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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蘆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者大舉入侵我國。值此國難當頭之際，法師即在滬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組織僧侶救護隊，並被選爲“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負責訓練佛教青年擔任救護工作。首先在上海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在“八·一叁”滬戰爆發後，該救護隊即開赴吳淞前線，冒著敵人的槍炮，搶救傷員。同時在上海成立佛教醫院、佛教掩埋隊，又于圓明講堂設立難民收容所。上海救護隊在淞滬戰爭中，先後救護傷兵及難民共8273人。中外報紙稱他們是“英雄僧侶”、“戰神之敵”。其後又組織了漢口僧侶救護隊和甯波僧侶救護隊，動員僧侶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是年10月，上海淪陷後，法師即偕其徒明旸法師赴南洋各地籌募經費，支援抗戰和救濟事業。他們先後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嶼、怡保、馬六甲等地，勸導華僑籌組“華僑籌款救國委員會”。同時利用講經說法的機會，作抗日救國的宣傳，發動海外同胞踴躍捐獻。

　　1938年夏，法師率徒明旸法師回國，抵滬後即視察各收容所、掩埋隊和佛教醫院。不久，再次與其徒明旸法師至南洋，繼續募款，提出“一元錢救國難運動”，所得之款全部彙交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以作救國救難之用。

　　1939年夏，法師和其徒明旸從南洋回國。同年秋，在滬因歹徒告密，謂法師兩度去南洋，募款100萬元，援助中國抗日，因而與其徒明旸同遭日本淞滬憲兵隊逮捕，並押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部。在獄中受到嚴刑審訊和利誘，乃從容陳辯，理直氣壯，義正辭嚴，毫不動搖與屈服，表現了中國人民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出獄後，即在上海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從事撰述。當時，敵僞政府雖多次要求他出任僞中國佛教會會長，均以老病推卻，堅拒不就。而他對國家大事未嘗一日忘懷。1942年，他在給北平中國佛教學院師生贈言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教徒有責。”(同上181～194 頁)

　　1952年，法師在北京廣濟寺召開的佛教界人士座談會上，發表了《愛教必須愛國》的長篇講話。其中說到：“中國佛教徒既獲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他們與新中國其他各界人民一樣，也熱愛祖國。由于熱愛祖國，所以各地佛教徒自動訂立愛國公約，參加愛國運動，自覺自願地進行愛國主義的學習。新中國的佛教徒認爲參加愛國主義的學習和參加愛國主義運動，也是弘法利生的一種方式，與佛陀遺教並無違背。”他指出：“中國佛教徒在解放以後的一切工作，大都本著這個精神做的。”(同上305頁)

　　從以上可以看出，法師的愛國愛教的思想和行動，是貫徹始終的。

　　法師的憂國憂民、愛國愛教的事迹在《年譜》中還有很多，他經常教導弟子們說：“愛國是人民的天職，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天職。”所有這些，我們都應該好好地加以學習。我曾經在上海佛學院開學典禮上講過：熱愛祖國，爲四化建設、統一祖國和振興中華作出貢獻，這是每一個公民的神聖職責，也是佛教教義的基本精神。我還在上海佛學院第二屆學僧畢業典禮上講過：愛國愛教應是每個佛教徒遵守的原則，愛教必須愛國，愛國才能愛教。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今天學習了圓瑛大師的愛國愛教事迹，更加堅定了我的這些想法。我們佛教徒，在今天，既要愛我們的祖國，爲我國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又要熱愛自己所信仰的佛教。要根據佛教教義中建設人間淨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衆生平等，以及報國土恩、報衆生恩等思想和主張，積極投身四化建設的大業。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學到了法師愛國愛教的精神實質。

　　第叁，我們要學習法師發大悲心，熱心佛教慈善事業的精神。

　　法師除了到處講經說法，以法布施外，還十分熱心和重視佛教慈善事業，常常發大悲心，創辦佛教孤兒院、慈兒院等，使一些喪失父母、無依無靠的孤兒，健康地成長，成爲社會有用的人才。

