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厌恶，无常危败不可依护，恒为诸苦所恼害，谁有智者乐于此身。我今宜往鸡足，入灭尽定，以候弥勒。
尔时，迦叶告阿难言:汝今当知，昔婆伽婆欲涅槃时，以大法眼付嘱于我，我今年朽，影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又自念言：阿阇世王，本与我约，若涅槃时，必当相别，遂入王城，辞阿阇世王。(王)遂命阿难同往鸡足山。王到山已，山自开辟，迦叶在中全身不散，乃敕诸力士积诸香薪，欲阇维之。阿难白大王曰：摩诃迦叶以定持身，待于慈氏下生，奉付僧伽梨竞，方入涅槃，如今切不可烧也。王闻是说，以种种供养，心生悲恋，然后礼辞定身。
这一记载十分明确地指出：大迦叶在集结佛说正法之后，年已衰朽，遂付正法与阿难，而自己则前往鸡足山，结伽跌坐，以待慈氏下生，即弥勒佛出世，然后方入涅槃。《宝林传》的这一记载与《增一阿含经》所记弥勒在鸡头城成道，佛告诫迦叶要待弥勒出现世间才能涅槃以及弥勒造访禅窟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鸡头城改成了鸡足山；弥勒造访迦叶禅窟改成了阿阇世王与阿难访迦叶于鸡足山。《宝林传》的这一记载还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唐朝中叶鸡足山作为大迦叶道场的信仰已经形成。这一点，与鸡足山网站提供的资料，鸡足山有佛教建筑始于唐朝的历史情况也是相一致的。
可以肯定的说，《宝林传》的记载第一次披露了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是大迦叶道场的这一佛教信仰的历史事实，而之前又是什么人发明和推动了这一信仰的传播，今已无从考证。继《宝林传》之后，记载鸡足山是大迦叶道场的最有影响的着作则是北宋初年成书的禅宗灯录体史书《景德传灯录》。《景德传灯录》记载完全是《宝林传》的翻版，且更加简单明了，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候慈氏下生。
《景德传灯录》之后，由于禅宗史传着作的大量涌现，关于鸡足山为大迦叶道场的记载就比比皆是了，但其内容均来源于《景德传灯录》，如《五灯会元》、《大藏一览集》等。
总之，云南大理鸡足山是大迦叶道场的信仰有一定的经典根据，但它是经过了中国佛教信众的改造和加工。一个大迦叶受佛嘱托，等待在鸡头城龙华树下成道的弥勒佛现世而后涅槃的佛经故事，演变为云南鸡足山为大迦叶道场的信仰，这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方面的事实。为什麽会出现这种演变，这是大迦叶在佛释迦僧团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僧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所致，是大迦叶在佛教史上的威望和人格力量成就了鸡足山为大迦叶道场的历史变迁和鸡足山佛教的兴旺发达。
2.佛教始创于公元前6-前5世纪，其创始者是释伽牟尼，也就是佛。然而，在释迦佛在世之时，他所创立的一整套佛教学说则是以口头传诵的形式流传，并没有形成可供遵从的文本；同时，释迦作为佛教的创立者，他的领袖权威是维系佛教僧团的精神力量。这种情况造成，一旦释迦离世，僧团内部必然造成混乱，各种异见纷起，大有僧团破裂以至消亡的危机。如《四分律》所记：
世尊在拘尸城末罗国婆罗林间般涅槃，......有未离欲比丘，闻世尊已取涅槃，便自投乎地，譬如砍树根断树倒。此诸末离欲比丘亦复如是，啼哭而言：善逝涅槃何乃太早，世间明眼何乃速灭，我曹所尊之法何得便尽。(卷54)。
就是说，在佛释迦去世后，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认为佛的去世就如同大树断了根，佛的教法从此将归于消亡。而更为甚者，有的比丘则认为佛的去世，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可以"欲作便作，欲不作便不作"，使佛教僧团处于解体的危机中。这也如《大智度论》卷2 所描述的："法船欲破，法城欲颓，法海欲竭，法幢欲倒，法灯欲灭，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恶人力转盛"。在这佛教僧团处于危机存亡之时，只有大迦叶"心如大海，澄净不动"，他认为"应当集结修妬路(经)、阿昆昙(论)、毗尼(律)作三法藏，如是佛法可得久住，未来世人可得受行"。于是，他制止了众多弟子的过度悲哀和自杀行为，制止了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企图分裂僧团的破坏行径，以他的崇高威望，号召和组织一千阿罗汉在王舍城耆阇崛山集结三藏。由阿难诵出四阿含经"是名修妬路法藏"；由长老优婆离"结初大罪二百五十戒作三部、七法、八法，比丘尼毘尼，增一优婆利，问杂部，善部，如是等八十部作毗尼藏；由阿难等五百阿罗汉共同集结"阿毗昙藏"，从而使三法藏集竟"(《大智度论》卷2 )这就是佛经的第一次集结。佛教三藏典籍的集结，不仅使佛释迦所说的正法得以存世，也挽救了行将破裂的佛教僧团，使佛法"久住"世间，流传至今。今天，印度的佛教原典，因种种原因，在印度本土已荡然无存，然而它们却被几乎完整的译成汉文。现在，中国的僧俗佛教信徒，能够传诵佛教的经书，并把佛教发扬光大，不能不缅怀那些曾把印度佛教原典译成汉文的译经家们的丰功伟绩，更不能忘记集结三藏典籍，使佛法得以久住的大迦叶，大迦叶的首功不可磨灭。
