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溪通志》再谈惠能的佛教思想
李富华
台湾《明文书局》刊印的《中国佛教史志汇刊》收录了《曹溪通志》，使笔者有幸阅读此书。这里首先要感谢台湾同行赐予的这个机会。不言而喻，《曹溪通志》就是一部曹溪地方史的资料集。曹溪是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创宗成祖约地方，无疑，这部地方志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惠能事迹的资料。笔者就从这部地方忘说起，从曹溪志提供的部分资料中再谈谈对惠能佛教思想的理解。
一
《曹溪通志》是明末着名高僧憨山德清主持编辑的一部地方志，就其内容说，实际上是禅宗六祖惠能的传法道场曹溪宝林寺，即今称南华寺的一部寺志。该书初修于明朝万历年间。明人周汝登所撰“旧志序”云：“余入岭表在万历·了酉(1597)，别清公以戊戊 (1598)，志成在已亥庚子间(1599—1600)，而余序在甲辰(1604)”(《重修曹溪通志》，台北《明文书局》刊印《中国佛教史志汇刊》第二辑第四册十七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或篇名。)说明该志最后成书约在1604年前后，是否有刻本流行，不得而知。七十年后的清朝康熙年间，宝林寺所藏旧志稿已“断简残编，芜秽特甚”，当时的韶州知府马元等，委托宝林寺主持真朴，在旧志的基础上重新校辑，成一新志(马元《重修曹溪通志序》)，这就是现今存世的《重修曹溪通志》一书。这部书八卷约十万字，所收内容均与曹溪宝林寺的创建及其盛衰史迹有关。
曹溪，位于今广东省韶关市南六十华里的地方，距广州七百余里，因唐代僧人惠能在此地传南宗禅而闻名于世。传说，梁武帝天监年间(602—519)，西域僧智药自海路来到广东，看到曹溪山色“宛如西天宝林山“，故倡议在曹溪“建一梵刹”。于是梁代的地方当局就在曹溪建成一“梵宫”，并“赐额为宝林”(《重修曹溪通志》卷一)。这是曹溪始有佛寺的最早记载。然而，关于梁代宝林寺的情况已无史迹可考；在中国佛教史上梁宝林寺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只能把这种记载视同传说。应该说，曹溪真正创建佛寺的时间在惠能到来之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惠能来到曹溪的时侯，曹溪的后属宝林寺的许多地方还是乡绅陈亚仙的“祖业”私产，而所谓的故宝林寺也只是“堂宇秘隘，不足容众”的几间普通的房舍。惠能到来之后，在地方官绅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大规模营建佛教寺院，而后才逐渐形成以布隆迪为主刹的寺庙群，所谓“兰若一十三所，兹宝林为主刹焉”(参见《重修曹溪通志》卷一《建制规模》、《香火供奉》诸书)。曹溪也因之成为中国佛教丛林中赫赫闻名的惠能一宗的祖庭。
惠能在曹溪，效南朝名僧慧远“足不过虎溪”，近四十年弘传南祖禅，未曾离曹溪一步。《坛经》德翼序云：“大师始于五羊，终于曹溪，说法三十七年，沾甘露味，入圣超凡者，莫记真数”。惠能生前，声望就已很高，唐武则天、唐中宗李显都曾“驰诏迎请”，而以“老痰”相辞(《重修曹溪通志》卷三《王臣外护地七》)。当时，曹溪宝林寺因惠能的声望而达到极盛，所谓“学徒爱来，如水之东”(《重修曹溪通志》卷三刘禹锡《六祖大禅师第二砷》)。惠能死后，宝林寺也曾因“传法得眼者，散之而四方”，一度变为“律寺”(《重修曹溪通志》卷三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到北宋初年，因惠能对曹溪的影响难以磨灭，故宝林寺作为禅宗的祖庭再度复兴。北宋朝的太宗、仁宗等几代帝王一再为惠能加封谥号；“南华禅寺”一名即为宋太祖开宝元年“勒额”。元明以来，因“岭外道路间幽，故高人上士凡迹罕至”(《重修曹溪通志》卷五德清《修建华严道场千日长期碑记铭》)。致使宝林故刹日渐衰落，出现了“山门日空，流棍日集，祸害日作，而僧徒竟为此累，以至几不可保”的凋弊情景(《重修曹溪通志》卷六(明)冯昌厝《憨山大师中兴曹溪实录略》)。明朝万历年间，名僧憨山德清“坐私造寺院，谴戊雷州”《重修曹溪通志》卷五(明)钱谦益《憨山大师塔铭》，看到曹溪的情景，立志复兴，在地方官吏署南韶事大司马太祖、观察海门周公等的支持下，整顿曹溪，所谓“归侵田，斥僦舍。屠门酒肆，蔚为宝坊，缁白坌集，摄折互用，大鉴之道，勃焉中兴”(《重修曹溪通志》卷五(明)钱谦益《憨山大师塔铭》)。总之，在上下近千年的岁月里，曹溪宝林寺虽然几度兴衰，但始终保持着惠能道场的风貌。
正因为这种历史的原因，一部曹溪的地方志就成为以收录惠能生平事迹为中心内容的宝林寺志。《曹溪通志》虽也记载了曹溪的山石川泉，但又无不打上惠能行踪印记，如拜石、坐石、避难石、飞锡桥、招隐石、卓锡泉等，都与惠能神话式的生平联系在一起，如山门、天王殿、钟鼓楼等，但供奉惠能及其“圣物”的祖师殿却是整个曹溪“一山风貌所聚”的“圣地”。五祖殿、祖师殿、奉来堂等与南宗禅等密切相关的建筑，才是曹溪宝林寺的真正特色所在，也是广大信徒为之膜拜，而使曹溪“香火流传”的根本(《曹溪通志》卷五《平南王迁移换六祖旧殿基址》)。因此，《曹溪通志》着力记载和收录的是关于这些建筑的兴建始末和讴歌咏念他们的诗文。更有甚者，《曹溪通志》的编纂者倾全力收集惠能史传的资料，并把它们一起编入曹溪志中。可以这样说，除了禅宗史书和僧传的记载外，曹溪志所收集的有关惠能传记的资料是相当齐全的，它包括《塔经》的各种序文、跋文；历代文人撰写的惠能的碑文；唐朝及以后历代帝王的敕书和谥文；涉及宝林寺及其僧人的书札、游记、诗文等。此外，曹溪志的编纂者们还依据佛教史传及碑文野史撰写了惠能及其主要弟子和宝林寺主持中有影响的僧人的传记等。上述这一切为了解和研究惠能及作为惠能传法道场的曹溪宝林寺的历史提供了十分详尽的资料。由此不难得知，《曹溪通志》作为惠能行传的一部资料汇编的价值。
