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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与武昌佛学院▪P2

  ..续本文上一页均开,体现了八宗平等的精神。佛学院对学员管理十分严格,有通则、佛堂规则、自修室规则、寝典及饭食规约、告假规约等。其所以如此,旨在通过严格的训练,养成既具有佛教古德的行持品格,同时又具有现代人文化学识的中国现代佛教人才,使中国佛教改革振兴,走向现代化。

  佛学院的筹备工作于六月底就绪。院合修整完竣,购置设备已大致齐备,院长太虚进住佛学院,聘定了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等任教员,由李隐尘、孙文楼等合资办了一个正信印书馆,预备印刷流通经典和讲义。七月初,成立佛学院董事会,推举梁启超为董事长(梁应中华大学之邀参加暑期讲学会,与太虚初次会晤),暂由陈元白代理,王又农为文牍,李隐尘为院护,智信为监院、玉皇为庶务,竹林为会计。遂于七月十九日(公历九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在典礼大会上,武汉政学各界济济一堂,湖北督军萧耀南亦亲临大会致词。太虚所理想的佛学院正式创立起来,中国佛教界始有武昌佛学院之名。太虚从此开始以武昌佛学院为据点进行新佛教运动,施展其才华,实施其抱负。

  二、武昌佛学院的曲折经历——从武昌佛学院到世界佛学院图书馆

  武昌佛学院开办以后,持续了二十多个春秋,由于社会政治局势的牵制,曾几度遭受挫折;由于太虚的办院重心从养成住持僧才转为培养宏法于世界的学研究人员,武昌佛学院后来演续为世界佛学院图书馆。

  (一)办院初期的隆盛

  从一九二二年七月到一九二六年十月,这四年是佛学院的隆盛时期。这个时期中,正式毕业了一批学员,招入了第二批学员,当第二批学员到第二年十月时,由于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而自行解散。这个时期的院内教学活动基本上按章程进行,稍有变动者,是当第一批学员到第三学期时,由于多种因素,把原定三年毕业改为两年毕业,第二批学员入校后,另成立了研究部。

  这个时期的头两年,即第一批学员学习期间,是佛学院最隆盛时期。这两年,太虚为院长,李隐尘为院护,陈元白(代梁启超)、汤■铭先后为董事长,智信、大觉先后为监院。松林、能守先后为学监。僧俗学员六十余名,僧学员有激芳、能守、默庵、会觉、现空、严定、法尊、法航、量源、光峰等,居士学员有程圣功、陈善胜(出家后名净严)、张宗载、达宁蕴等,加上旁听的,最盛时达百余人,先后任教的有太虚、空也、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张化声、妙阔、唐大圆、大勇、唐畏三(出家后名大敬)等。太虚、空也、史一如、妙阔主讲佛学,杜汉三、唐畏三主讲国文,张化声主讲西洋哲学兼授佛学,唐大圆主讲中国哲学,大勇传授密宗,陈济博授中国佛教史和日文,并译讲印度六派哲学。这两年,佛学院创办伊始,大师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院内学员上,除几个假期外出弘法外,几乎没有离开过。先后为学员讲授了“瑜伽真实义品”、“佛教各宗源流”、“八啭声义”、“六离合释”、“三论玄要”、“十二门论”、“百论”、“成唯识论”、“天台宗教观纲宗”、“弥勒上生经”、“弥陀经”、“慈宗三要”、“瑜伽菩提戒”等多种佛学课程,编写了《各地佛教史》。

  这两年除了院内正常教学活动外,对外学术和佛化活动也卓有成效。第一学期(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太虚定期或不定期到佛学院附近的中华大学、汉口佛教会讲经;寒假间,游化干沙市、荆州、宜昌、枝江等地,皈依者数百人,太虚的这一游,使佛化漫延了汉口到宜昌的一段长江流域。第二学期(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开学前,佛学院学员宁达蕴、张宗载、陈维东等,奉太虚之命,推进佛化青年活动,提出了“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号,与此相应,太虚撰《论佛法普及当设平易近人情之方便》,主张佛法的根本在信解,在家人只要信奉三皈五戒,“便是行菩萨道”,可以“不离常俗婚娶、士宦农商工作之事业”。前者在于使佛教人间化,后者在于使人间佛教化。本学期的五月二十三日佛诞,佛学院师生全体出动参加在中华大学举行的纪念大会,太虚、李隐尘、张化声作讲演,当即接受三皈者达千人以上。武汉佛化极一时之盛。暑期,太虚偕佛学院师生职员王森甫、史一如、陈维东、陈圣功等于庐山主持讲习会,“令华洋神教为之惊异,庐山暑期佛化,似此于棘葱茉中开建。”在庐山,太虚与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成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始着手推进世界佛教运动。第二和第三学期中,佛学院师生和支那内学院展开了热烈的法义论辩和争鸣,“初,有史一如与聂耦庚关于因明作法之争;次有唐畏三(慧纶)与吕秋逸(吕■)关于世尊年代之辨;后有大师与景昌极关于相分有无别种之诤。大师与唐大圆、史一如、陈维东等,卓然表现了佛学院的独立不苟的学风。

