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兼教授净严、佛教教授法航、中国哲学教授张仲如、文学教授唐祖培、事务员能信、学监乘空、代书记绍奘等。学员有张慧藏、胡慧严、尘空、法空、海印等三十六人，旁听三人。课程有“俱舍”、“唯识”、“深密”、“律学”、“文学”、“中哲”、“日文”等。太虚于十月十日回院。为研究班讲“大乘宗地图”一星期。
一九三○年，世界佛学院筹备处移于北平柏林寺，由法航负责，研究部停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东北沦陷，北平筹备处因经济困难，于十二月移至南京佛国寺。同月，太虚命法航回武昌佛学院主持恢复工作，尘空、本光、寂安、苇航亦随法航运回武昌佛学院。
(三)面向世界，设立世界佛学院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春，佛学院董事王森甫、罗奉僧等和法航，于菜根香大楼欢迎徐克成督办和夏灵炳司令为院护。经法航与院董院护的努力交涉，佛学院驻军于夏天全部撤离。此时太虚回佛学院，决定将佛学院原有图书加以整理扩充，办成“世界佛学院图书馆”。佛学院的全体人员为馆员，分二部工作，请会觉为考核室主任、芝峰为编译主任、法航代理馆长，方本仁为董事长。太虚委派谈玄把在上海的藏书运往图书馆，同时多方征集采购佛典和世俗书籍。至九月，图书馆已备图书有：日本出版的正藏经一部、续藏二部、新修大藏一部、巴利文藏一部、万有文库一部，其它藏外单本、儒道典籍、近代诸书均已略备；在术室中有贝叶经、明版书、汉唐佛象供品等，尤多中印佛教史迹照片。九月二十五日举行“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开幕典礼”。太虚在典礼会上作报告，介绍佛学院的过去和图书馆的筹备概况，谓佛学院自本年始为“中兴时期”。此年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的有芝峰、会觉、印顺、谈玄、尘空、本光、苇航、竺摩、止安、月耀、力定、守志。
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法航主持图书馆工作。一方面开办预科班，授课一、二年再升为研究员。三三年和三五年分别招生一次，学员有雨■、福善、茗山、智定、雨昙、敏智、觉民、杨星森、明性、道屏等。教务白芝峰、会觉、印顺、张化声负责。一方面继续扩大图书馆规模，征集和购买图书。先后添购了宋版大藏经、四库全书珍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刘定生居士捐赠了图书集成，王新■居士捐赠了二十四史及志书。加上原有图书，总计达二二四二八种、二四二三○册、一一一○○○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佛学院图书馆能收如此可观的图书，实属不易。
图书大体已备，如何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为此，太虚就图书馆的工作方针作了两次讲演。一次是三三年九月，太虚为馆员讲“世界佛学院之佛学系统观”。指出世界佛学院的工作，按照佛法可分为“教”、“理”、“行”、“果”四大部分，从这四方面去作适当的工夫，“教”，是对佛陀的遗教(包适东西各国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加以搜集整理，设法物馆、图书馆；图书馆的工作分考校、编译两系。“理”，是根据教史和教法，研究其中之学理，设锡兰文系学院、中国文系学院、西藏文系学院、欧美文系学院；对南方的小乘教理、西藏的大乘教理、中国的综合教理、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学，都—一加以分类的、比较的研究。“行”，是根据对佛教的理解进行修行，包括律、禅、密、净诸修行的法门。“果”，是修行所得之果，有信果，戒果、定果、智果。总之“教法是研究所根据的，理是所研究了解的，行是研究了解之理而修习的，故修习之后即有证果”。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在世界佛学院的整个计划下进行局部工作。另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为馆员讲“世院图书馆馆员之修学方针”。太虚说：“……预习员就是未来的研究员，而研究的工作，上面已经说过分考核、编译二部。考校、编译的工作，第一个条件要对于整个佛学，或某宗某系的经论文字，要有彻底的明了的认识，对于中心的思想都要抓得住，这样才行。不然，经论上的文字都不懂，理论尤其莫明其妙，还配得上考核、编译工作吗？所以预习研究员，……要作一系一系的专门研究，才能精深专一，才能做到登峰造极，升堂入室。……因此我定了六个系，作为你们研究的标的。”这六个系是：五三共法系、大小律藏系、法相唯识系、般若中论系、中国台贤禅净系、印华日藏密法系。
一九三五年秋，图书馆预科班因经济困难而停办。一九三六年九月，以宽道每月资助百元为倡，于图书馆设立高级研究院，约芝峰主持，十月十日开学，学科分六系；俱舍阿含系、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法界显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历史系；学额二十名。学员有茗山、福善等。翌年八月，太虚为馆员和学员作了“新与圆融”的讲演。讲演申论他的新佛教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是中国佛教(华文)，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两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雳要上，去吸收采取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不同于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
一九三七年底，图书馆高级研究班解散，次年初法航入川整理汉藏教理院院务，图书馆由苇航接任管理。三八年至四五年，因抗日战争，图书馆停办，房屋损失大半，这是武昌佛学院第二次的大劫难。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结束；年底，太虚命苇航设法修整恢复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工作。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值大师欲重振佛学院，实行其新佛教运动的宏伟计划时，然而事业未竟人先卒。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太虚部分灵骨入塔奉安于武昌佛学院内。大师虽已去，而其事业的影响犹存。