二
《曹溪通志》始编于明末，重编于清初，前后相距七十余年。主要编纂者憨山德清作为“中兴”曹溪的一代名僧，极力想通过这部通志突出惠能的地位，并努力阐明自己对惠能思想的基本看法。清朝初年，他的后继者又追述他的功德，对他推崇备至。所以《曹溪通志》在大量收录惠能事迹的同时，也相当数量的编入了憨山本人及后人关于憨山传记的作品，其中也包括其它编纂者的文稿，如《重兴曹溪憨山禅师传赞》、《憨山师中兴曹溪实录略》及憨山所撰惠能的传赞及曹溪志的几篇序文等。这些文稿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憨山德清及其后继者对南宗禅的始祖惠能教旨的理解。诚然，惠能生活的时代距《曹溪通志》的编纂问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佛教的面貌已有了很大变化，盛唐时代惠能的学说已加进了新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然而，这些有关惠能的论述却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从中多少可以看出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僧界对惠能思想的认识。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分析惠能的佛教思想是有帮助的。
惠能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笔者曾在《惠能和他的佛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三期)一文中作过论述，但推敲起来仍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塔经》中表述惠能佛教思想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首偈语。这一偈语，按僧传的说法是所谓惠能的传法偈。禅宗五祖弘忍传法惠能事，南北两宗说法不同。弘忍传法惠能这件事，不管它是不是历史的真实，传法偈的流行与惠能所传南宗禅有着直接关系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偈语在《曹溪通志》所载明清两代人的撰述中被一再引述和发挥，其中尤以憨山德清的论述最为典型，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殊关注。憨山德清，是与紫柏真可、 益智旭、云栖 宏并称为明末佛教“四大师”的着名高僧，他的论述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示曹溪沙弥》一文中说：“但只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句蕴在胸中，行住坐卧，契茶契饭，搬柴运米，迎宾接客，二六时中一切处，头头提斯，直使现前，定要见本来无物是个什么，如何是不惹尘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参禅。若参到自信不疑之地，则能真见六祖面目”(《重修曹溪通志》卷六)。在另一篇称作《亦且过寮融堂主》的“法语”中又说：“将六祖本来无物一语横在胸中，……即是已建梵刹”(《重修曹溪通志》卷六)。由此知道，在憨山德清看来“本来无一物”的思想，不仅完全表达了惠能佛教思想的核心，而且只要悟到这个道理，也就达到了佛教徒所追求的成佛的目的。这种对惠能思想明确无误的表达，在憨山的着作中是不胜枚举的，如《重修卓锡泉洗心亭铭并序》一文就说：“我师说法，本来无物”(《重修曹溪通志》卷五)。与憨山德清同时的人也是这样看待他对惠能的认识的。曹溪旧志序的作者之一杨起元就云：“憨上人心存普度，随机接引，单提本来无物之旨，醒悟磨砖拾砾之徒”。就是说，在杨起元看来，憨山德清特别重视“本来无物之旨”，把它作为惠能思想的根本，以此接引弟子，普度众生。杨起元在同一篇序中还认为，惠能的佛教学说“岂特有功于释，抑亦有功于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极要也”。而这一学说又因为天生了“憨上人”而得以发扬光大。很清楚，杨起元认为，惠能的学说流传到明末，主要靠憨山德清之力才进一步得到弘扬。这段话不仅抬高了惠能学说的历史作用，也充分表达了憨山德清同时入对他推崇的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杨起元把惠能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直接联系起来，应该说，在当时的佛教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儒释道三教合一是汉唐以来我国思想发展史的一种总趋势，而入宋以来，这种趋势日渐明显。儒释道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不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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