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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入侵我国。值此国难当头之际，法师即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组织僧侣救护队，并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担任救护工作。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该救护队即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同时在上海成立佛教医院、佛教掩埋队，又于圆明讲堂设立难民收容所。上海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先后救护伤兵及难民共8273人。中外报纸称他们是“英雄僧侣”、“战神之敌”。其后又组织了汉口僧侣救护队和宁波僧侣救护队，动员僧侣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是年10月，上海沦陷后，法师即偕其徒明旸法师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他们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劝导华侨筹组“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同时利用讲经说法的机会，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海外同胞踊跃捐献。
1938年夏，法师率徒明旸法师回国，抵沪后即视察各收容所、掩埋队和佛教医院。不久，再次与其徒明旸法师至南洋，继续募款，提出“一元钱救国难运动”，所得之款全部汇交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作救国救难之用。
1939年夏，法师和其徒明旸从南洋回国。同年秋，在沪因歹徒告密，谓法师两度去南洋，募款100万元，援助中国抗日，因而与其徒明旸同遭日本淞沪宪兵队逮捕，并押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部。在狱中受到严刑审讯和利诱，乃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毫不动摇与屈服，表现了中国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即在上海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从事撰述。当时，敌伪政府虽多次要求他出任伪中国佛教会会长，均以老病推却，坚拒不就。而他对国家大事未尝一日忘怀。1942年，他在给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赠言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同上181～194 页)
1952年，法师在北京广济寺召开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爱教必须爱国》的长篇讲话。其中说到：“中国佛教徒既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与新中国其他各界人民一样，也热爱祖国。由于热爱祖国，所以各地佛教徒自动订立爱国公约，参加爱国运动，自觉自愿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学习。新中国的佛教徒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参加爱国主义运动，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他指出：“中国佛教徒在解放以后的一切工作，大都本着这个精神做的。”(同上305页)
从以上可以看出，法师的爱国爱教的思想和行动，是贯彻始终的。
法师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教的事迹在《年谱》中还有很多，他经常教导弟子们说：“爱国是人民的天职，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天职。”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加以学习。我曾经在上海佛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过：热爱祖国，为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作出贡献，这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也是佛教教义的基本精神。我还在上海佛学院第二届学僧毕业典礼上讲过：爱国爱教应是每个佛教徒遵守的原则，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今天学习了圆瑛大师的爱国爱教事迹，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些想法。我们佛教徒，在今天，既要爱我们的祖国，为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又要热爱自己所信仰的佛教。要根据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众生平等，以及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等思想和主张，积极投身四化建设的大业。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学到了法师爱国爱教的精神实质。
第三，我们要学习法师发大悲心，热心佛教慈善事业的精神。
法师除了到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外，还十分热心和重视佛教慈善事业，常常发大悲心，创办佛教孤儿院、慈儿院等，使一些丧失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健康地成长，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早在1917年，法师即于宁波创立“宁波普益学校”和“镇海僧立国民学校”。前者为僧校，主要培养出家青年；后者为国民学校，主要培养社会上的贫苦子弟。
1918年，法师在宁波筹办了“宁波白云寺佛教孤儿院”，先任院董，1919年任院长。为什么要办佛教孤儿院？大师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佛之为教也，以慈悲为宗旨，以智慧为先导。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皆由无边法界智轮，照见一切众生是佛，同一觉性。只因一念之迷，致今多劫受苦，故起同体大慈大悲，欲举法界众生而普度之。”他认为：“天下无告之民有四：曰鳏寡孤独。虽宿因所感，苦果自招，而贫苦孤儿，尤属苦中之苦，年龄幼稚，知识未开，无怙无恃，匪衣匪食，若不得慈善仁人而救济之，势必流为乞丐。纵然不冻馁而死，及其壮也，无资生之生活，无自立之能力。为窃为盗，靡所不至。岂非社会多一分恶人，官厅多几许案牍，人民费许多防范，村落受许多危险。圆瑛爰鉴及此，对于教旨，对于社会，反复三思，则建设佛教孤儿院，势所不容缓也。”还说：“慈悲之道，为佛教之宗旨；与乐拔苦，固佛子之天职。”“既然社会对于孤儿院，未曾开办，我等理当协助建设，以为之倡，将来必有继起者。”(同上73～74页)法师在这里把创办佛教孤儿院的目的与宗旨，阐述得详尽无遗。宁波孤儿院成立后，即收养孤儿70余人，“非独食之以食，衣之以衣，而且教之以学，授之以艺，俾得资身生活，而有自立能力，免作社会无用废民，可为国家完全份子”。(同上)几年中，该院在法师亲自指导下，工读并重，教养兼施，成绩卓着，名传江浙。佛教兴办慈善事业，于此孤峰突出，深受社会及佛教界的赞扬。
