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法師與武昌佛學院
呂有樣武漢大學
太虛法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是中國近現代佛教界的泰鬥，新佛教運動的大師。他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會激蕩、中國社會風雲變幻、佛教舊製衰頹沒落的時代，趨時適勢，致力于中國佛教的革新運動。一生中，講經著述、多方遊化，組織佛教社團、主編佛教刊物、創辦佛教學院、培育佛學新才，勇猛精進、不遺余力，標的在振興中華佛教，以佛教救世救人，安利人類社會。太虛的佛教革新運動及其業績，可以從多角度多層面去考察，而“關于僧衆寺院製度在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改進爲最重要”。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學院的創辦及其演續，可以說是太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改進佛教舊製、進行新佛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成就之一。爲此，筆者僅就所涉獵的有限資料，對武昌佛學院的緣起、經曆及其在近現代佛教界的影響作一概述。
一、“僧製革命”及武昌佛學院的創立
太虛法師生當國土殘破、民族危機之時，幼年曾作學徒，十六歲出家，從甯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博覽經藏。辛亥革命前夕，太虛讀康有爲、嚴複、孫中山、章太炎、梁啓超等人的著述和進步書刊。以及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學說譯介，受各種中西新思想的浸習，目睹中國社會的危難和舊佛教從林的衰頹，激發了適應社會新思潮、改革振興中國佛教，“以佛教入世救世的宏願熱心”。一九一二年，在當時社會上維新辦學的影響下，到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並且與仁山共議改鎮江金山寺爲佛教學校，把協佛教學校作爲佛教辦進會的一件重要事項，希望通過辦僧校，培養新型佛學人才，以促進中國佛教的改革與振興。但由于佛教舊勢力的反抗而落空。翌年，太虛在寄禅法師追悼會上的講演中，發揮佛教協進會章程中的思想，提出了對舊佛教進行“教理革命”、“教製革命”和“教産革命”的主張。“教理革命”，是要改變過去佛教專注于死後問題的探討的傾向，轉向多研究現實人生問題；把以往佛教會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變爲對宇宙人生真相的研究。“教製革命”，是改革佛教僧伽舊製，取消過去寺院住持的師徒承裘製度，從佛教大學的學員中選拔優秀僧才住持寺院，把寺院改造成弘揚佛法的中心。“教産革命”，是廢除剃派、法派繼承遺産的私有私占惡習，使寺院的財産成爲十方僧衆公有，作爲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才以及與辦佛教備種教務之用。這叁大革命的重點和關鍵是“僧製革命”，故在一九一五年著(整
理僧伽製度論》，設計了改革僧伽製度的方法和藍圖。太虛認爲，改革僧伽製度的目標，“是對出家僧伽的集團生活，加以嚴密的修整，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爲合理化的現代組織，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團。”而欲達此目的，就必須先造就一批經過“嚴格的長期訓際、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以佛學爲修學實習的中習，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真正代表佛教去救世救人”的僧才。一句話，“欲達整頓僧伽製度實現之目的，則不可不先造就能整頓之人才。”而當時的一些僧校，不過是養成一宗一派的講經法師而已，與改革僧製的人才相差甚遠。這是太虛要自己創辦僧校的主要目的和動機。
一九一七年，太虛由臺灣講學，順便到日本，對日本的佛教組織和管理進行了考察，覺得和他的《僧伽製度論》所擬的計劃“不謀而合”；同時對日本佛教大中小學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作了一番考察，備作回國後辦佛教學院的參考”。一九二一年，太虛住持杭州淨慈寺，“深想以此爲實行著手于改革僧製的根據地，……把禅堂改爲禅淨雙修的角虎堂，並籌辦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學，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于杭州諸山寺僧的嫉妒，勾結地方豪軍加以阻撓，不久便被迫出淨慈寺。
當此之時，太虛法友李隱塵、陳性白等邀太虛到武漢弘法，在武漢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和太虛的其他信徒的護持協助下，經過半年的籌備，經于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促成了武昌佛學院的創立。對此，太虛在《自傳》中寫道：“民國九年(一九二○)鄂督已易肖耀南。到冬天，隱塵接任湖北堤工督辦，十一年(一九二二)又兼任陝鄂禁煙督辦，與肖督有黃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一九二二)武昌有佛學院的成立。由元白的奔走聯絡，隱塵的提倡號召，亦得肖的間接維護。
