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讀《圓瑛大師年譜》有感
真禅
圓瑛大師是當代高僧。他一生弘法利生、愛國愛教、爲法忘軀的精神，早已爲國內外的缁素所稱道。他著作等身，編有各種經論講義和弘法詩集，彙編成《圓瑛法彙》一書問世。1989年8月，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龍華寺方丈明旸法師主編的《圓瑛大師年譜》又出版發行，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我有幸拜讀了此書的全文，不禁感慨萬千。這不僅是因爲圓瑛法師的弘法利生、愛國愛教、爲法忘軀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動，而且是因爲我與法師曾有許多殊勝因緣，也就是我曾多次有緣聆聽法師的講經，獲益良多，因而崇敬之心，數十年中，常萦繞在心頭，難以忘卻。值此拜讀《年譜》之際，觸景生情，感慨系之。
記得早在1933年9月，當時我只有18 歲，正在鎮江焦山佛學院學習。一天，聽說法師在鎮江鶴林寺講經，心向往之。爲了一睹久負盛名的法師慈容，親聆其教誨，即與同學數人結伴而行，過江到鶴林寺聽經。法師這次開講的是《仁王護國經》，演講的聲音铿锵有力，經中的義理解釋詳盡，譬喻生動，妙趣橫生。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加緊侵略我國東叁省之際，全國上下人心惶惶，法師開講此經，寓意在于喚醒民衆護國。我聽了之後，深爲法師開講此經的良苦用心所感動，因而在我的心田中播下了護國、愛國的種子。
1942年，我負笈南下，來到玉佛寺上海佛學院。時，法師爲了續佛慧命，培育僧才，在延安西路創辦了圓明講堂，開設了榜嚴專宗學院。我經常抽空前往聆聽法師講授《楞嚴經》。老法師在講演此經時，除了該院的學僧外，上海僧俗前往旁聽者甚多，常常座無虛席。由于他講解此經時機辯縱橫，妙語聯珠，深入淺出，隨機獲益，聽者無不贊歎悅服。法師又反複告誡，學僧以持戒爲學佛之要。法師可謂宗教兼通，信解相應。其弘法利生的精神，足爲後學之楷模。
在法師道德和辯才的感召下，我自1950 年7月至1952年12月，有緣擠進圓明講堂親聆教誨。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除再次聽講《楞嚴經》外，還聽了《佛說阿彌陀經》、《大乘起信論》等。由于晨夕親近，接受教誨，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年多，但引導我重視對于佛教教理的學習和研究，卻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說我今天在教理學習上有所獲益，則完全是法師諄諄教導的結果。
正是由于我與法師有這些殊勝的因緣，因此在今天拜讀《圓瑛大師年譜》時，感到格外親切。特別是在讀到他老人家爲了續佛慧命，創辦僧教育，循循善誘地教誨學僧要精研佛理、刻苦用功的教導，讀到他老人家爲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親赴南洋各地發動華僑佛教徒捐款支援祖國的抗戰事業，後遭日本憲兵隊逮捕威武不屈的感人事迹，我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在他左右親聆教誨的年代，從內心感到無比的感慨和無限的懷念。
我在拜讀《圓瑛大師年譜》的過程中，感到要向老法師學習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說每一點一滴，只要能真正學到手，都會使自己一生受用不盡。《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說：“善男子！彼諸衆生，若聞若信此大願王，受持讀誦，廣爲人說，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余無知者。”又說對此如果“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至書寫，廣爲人說。是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量無邊。”由此我聯想到，如果我們對《圓瑛大師年譜》也能夠做到“受已能讀，讀已能誦”，牢記在心，其所得收獲，也將是無量無邊，受用不盡。
我認爲老法師有四個方面，最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這就是：要學習他一生爲了續佛慧命，不僅自己精研佛理，而且大力培育青年一代學僧的精神；要學習他堅持正義，不畏強暴的愛國愛教精神；要學習他發慈悲心，熱心佛教事業的精神；要學習他不顧年老體弱，全心全意爲保衛世界和平事業而奮鬥的精神。
第一，我們要學習法師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精神。
大師在受戒後，即效法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精神，發心參訪諸方名刹。他先于常州天甯寺親近冶開老和尚，修習禅定五載；後從甯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習禅6年。由于悟解超群，深爲冶開、寄禅二老所器重。其後又從通智、谛閑、祖印、慧明、道階諸尊宿聽經研教，廣泛涉獵大小乘經論。他那種精研佛理，刻苦用功，不得通曉，誓不罷休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裏只要舉出他四十余年精研《楞嚴經》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就可窺見一斑。