  第一批学员的第二学年开始时,大师“一因感觉禅林管理训练难达预期的成效,学监尤不易得适当的人;二因学生的程度不一,淘汰一些,自动的退学了一些,乃决定将这期学生提前毕业,将后两年的课程压缩为一年授完。有鉴于此,太虚设想了改进的办法,发表了《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改变原来的办学方案,主张佛学院从小学部办起,自小学部至中学部、至戒学部、至大学部、至专家大学部、至研究部,以二十四年学程,整齐制度、严格训练,养成行解相应的僧才。因规模过于宏远,现有人力、财力不及,因而未能实行。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期学员毕业,留二十名优材生设立研究部(研究部课程分五系,一、律宗、唯识、天台、禅宗系;二、梵学、唯识、贤首、密宗系;三、国学、唯识、天台、净土系;四、西学、三论、唯识、贤首系;五、佛史、俱舍、因明、唯识系。入研究部者,得先一系或二系研究之)。同时继招第二期学员。太虚提出不招居士学员,“只招受过比丘戒的大学部学僧四十名,连寄宿舍亦改为仿禅堂的广单制,先注理律议训练,严格施以生活管理,以为实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使佛学院成为僧制改革的师范僧寺。但由于董事长场■铭、院护李隐尘持异议。而未能通过。故第二期大学部招生,悉照《章程》进行,僧俗兼收,课程三年。第二期学员连同本院修学科转入者,共四十名,有大醒、寄尘、亦幻、墨禅、虞佛心,伽林、恒惭、枕山、苏秋涛等。原来的任课教师空也已在一九二三年暑期前因故而离开了佛学院,史一如也在那时因病去沪治疗(卒于一九二五年元月),因此本期学员的课程主要由唐大圆、张化声、太虚等人担任,太虚兼研究部学员的指导,太虚因自己的新办院计划未能实施,加上胃病加剧,因而在开学两个月后(一九二四年九月)突然宣布辞去院长职务,院务由善团代理。直到二五年元月才被佛学院董事会恳请加院,十月再受任院长。第二期学员在院期间,太虚先后讲授了,“大乘五蕴论”、“发菩提心论”、“四大种之研究”、“律议之研究“知识行为能力是否一致”、“二十唯识论”、“能知地位差别上之所知诸法”、“佛法大系”等。从一九二四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由于太虚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推进世界佛教运动,因此佛学院的教学虽基本按《章程》进行,但与头两年太虚在院时的隆盛气象稍有逊色。一九二六年夏,研究部学员已离尽,大学部学员只剩约三十人。同年十月十日,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昌,佛学院师生大部分离散,教学停顿。

  (二)在劫难中努力开拓

  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夏,为武昌佛学院在劫难中努力开拓的时期。这个时期,佛学院的院会被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军医处占去大半。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太虚及佛学院同人克服困难,努力开拓,设法恢复佛学院的教学活动。

  一九二七年底,慈海、法航相继返回武昌佛学院,协助大敬看护院会和法场,并在院中刻苦自修。一九二八年春,王森甫、赵子中、夏致贤、熊云程居士召集各董事,成立了新董事会,草拟通过了新董事会章程,推举了新董事会及佛学院各执事。推举王森甫为董事长、太虚为院长、雷定坦为院护、大敬为事务股监院、张化声为修持股主任、唐大圆为教育股主任(暂由张善诩代理)。这年上半年,筹办了佛经流通图书馆;开设了平民小学一班,以教附近农民贫苦子弟。下半年,继招了小学生两班、平民千字夜课一班;并欲办中学部、大学部,以因缘未具而未办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太虚离沪西游,十月二十日在巴黎发起“世界佛学院”,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名称的意义是“搜集世界佛教材料,联合世界佛学人才,结成世界之佛学,宣传佛学于世界,故名世界佛学院。”并函嘱设筹备处于武昌佛学院,由筹备处致函各国发起人,提议世界佛学院设于中国,分院设于各国。如果说,一九二二年太虚于庐山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是进行世界佛教运动的开始,那么此时太虚已投身于世界佛教运动了;如果说此前太虚主要倾心于国内的僧制改革,那么此后太虚主要倾心于国际佛学的建设了。由于太虚新佛教运动重心的转变,武昌佛学院的宗旨就由造就住持僧才转为培育弘法于世界的研究员。

  根据太虚的办院思想,武昌佛学院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四日召开了世界佛学院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森甫、唐大圆、雷定坦、大敬、法航等百余人。会议决定先开预科,次开研究班,并发布了《世界佛学院开预科宣言》。《宣言》称:为培植世界佛学院本科(研究班)之预备人才而开设预科班,僧俗男女兼收,暂定一班,共四十名,旁听无定额;夏历七月一日开学,两年毕业,考试合格考入本科。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太虚由欧返国,由上海之汉口,闻知此事,函院中同人勿开预科,只开研究部,同人依命。七月十五日研究部第一期生开学。提任世界佛学院职务的有,院长太虚、教务主任兼教授唐大圆、训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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