三、武昌佛学院的历史影响
武昌佛学院创办了二十多年，虽然由于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经济来源的无保障、以及太虚自称的“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断断续续、曲曲折折，未能顺利实现预期的目标，但它的创立和持续，在中国近现代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推进中国佛学的振兴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为佛教的现代教育开创了新局面。在武昌佛学院创办之前，佛教界在教育救国、维新办学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也曾兴办教育。诸如：一九○○年，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办佛教师范学堂；一九○六年，觉先和尚于北京创设僧教育会；一九○七年，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一九一四年，月霞法师于上海哈同花园设华严大学，稍后，谛闲法师于宁波创宗观学舍，等等。但这些佛教学校在办学目的上，除祗园精舍专从事梵华互译、华文译为英文外，其它或皆在保存寺产、或旨在培养一宗一派的讲经法师，殊少现代僧教育气息；而且都昙花一现，未能持久，其影响甚微。武昌佛学院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以革新振兴中国佛教为标的，培养精通佛学，旁通近现代思想学说的僧才的学校。武昌佛学院的创立，在当时的佛教界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不久即蜚声海内。在武国佛学院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各地相继兴办起佛学院，如厦门之闽南佛学院、四川之汉藏教理院、福州之鼓山佛学院、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北平之拈花学院、陕西的慈思学院等，达二十多所，遍布大江南北。从而为佛教教育开一新局面，把中国近现代的佛化运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其次，武昌佛学院造就了一大批德学兼优的现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在二十多年中，招收培养正式学员近两百人，其中大部分学有成就，在推进中国佛教的革新和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全国各地佛学院大多由武昌佛学院的学员主持经办。四十年代的佛教刊物云：“近年来佛教中坚之僧才，十九造于此。”当时有人把武昌佛学院看成佛教的“黄埔军校”，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近现代一些着名的佛教人物，如法尊、法舫、大醒、印顺、茗山等，都曾是武昌佛学院的学员。法尊，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生，一九三一年起主持汉藏教理院，一九五○年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九八○年出任院长，精通藏文，平生译着佛学典籍二十多种，数百万言，为沟通汉藏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法航，武昌佛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先后主持管理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奉化雪窦寺、湖南大伪山，多次主编《海潮音》月刊；四三年出访印度后，时来往于印度国际大学、锡兰智严学院、于西安设巴利三藏院，互换中锡国学僧；四九年以后。弘法于香港、锡兰、马来西亚等地。法航善英文、日文、巴利文，精研法相，兼通世学，为太虚法门之一杰。大醒，武昌佛学院第二期学员，积极推行太虚的新佛教运动，宣扬人间佛教；先后主编《海潮音》、《现代佛教》、《觉津月刊》；担任厦门南普陀院临院、闽南佛学院主持、淮阴觉津寺主持；着有《地藏本愿经讲要》、《八指头陀诗评传》、《日本佛教考察记》、《口业集》、《空过日记》等。印顺，一九四五年修习于武昌佛学院图书馆，四七年主编《太虚全书》，四九年后弘法于香港、台湾；勤奋着述，现已出版《妙云集》、《中观今论》、《中国禅宗史》等，计二十余册，数百万言，在海内佛教界享有盛誉。五十年代以后台港佛教的兴盛，与法航、大醒、印顺等着名佛教学者的活动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除此之外，受武昌佛学院直接影响而创办的其它佛学院所培育的僧才，以及在武昌佛学院旁听和受武昌佛学院师生的佛化活动的影响而发心从事佛学研究的人员，遍布各地，为弘扬中华佛教贡献着自己的智慧。
第三，武昌佛学院开创了近现代佛学教学与研究的新风气。武昌佛学院在教学和研究中，一方面贯彻佛教一源多流、八宗平等、应化多方的精神，学员“自由研究各宗各派的佛学，大小显密、性相空有、台贤净律、无不启发，互相融贯，平等发扬”，打破了旧佛教拘持己宗而排斥他宗的成见恶习；另一方面，开设佛学以外的其它课程，尽量吸取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学说，使学员既精于佛学，又具备现代的文化学识，养成活泼健全的佛学人才，同时也使得古老的中华佛学注入新的血液，焕发新的活力。更可贵的是，武昌佛学院既立足于中华佛学，又面向世界佛学，力图搜集整理东西各国佛教法物典籍，对世界各地佛学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先后四次派遣佛学院教学人员和高才僧大勇、法尊、严定、观空、恒演、法航、苇航、白慧等，分别往锡兰、暹罗、印度、南洋各国及我国西藏地区留学访问，学习藏文、巴利文、梵文佛教，以期达成研究世界佛学，弘扬佛学于世界的人才。武昌佛学院所开创的教学和研究新风，为后起的佛学院，乃至当代的佛学院所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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