法師在24歲時，初聽《楞嚴經》，即感到此經是“末世津梁，禅門關鑰”，因而下決心鑽研。他曾說：“夫《楞嚴經》者，諸佛之心宗，群經之秘藏，衆生之大本，萬法之根源。教理行果，次第分明；信解修證，了義究竟。悟之者彈指可超無學，迷之者曆劫枉受輪回。故我世尊圓顯如來藏性，直示首楞嚴王，只因妄識紛亂，致令真心隱晦。由是叁番破識，撤去大定之障礙；十番顯見，指明菩提之正因。會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無非藏性。阿難大開圓解，頓獲法身，喻屋求門，請示修法。以因契果，令選圓通本根；返妄歸真，但向一門深入。次第解結，不修之修；寂滅現前，無證而證。安住楞嚴大定，萬行繁興；趣向薩婆若海，二嚴克備。原始要終，不離最初方便；從因克果，疾成無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過于此經者哉！”(圓瑛：《上海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緣起》)正是由于他把《楞嚴經》看得如此重要，所以四十多年來研學不辍。其間雖法務繁忙，總是忙裏抽閑，時時參究。對于經中疑而未解的問題，即寫一紙條貼于座前壁上，然後加以鑽研，一有領悟，再叁定實，才將紙條撕下。如此著力深究，增益精進，壁上紙條日趨減少，直至不見蹤影。于此可見大師深研《楞嚴》用心之良苦。在此過程中，他因用功過度，曾叁次吐血，仍重法輕身，繼續探討。而後講演此經，達十叁次。63歲始發心著述，先出《楞嚴綱要》1卷，後著《楞嚴講義》24卷。由于他研究《楞嚴》堅韌不拔，別具手眼，故被稱爲楞嚴座主。谛閑老法師則贊之爲楞嚴獨步。
圓瑛法師不但精研《楞嚴》，而且對其他大小乘經論莫不如此。如他對《法華經》、《心經》、《金剛經》、《阿彌陀經》、《勸修念佛法門》、《彌陀疏鈔》、《大乘起信論》、《性相通說》、《百法明門論》、《仁王護國經》、《普門品》、《佛說八大人覺經》等，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多次講演，又大部分編成講義流傳。
法師不僅自己精研教理，而且提倡僧教育，培養青年僧才。
早在1909年初，他在住持甯波鄞縣接待寺時，就創辦了佛教講習所，曆時多年，培養了不少僧才。其後在南洋槟榔嶼又創立了“槟城佛教研究會”，聚衆研學，培植佛學人才。1945年，在圓明講堂開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自任院長。該學院以培植品學雙優之佛子，養成解行相應之講師，弘揚大法，續佛慧命爲宗旨。學習內容以《楞嚴經》爲正課，以《圓覺經》、《大乘起信論》、賢臺教儀、唯識、漢學爲助課，叁年畢業。大師逐日親自授課，爲法忘身。當時，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共有學僧30余人，大都學習努力，學有成就。如雪相、無礙、定持、密顯等，皆曾在學院學習過。在大師爲學僧講演《楞嚴經》時，不僅學僧全部參加聽講，而且海上缁素，慕名前往聽講者，絡繹不絕，講舍常爲之滿。後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又改名爲上海圓明佛學院，招收學僧30余人，聘守培、覺澄等爲教師，講授《大乘起信論》和《圓覺經》等。圓明楞嚴專宗學院和上海圓明佛學院，先後培養了一批佛學人才，至今海內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賢有許多是畢業于這兩個學院的。
學習了圓瑛大師精研佛理、培育新僧的事迹，對我來說是一次很大的教育。我感到我們佛教徒應該重視佛教教理的學習和研究，應該重視青年僧才的培養。爲此，我決心在有生之年，積極學習和研究佛教理論，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將自己粗淺的收獲、心得，整理成文，以就正于同道。同時，我還要盡自己的努力，辦好上海佛學院，爭取培養出一批優秀的青年僧才。
第二，我們要學習法師憂國憂民、愛國愛教的大無畏精神。
法師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早在1923年，他對當時處于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臺灣省人民關懷備至，曾兩次去臺灣弘化和探訪骨肉同胞，與臺灣佛教界建立了聯系，促進了海峽兩岸同胞的團結。同時，他又在臺灣基隆靈泉寺，作了《佛教與人心之關系》的佛學講演。其中講到：“凡是人道，皆我同類，皆應親善，不得互相欺淩，互相殺伐。”(《圓瑛大師年譜》第83頁)表示了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臺灣暴行的心情。
圓瑛法師還大力提倡佛教的積極救世思想。1931年2月，他在新加坡工商學校作《佛法之精神》的講演，認爲“有欲挽回世道，必先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弘揚佛教。”他指出：“佛教救護衆生，乃至舍頭目腦髓而不吝惜”，所以佛教“是積極救世的”。這種積極救世思想，“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系”。因此，“凡抱愛衆愛國思想家，皆當極力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他還認爲，如果能“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于無形，化戰器爲無用”。(同上第122～123頁)
法師不僅大力宣傳佛教救世思想，而且以實際行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叁省，法師義憤填膺，以中國佛教界領袖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啓建護國道場。同時代表中國佛教會致書日本佛教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領我東叁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國人民一道，本著佛陀的大無畏精神共同製止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他說：“貴國之軍閥，竟以侵略之政策，占據中國領土，殘殺中國人民。”他希望日本佛教界，“各出廣長舌相，共奮無畏之精神，喚醒全國民衆”，“製止在華軍閥之暴行”。(同上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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