1924年，法师又于福建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被推举为院长。为了筹募慈儿院基金，法师于1926年第四次远渡南洋，通过讲经说法，向各界劝募。所得之款，于马六甲组织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将所得息金，分期汇交“泉州开元慈儿院”，使该院得以持续发展。“泉州开元慈儿院”成立后，陆续收养孤儿200多名。其学科设置悉同普通学校，所有膳禽、衣服、卧具、医药等费用，全部免收，采取教养并重的原则。数年之中，造就人才颇多，受到社会各界和佛教界的称道。
法师在创办了“宁波孤儿院”和“泉州开元慈儿院”之后，再次阐明自己办院的宗旨。他说：“圆瑛先后所办孤儿院，不是求名，专为利生，一待功成，即行身退。以能成立一所，即有百数苦海众生得生极乐，成立二所，其数自倍。若更待数年，两院所养成之数百孤儿，其中有成人发达者，或独立创办，或合力建设，或补助扩充，或鼓吹推广，当有无数孤儿院诞生，即有无量苦海众生可以离苦得乐。果能各省、各县、各界同发是心，同创是业，自可使举国无乞丐之人，山林绝盗贼之薮，人多慈善之心，国有祯祥之庆，不难将恶浊世界，变成清净世界矣。”(同上99页)
我在学习了法师热心慈善事业的事迹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举办慈善事业，既是佛教慈善的宗旨，也是中国佛教界的优良传统。圆瑛法师在这方面的光辉业迹，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鞭策。近几年来，我在资生福利事业方面，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从1985年起，我先后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进行了捐助，以支持这些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89年，我捐赠人民币10万元，建立了“真禅伤残儿童基金”，用于发展上海市伤残儿童的康复事业。去年我又捐赠人民币2万元，作为该会的基金。连年来，我个人及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玉佛寺共向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捐赠人民币约80万元左右。我深深知道，我为社会福利事业所作的微薄贡献，比起法师来，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但我有决心向法师学习，今后在我有生之年，将一如既往尽自己的努力，继续为伤残儿童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我们要学习法师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的精神。
圆瑛法师一生热爱人民、热爱和平。
1952年，当我国将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消息传出后，法师当即写信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陈叔通副主席，表示热烈拥护。信中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人类之福扯，是当前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运动。佛教的慈悲教义，是爱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无我利他精神，是争取和平、拯救和平，以众生的利益为利益的。因此，我们认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同上302～303页)
其后，法师与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同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到达北京时，北京佛教徒举行了欢迎会，法师在会上作了《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讲话。其中说：“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这伟大的和平的运动，真是佛事！圆瑛唯一的希望，我们北京的佛教徒和全国的佛教徒，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工作而努力。”(同上304页)
在会议期间，法师与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发表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同上8页)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结束后，法师回到上海，即于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水陆道场讲经法会”49天。其所作祝愿偈云：
祝愿国运日昌隆，祝愿人民常安乐，
祝愿灾障悉消除，祝愿世界永和平。这是法师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的生动写照。
是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召开，法师在《弘化月刊》上发表了《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为拥护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而作》一文。认为这次大会，“不但符合全世界20亿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更符合我们佛教的慈悲教义与精神”。他指出：“佛教的教义是以慈悲为本的。慈是与一切众生的安乐，悲是拔一切众生的痛苦，离苦得乐就是和平生活的具体表现。所以佛教的慈悲教义，是具有和平意义的。我们认识这一点，就知道和平就是佛事。我们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运动中，应该号召全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来参加这一大佛事的和平运动。”又说：“佛教的教义，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佛教的普度一切众生是不分种族和国界，在同体大悲的精神上实践忘我的利他工作，与国际主义者的忘我利人工作是一致的。我们认识这一点，就知道佛教同体大悲的精神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运动中，应该号召全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来参加这具有同体大悲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和平运动。”
法师耄耋之年，抱病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世界和平运动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以后又多次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佛教徒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他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圆瑛大师年谱》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决非我在这篇短文里所能介绍得了的。但有一点我将永远牢记在心，即一定要以圆瑛法师为榜样，学习其精神，继承其遗志，为佛教的弘法利生事业奋斗终身。
《喜读《圆瑛大师年谱》有感》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