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与武昌佛学院
吕有样武汉大学
太虚法师(一八八九——一九四七)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泰斗，新佛教运动的大师。他在中西思想文化交会激荡、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佛教旧制衰颓没落的时代，趋时适势，致力于中国佛教的革新运动。一生中，讲经着述、多方游化，组织佛教社团、主编佛教刊物、创办佛教学院、培育佛学新才，勇猛精进、不遗余力，标的在振兴中华佛教，以佛教救世救人，安利人类社会。太虚的佛教革新运动及其业绩，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去考察，而“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学院的创办及其演续，可以说是太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改进佛教旧制、进行新佛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成就之一。为此，笔者仅就所涉猎的有限资料，对武昌佛学院的缘起、经历及其在近现代佛教界的影响作一概述。
一、“僧制革命”及武昌佛学院的创立
太虚法师生当国土残破、民族危机之时，幼年曾作学徒，十六岁出家，从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博览经藏。辛亥革命前夕，太虚读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着述和进步书刊。以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译介，受各种中西新思想的浸习，目睹中国社会的危难和旧佛教从林的衰颓，激发了适应社会新思潮、改革振兴中国佛教，“以佛教入世救世的宏愿热心”。一九一二年，在当时社会上维新办学的影响下，到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且与仁山共议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校，把协佛教学校作为佛教办进会的一件重要事项，希望通过办僧校，培养新型佛学人才，以促进中国佛教的改革与振兴。但由于佛教旧势力的反抗而落空。翌年，太虚在寄禅法师追悼会上的讲演中，发挥佛教协进会章程中的思想，提出了对旧佛教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主张。“教理革命”，是要改变过去佛教专注于死后问题的探讨的倾向，转向多研究现实人生问题；把以往佛教会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变为对宇宙人生真相的研究。“教制革命”，是改革佛教僧伽旧制，取消过去寺院住持的师徒承裘制度，从佛教大学的学员中选拔优秀僧才住持寺院，把寺院改造成弘扬佛法的中心。“教产革命”，是废除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使寺院的财产成为十方僧众公有，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以及与办佛教备种教务之用。这三大革命的重点和关键是“僧制革命”，故在一九一五年着(整
理僧伽制度论》，设计了改革僧伽制度的方法和蓝图。太虚认为，改革僧伽制度的目标，“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加以严密的修整，使其适应时势所宜，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先造就一批经过“严格的长期训际、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学为修学实习的中习，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真正代表佛教去救世救人”的僧才。一句话，“欲达整顿僧伽制度实现之目的，则不可不先造就能整顿之人才。”而当时的一些僧校，不过是养成一宗一派的讲经法师而已，与改革僧制的人才相差甚远。这是太虚要自己创办僧校的主要目的和动机。
一九一七年，太虚由台湾讲学，顺便到日本，对日本的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了考察，觉得和他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同时对日本佛教大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了一番考察，备作回国后办佛教学院的参考”。一九二一年，太虚住持杭州净慈寺，“深想以此为实行着手于改革僧制的根据地，……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并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杭州诸山寺僧的嫉妒，勾结地方豪军加以阻挠，不久便被迫出净慈寺。
当此之时，太虚法友李隐尘、陈性白等邀太虚到武汉弘法，在武汉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和太虚的其他信徒的护持协助下，经过半年的筹备，经于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促成了武昌佛学院的创立。对此，太虚在《自传》中写道：“民国九年(一九二○)鄂督已易肖耀南。到冬天，隐尘接任湖北堤工督办，十一年(一九二二)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与肖督有黄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一九二二)武昌有佛学院的成立。由元白的奔走联络，隐尘的提倡号召，亦得肖的间接维护。
关于武昌佛学院的发起和筹备过程，见于太虚《自传》、《佛学院置院合记》、以及《佛学院董事会史略》和印顺编《太虚年谱》，现略综述于下：
