创办僧教育，循循善诱地教诲学僧要精研佛理、刻苦用功的教导，读到他老人家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亲赴南洋各地发动华侨佛教徒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后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威武不屈的感人事迹，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他左右亲聆教诲的年代，从内心感到无比的感慨和无限的怀念。
我在拜读《圆瑛大师年谱》的过程中，感到要向老法师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说每一点一滴，只要能真正学到手，都会使自己一生受用不尽。《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余无知者。”又说对此如果“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由此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对《圆瑛大师年谱》也能够做到“受已能读，读已能诵”，牢记在心，其所得收获，也将是无量无边，受用不尽。
我认为老法师有四个方面，最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这就是：要学习他一生为了续佛慧命，不仅自己精研佛理，而且大力培育青年一代学僧的精神；要学习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爱国爱教精神；要学习他发慈悲心，热心佛教事业的精神；要学习他不顾年老体弱，全心全意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第一，我们要学习法师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精神。
大师在受戒后，即效法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的精神，发心参访诸方名刹。他先于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载；后从宁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习禅6年。由于悟解超群，深为冶开、寄禅二老所器重。其后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诸尊宿听经研教，广泛涉猎大小乘经论。他那种精研佛理，刻苦用功，不得通晓，誓不罢休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里只要举出他四十余年精研《楞严经》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可窥见一斑。
法师在24岁时，初听《楞严经》，即感到此经是“末世津梁，禅门关钥”，因而下决心钻研。他曾说：“夫《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教理行果，次第分明；信解修证，了义究竟。悟之者弹指可超无学，迷之者历劫枉受轮回。故我世尊圆显如来藏性，直示首楞严王，只因妄识纷乱，致令真心隐晦。由是三番破识，撤去大定之障碍；十番显见，指明菩提之正因。会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无非藏性。阿难大开圆解，顿获法身，喻屋求门，请示修法。以因契果，令选圆通本根；返妄归真，但向一门深入。次第解结，不修之修；寂灭现前，无证而证。安住楞严大定，万行繁兴；趣向萨婆若海，二严克备。原始要终，不离最初方便；从因克果，疾成无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过于此经者哉！”(圆瑛：《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缘起》)正是由于他把《楞严经》看得如此重要，所以四十多年来研学不辍。其间虽法务繁忙，总是忙里抽闲，时时参究。对于经中疑而未解的问题，即写一纸条贴于座前壁上，然后加以钻研，一有领悟，再三定实，才将纸条撕下。如此着力深究，增益精进，壁上纸条日趋减少，直至不见踪影。于此可见大师深研《楞严》用心之良苦。在此过程中，他因用功过度，曾三次吐血，仍重法轻身，继续探讨。而后讲演此经，达十三次。63岁始发心着述，先出《楞严纲要》1卷，后着《楞严讲义》24卷。由于他研究《楞严》坚韧不拔，别具手眼，故被称为楞严座主。谛闲老法师则赞之为楞严独步。
圆瑛法师不但精研《楞严》，而且对其他大小乘经论莫不如此。如他对《法华经》、《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疏钞》、《大乘起信论》、《性相通说》、《百法明门论》、《仁王护国经》、《普门品》、《佛说八大人觉经》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多次讲演，又大部分编成讲义流传。
法师不仅自己精研教理，而且提倡僧教育，培养青年僧才。
早在1909年初，他在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就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了不少僧才。其后在南洋槟榔屿又创立了“槟城佛教研究会”，聚众研学，培植佛学人才。1945年，在圆明讲堂开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该学院以培植品学双优之佛子，养成解行相应之讲师，弘扬大法，续佛慧命为宗旨。学习内容以《楞严经》为正课，以《圆觉经》、《大乘起信论》、贤台教仪、唯识、汉学为助课，三年毕业。大师逐日亲自授课，为法忘身。当时，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共有学僧30余人，大都学习努力，学有成就。如雪相、无碍、定持、密显等，皆曾在学院学习过。在大师为学僧讲演《楞严经》时，不仅学僧全部参加听讲，而且海上缁素，慕名前往听讲者，络绎不绝，讲舍常为之满。后来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又改名为上海圆明佛学院，招收学僧30余人，聘守培、觉澄等为教师，讲授《大乘起信论》和《圆觉经》等。圆明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先后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至今海内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有许多是毕业于这两个学院的。
学习了圆瑛大师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事迹，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教育。我感到我们佛教徒应该重视佛教教理的学习和研究，应该重视青年僧才的培养。为此，我决心在有生之年，积极学习和研究佛教理论，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粗浅的收获、心得，整理成文，以就正于同道。同时，我还要尽自己的努力，办好上海佛学院，争取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僧才。
第二，我们要学习法师忧国忧民、爱国爱教的大无畏精神。
法师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早在1923年，他对当时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省人民关怀备至，曾两次去台湾弘化和探访骨肉同胞，与台湾佛教界建立了联系，促进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团结。同时，他又在台湾基隆灵泉寺，作了《佛教与人心之关系》的佛学讲演。其中讲到：“凡是人道，皆我同类，皆应亲善，不得互相欺凌，互相杀伐。”(《圆瑛大师年谱》第83页)表示了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台湾暴行的心情。
圆瑛法师还大力提倡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1931年2月，他在新加坡工商学校作《佛法之精神》的讲演，认为“有欲挽回世道，必先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弘扬佛教。”他指出：“佛教救护众生，乃至舍头目脑髓而不吝惜”，所以佛教“是积极救世的”。这种积极救世思想，“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因此，“凡抱爱众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他还认为，如果能“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同上第122～123页)
法师不仅大力宣传佛教救世思想，而且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法师义愤填膺，以中国佛教界领袖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说：“贵国之军阀，竟以侵略之政策，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他希望日本佛教界，“各出广长舌相，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同上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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