　　早在1917年，法師即于甯波創立“甯波普益學校”和“鎮海僧立國民學校”。前者爲僧校，主要培養出家青年；後者爲國民學校，主要培養社會上的貧苦子弟。

　　1918年，法師在甯波籌辦了“甯波白雲寺佛教孤兒院”，先任院董，1919年任院長。爲什麼要辦佛教孤兒院？大師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說：“佛之爲教也，以慈悲爲宗旨，以智慧爲先導。慈者與一切衆生之樂，悲者拔一切衆生之苦，皆由無邊法界智輪，照見一切衆生是佛，同一覺性。只因一念之迷，致今多劫受苦，故起同體大慈大悲，欲舉法界衆生而普度之。”他認爲：“天下無告之民有四：曰鳏寡孤獨。雖宿因所感，苦果自招，而貧苦孤兒，尤屬苦中之苦，年齡幼稚，知識未開，無怙無恃，匪衣匪食，若不得慈善仁人而救濟之，勢必流爲乞丐。縱然不凍餒而死，及其壯也，無資生之生活，無自立之能力。爲竊爲盜，靡所不至。豈非社會多一分惡人，官廳多幾許案牍，人民費許多防範，村落受許多危險。圓瑛爰鑒及此，對于教旨，對于社會，反複叁思，則建設佛教孤兒院，勢所不容緩也。”還說：“慈悲之道，爲佛教之宗旨；與樂拔苦，固佛子之天職。”“既然社會對于孤兒院，未曾開辦，我等理當協助建設，以爲之倡，將來必有繼起者。”(同上73～74頁)法師在這裏把創辦佛教孤兒院的目的與宗旨，闡述得詳盡無遺。甯波孤兒院成立後，即收養孤兒70余人，“非獨食之以食，衣之以衣，而且教之以學，授之以藝，俾得資身生活，而有自立能力，免作社會無用廢民，可爲國家完全份子”。(同上)幾年中，該院在法師親自指導下，工讀並重，教養兼施，成績卓著，名傳江浙。佛教興辦慈善事業，于此孤峰突出，深受社會及佛教界的贊揚。

　　1924年，法師又于福建創辦“泉州開元慈兒院”，被推舉爲院長。爲了籌募慈兒院基金，法師于1926年第四次遠渡南洋，通過講經說法，向各界勸募。所得之款，于馬六甲組織基金董事會，保管本息，將所得息金，分期彙交“泉州開元慈兒院”，使該院得以持續發展。“泉州開元慈兒院”成立後，陸續收養孤兒200多名。其學科設置悉同普通學校，所有膳禽、衣服、臥具、醫藥等費用，全部免收，采取教養並重的原則。數年之中，造就人才頗多，受到社會各界和佛教界的稱道。

　　法師在創辦了“甯波孤兒院”和“泉州開元慈兒院”之後，再次闡明自己辦院的宗旨。他說：“圓瑛先後所辦孤兒院，不是求名，專爲利生，一待功成，即行身退。以能成立一所，即有百數苦海衆生得生極樂，成立二所，其數自倍。若更待數年，兩院所養成之數百孤兒，其中有成人發達者，或獨立創辦，或合力建設，或補助擴充，或鼓吹推廣，當有無數孤兒院誕生，即有無量苦海衆生可以離苦得樂。果能各省、各縣、各界同發是心，同創是業，自可使舉國無乞丐之人，山林絕盜賊之薮，人多慈善之心，國有祯祥之慶，不難將惡濁世界，變成清淨世界矣。”(同上99頁)