關于武昌佛學院的發起和籌備過程，見于太虛《自傳》、《佛學院置院合記》、以及《佛學院董事會史略》和印順編《太虛年譜》，現略綜述于下：
一九二一年底，太虛由杭至漢，位于漢口佛教會。其時，李隱塵和主持佛教會會務的李時谙“鑒于我(太虛)接管淨慈寺的疊生故障，主張純憑理想，于武漢新創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隱塵、元白與武漢信徒楊顯卿、王森甫集議數次，雖院址未能覓得，已決定照我的佛學院計劃積極籌備開辦。”一九二二年叁月，太虛應漢陽歸元寺之請，于該講《圓覺經》，集聽者有武漢荊宜的居士僧衆數百人，在歸元專商議籌辦佛學院，並征得李隱塵、王森甫、湯鑄新、皮劍農、陳元白、肖止因、熊雲程、趙子中、孫自平、王■香、及長少正信會周可均等叁十余人自認發起創辦人，每月任經費四百元。四月初，隱塵與太虛于武昌通湘門內千家街覓得黎少屏(邵平)空宅，“此宅四周空曠，門前甚堂皇壯麗，宅中兼有林語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後，足可適用、逐議價一萬五千元取得斯屋”爲院舍。四月中旬，于院內成立籌備處，李隱塵爲處長，皮劍農爲會計，趙南山爲庶務，王又農(出家名大剛)等爲文牍。其時，太虛辭去淨慈寺職務，約大覺、玉皇、智信來助理院務修整。“四月十五日進舍，從事修整，改造講堂、行持處、齋堂、寢室，添建廚房、浴室、廁所。總計用二萬五千元，又訪得祗陀太子園爲精舍。”
根據太虛的佛學院大綱，由胡瑞霖、皮劍農等起草了《佛學院章程》。太虛撰《佛學院緣起》置《章程》前印發。王又農擬具《呈文》，呈請湖北省長公署及教育廳批准，並轉教育部備案。托黃季剛(黃侃)撰了《禮請院長疏》，禮請太虛出任院長，並于四月八日佛誕日舉行了隆重的禮請儀式。
《佛學院緣起》分六部分。一論“人不可不修佛學”，二論“佛”，叁論“佛學”，四論“佛學系派”，五論“救今世必因佛學”，六說偈語。《緣起》文簡意赅，凝結了太虛的佛學基本思想。其中最主要之點是佛學救世，大乘爲重，八宗平等，契理契機、應化多方。這些思想也體現于《佛學院章程》中。
《佛學院章程》共十五章，一總綱，二入院，叁課程，四學年、學期和休假，五繳費，六試驗，七畢業，八退學，九各員職務及權限，十公共規約，十一功懲，十二禮儀，十叁優待，十四擴充，十五附則。另附院董事會章程二十叁條，《章程》的每章下有若幹節，每季下有若幹條，非常具體完善。
第一章“總綱”，規定了佛學院的名稱、宗旨、組織、地點、學製及辦法。佛學院定名爲“武昌佛學院”，院址設于“武昌通湘門內千家街，校舍可容叁百人”。佛學院的宗旨爲“招集有志學佛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學，俾使行解相應，能宏法利世爲宗旨。”佛學院的組織方式是：“由創辦人組織之，成立時別立院董會，凡創辦人皆爲本院院董。本院創辦人每年須擔任佛學院四百元以上之經費(或自捐或募化)，本院院務由院董會禮講大德沙門一人爲院長總持之，于院重中公推一人爲院護協持之。本院于大德沙門得禮請爲座無，于各刹長老得禮請爲首座，于諸方法師得禮請爲護講。本院教務事務各職員，由院長協同院護延請之。”學製與辦法是“先辦修學、講習二科，叁年後改設專宗大學及研究部、中學部。修學科暫定一班，依逐漸擴充，每班限額六十名，叁年畢業。講習科不限額數。以半年爲修業期。”
第二章“入院”，規定了學員入院的資格和錄取方法：“(一)年齡在十六歲以上者，(二)身體健全、品性端平者，(叁)曾受刍戒或沙彌戒或叁皈者，(四)曾習教典及文理情通者，(五)發心求法救世、誓不願退者。修學科學員報名時，須經本院叁種考試：(一)口頭問答。(二)作文。(叁)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驗品性行持。”
第叁章“課程”，規定了修習科叁年六學期的授課內容。第一學期：大乘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小乘佛學概論、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論疏；第二學期：百論、中論、十二門論、心經、金剛經、文殊般若經、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略；第叁學期：成唯識論、攝大乘論天親釋、解深密經、楞伽經、彌勒上生經、中華佛教史、西洋倫理及心理學概略；第四學期：教觀綱宗、十不二門指要抄、大乘止觀、維摩經、法華經、各國佛教史、西洋心理學及生物學概略；第五學期：華嚴一乘教義章、(五蘊觀、妄盡還原觀、叁經圓融觀、法界觀)、華嚴十地品及論、中華孔老話號及晉宋玄學、宋明理學、西洋哲學概略；第六學期：七佛與叁十二祖偈及信心銘、六祖壇經、永嘉集、梵綱經及瑜伽菩薩戒學處、彌陀經、十六觀經、往生論、十位心論、宗教及社會學概略。此外，作文、行持、英文、日文、藏文、貫穿于每個學期中。
以上叁章，明顯地標示了武昌佛學院的特色。武昌佛學院非一般地學習佛學知識或養成經師論師的僧校，更不是逃避家庭社會或圖求名利的場所，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志“宏法利世”的人才的佛學院。僧學員畢業後，能勝任寺院的住持，把寺院改造成弘揚佛法、救世救人的“現代化僧團”；居士學員畢業後，能組織佛教正信會，把佛法推廣到人間去。據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雲：佛學院的“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製度”。以《章程》看，佛學院課程涵蓋面寬，有佛學，有文史、哲學，還有近代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佛學課程中，性、相、臺、賢、禅、律、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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