一九二一年底，太虚由杭至汉，位于汉口佛教会。其时，李隐尘和主持佛教会会务的李时谙“鉴于我(太虚)接管净慈寺的叠生故障，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隐尘、元白与武汉信徒杨显卿、王森甫集议数次，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院计划积极筹备开办。”一九二二年三月，太虚应汉阳归元寺之请，于该讲《圆觉经》，集听者有武汉荆宜的居士僧众数百人，在归元专商议筹办佛学院，并征得李隐尘、王森甫、汤铸新、皮剑农、陈元白、肖止因、熊云程、赵子中、孙自平、王■香、及长少正信会周可均等三十余人自认发起创办人，每月任经费四百元。四月初，隐尘与太虚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觅得黎少屏(邵平)空宅，“此宅四周空旷，门前甚堂皇壮丽，宅中兼有林语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后，足可适用、逐议价一万五千元取得斯屋”为院舍。四月中旬，于院内成立筹备处，李隐尘为处长，皮剑农为会计，赵南山为庶务，王又农(出家名大刚)等为文牍。其时，太虚辞去净慈寺职务，约大觉、玉皇、智信来助理院务修整。“四月十五日进舍，从事修整，改造讲堂、行持处、斋堂、寝室，添建厨房、浴室、厕所。总计用二万五千元，又访得祗陀太子园为精舍。”
根据太虚的佛学院大纲，由胡瑞霖、皮剑农等起草了《佛学院章程》。太虚撰《佛学院缘起》置《章程》前印发。王又农拟具《呈文》，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批准，并转教育部备案。托黄季刚(黄侃)撰了《礼请院长疏》，礼请太虚出任院长，并于四月八日佛诞日举行了隆重的礼请仪式。
《佛学院缘起》分六部分。一论“人不可不修佛学”，二论“佛”，三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今世必因佛学”，六说偈语。《缘起》文简意赅，凝结了太虚的佛学基本思想。其中最主要之点是佛学救世，大乘为重，八宗平等，契理契机、应化多方。这些思想也体现于《佛学院章程》中。
《佛学院章程》共十五章，一总纲，二入院，三课程，四学年、学期和休假，五缴费，六试验，七毕业，八退学，九各员职务及权限，十公共规约，十一功惩，十二礼仪，十三优待，十四扩充，十五附则。另附院董事会章程二十三条，《章程》的每章下有若干节，每季下有若干条，非常具体完善。
第一章“总纲”，规定了佛学院的名称、宗旨、组织、地点、学制及办法。佛学院定名为“武昌佛学院”，院址设于“武昌通湘门内千家街，校舍可容三百人”。佛学院的宗旨为“招集有志学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佛学院的组织方式是：“由创办人组织之，成立时别立院董会，凡创办人皆为本院院董。本院创办人每年须担任佛学院四百元以上之经费(或自捐或募化)，本院院务由院董会礼讲大德沙门一人为院长总持之，于院重中公推一人为院护协持之。本院于大德沙门得礼请为座无，于各刹长老得礼请为首座，于诸方法师得礼请为护讲。本院教务事务各职员，由院长协同院护延请之。”学制与办法是“先办修学、讲习二科，三年后改设专宗大学及研究部、中学部。修学科暂定一班，依逐渐扩充，每班限额六十名，三年毕业。讲习科不限额数。以半年为修业期。”
第二章“入院”，规定了学员入院的资格和录取方法：“(一)年龄在十六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性端平者，(三)曾受刍戒或沙弥戒或三皈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愿退者。修学科学员报名时，须经本院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第三章“课程”，规定了修习科三年六学期的授课内容。第一学期：大乘起信论、大佛顶首楞严经、小乘佛学概论、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论疏；第二学期：百论、中论、十二门论、心经、金刚经、文殊般若经、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略；第三学期：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天亲释、解深密经、楞伽经、弥勒上生经、中华佛教史、西洋伦理及心理学概略；第四学期：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抄、大乘止观、维摩经、法华经、各国佛教史、西洋心理学及生物学概略；第五学期：华严一乘教义章、(五蕴观、妄尽还原观、三经圆融观、法界观)、华严十地品及论、中华孔老话号及晋宋玄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略；第六学期：七佛与三十二祖偈及信心铭、六祖坛经、永嘉集、梵纲经及瑜伽菩萨戒学处、弥陀经、十六观经、往生论、十位心论、宗教及社会学概略。此外，作文、行持、英文、日文、藏文、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以上三章，明显地标示了武昌佛学院的特色。武昌佛学院非一般地学习佛学知识或养成经师论师的僧校，更不是逃避家庭社会或图求名利的场所，而是造就“行解相应”，立志“宏法利世”的人才的佛学院。僧学员毕业后，能胜任寺院的住持，把寺院改造成弘扬佛法、救世救人的“现代化僧团”；居士学员毕业后，能组织佛教正信会，把佛法推广到人间去。据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云：佛学院的“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制度”。以《章程》看，佛学院课程涵盖面宽，有佛学，有文史、哲学，还有近代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佛学课程中，性、相、台、贤、禅、律、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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