　　我在學習了法師熱心慈善事業的事迹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舉辦慈善事業，既是佛教慈善的宗旨，也是中國佛教界的優良傳統。圓瑛法師在這方面的光輝業迹，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好的鞭策。近幾年來，我在資生福利事業方面，盡了一點微薄之力。從1985年起，我先後向上海市兒童福利院、上海市傷殘兒童康複中心、上海兒童世界基金會以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單位，進行了捐助，以支持這些社會福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1989年，我捐贈人民幣10萬元，建立了“真禅傷殘兒童基金”，用于發展上海市傷殘兒童的康複事業。去年我又捐贈人民幣2萬元，作爲該會的基金。連年來，我個人及代表上海市佛教協會、玉佛寺共向各社會福利事業單位捐贈人民幣約80萬元左右。我深深知道，我爲社會福利事業所作的微薄貢獻，比起法師來，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但我有決心向法師學習，今後在我有生之年，將一如既往盡自己的努力，繼續爲傷殘兒童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四，我們要學習法師熱愛人民、熱愛和平的精神。

　　圓瑛法師一生熱愛人民、熱愛和平。

　　1952年，當我國將在北京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消息傳出後，法師當即寫信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郭沫若主席和彭真、陳叔通副主席，表示熱烈擁護。信中說：“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爲人類之福扯，是當前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運動。佛教的慈悲教義，是愛好和平的，尤其是佛教的大乘無我利他精神，是爭取和平、拯救和平，以衆生的利益爲利益的。因此，我們認爲此次和平會議的召開，其精神與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願望，並且符合我們佛教的教義，我們佛教徒竭誠擁護。”(同上302～303頁)

　　其後，法師與喜饒嘉措大師、趙樸初居士同被選爲中國代表團的佛教代表，出席了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到達北京時，北京佛教徒舉行了歡迎會，法師在會上作了《佛教徒團結起來，爭取和平，保衛和平》的講話。其中說：“我們佛教徒既爲佛子，當作佛事。什麼是佛事？這偉大的和平的運動，真是佛事！圓瑛唯一的希望，我們北京的佛教徒和全國的佛教徒，大家緊密地團結起來，爲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工作而努力。”(同上304頁)

　　在會議期間，法師與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的各國佛教徒發表聯合聲明：“製止侵略，保衛和平，是當前每一個人的迫切任務，也是我們佛教徒的迫切任務。因此，我們號召各國佛教徒團結起來，爲實現亞太和平會議的決議而作出一切努力。”(同上8頁)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結束後，法師回到上海，即于圓明講堂啓建“祝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水陸道場講經法會”49天。其所作祝願偈雲：

　　祝願國運日昌隆，祝願人民常安樂，

　　祝願災障悉消除，祝願世界永和平。這是法師熱愛人民、熱愛和平的生動寫照。

　　是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在維也納召開，法師在《弘化月刊》上發表了《全世界佛教徒行動起來，爲爭取民族獨立和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爲擁護世界人民和平大會而作》一文。認爲這次大會，“不但符合全世界20億人民的和平願望，同時更符合我們佛教的慈悲教義與精神”。他指出：“佛教的教義是以慈悲爲本的。慈是與一切衆生的安樂，悲是拔一切衆生的痛苦，離苦得樂就是和平生活的具體表現。所以佛教的慈悲教義，是具有和平意義的。我們認識這一點，就知道和平就是佛事。我們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會運動中，應該號召全世界各國的佛教徒來參加這一大佛事的和平運動。”又說：“佛教的教義，是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佛教的普度一切衆生是不分種族和國界，在同體大悲的精神上實踐忘我的利他工作，與國際主義者的忘我利人工作是一致的。我們認識這一點，就知道佛教同體大悲的精神與國際主義的精神是分不開的。我們在今天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的運動中，應該號召全世界各國的佛教徒來參加這具有同體大悲的國際主義精神的和平運動。”

　　法師耄耋之年，抱病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爲世界和平運動奔走呼號，不遺余力。以後又多次發表講話，號召全國和全世界佛教徒共同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努力。他對保衛世界和平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種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圓瑛大師年譜》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決非我在這篇短文裏所能介紹得了的。但有一點我將永遠牢記在心，即一定要以圓瑛法師爲榜樣，學習其精神，繼承其遺志，爲佛教的弘法利生事業奮鬥終身。

《喜讀《圓瑛大師年譜》有感》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