3．大迦叶被中国禅宗尊为西天初祖，其来源原出于佛典中关于佛法传承的祖统说。记载这种祖统说的影响较大的佛典是北魏延兴年间(472-476年)由昙曜与吉迦夜同译的《付法藏因缘传》。在这部佛典中将佛释迦去世后，传付佛法的祖位描述为自大迦叶至师子共24代祖。应该说，这一佛法的传承系统与中国禅宗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到了唐朝，中国禅宗的创始者们开始利用这一祖统说建立禅宗法门的传承体系。现在我们在禅宗典籍中见到最早的这种禅宗传法的祖统说是记载于《坛经》中，这就是惠能所说的七佛相承，大迦叶为第八祖，惠能为第四十代的祖统说。 这一祖统说的最早提出者是惠能大师，还是另有别人暂且不论，但它的最终形成应在惠能在世之时。《坛经》的这一传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分西天和本土，同时在大迦叶之前又加进了以释迦牟尼佛为第七代的"七佛"。之后，将这种传承体系传记化的着作则是唐智炬所着《宝林传》。《宝林传》不列"七佛"，而是在释迦牟尼传后，立"第一祖大迦叶"传，而至菩提达磨为第二十八祖。《宝林传》的传承体系与六祖《坛经》所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坛经》中，菩提达磨为第三十五代，这是加上"七佛"的排序；如果去掉"七佛"，正好是第二十八代。现在可以肯定，由《坛经》所披露的这一中国禅宗的祖统说一直被后世的中国禅宗史所继承。北宋初年问世的《景德传灯录》虽然也是列菩提达磨为第二十八代祖，但在二十八代祖前列"七祖"。发展到南宋时代，综合"五灯"而成的《五灯会元》则以更加清晰的表述，把惠能传下来的祖统说系统化，即将《坛经》的四十代祖师分作三部分：一"七佛"；二"西天祖师"，自一祖摩诃迦叶尊者至二十八代祖菩提达磨；三东土祖师，即"初祖菩提达磨大师"至"六祖惠能大鉴禅师"，从而将中国禅宗的祖统说最终固定下来。
总之，中国禅宗的祖师们借用佛典中传付佛法的祖统说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传法的祖师系统，而尊大迦叶为西天一祖，这无疑是借大迦叶的威望树立自己一宗在诸宗中的正宗地位。当然这只是在形式上，进而为了在禅法思想上拉近与大迦叶的关系，又创造了一个"拈花微笑"的禅宗公案。
史料表明，这一公案故事的始创者在唐代已显端倪，《宝林传》卷1的佛释迦牟尼传中已有如下记载："佛每告弟子摩诃迦叶，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在这里，佛传付大迦叶的"正法"已加上了"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等定语，这就意味着大迦叶继承的佛传付的正法已非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原始的佛教教义，而是与大乘佛教的般若性空，从而与中国禅宗的识心见性的思想接轨了。《宝林传》的创造被宋初的《景德传灯录》所继承，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而发展到两宋之际，则出现了"拈花微笑"的公案。此公案初载于北宋末年释惟白所撰的《建中靖国续灯录》，而完善于南宋释悟明所着《联灯会元》。其卷1释迦牟尼传中载：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一记载大胆地发展了《宝林传》的创造，以更加明确的语言道出了大迦叶得佛传授的就是由中国禅宗一脉相承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微妙法门"。自此，大迦叶作为中国禅宗的西天始祖是确认无疑了。《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6的一首禅诗云："正眼由来付饮光，灵山七众尽归降，枝繁叶茂宗门盛，自得儿孙满大唐"。是的，中国禅宗盛行于大唐，而它的源头则是传承佛的"微妙法门"的大迦叶。虽然真实的中国禅宗史并非如此，但中国禅宗一旦确认大迦叶为自己的始祖，其正宗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
诚然，大迦叶作为中国禅宗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之无愧的。如前所述，大迦叶是佛的正法的第一位继承人，他身体力行，全面实践着佛的教法；他有佛那样的慈悲之心，于一切"不着、不缚、不染"，具有同佛一样的"广大殊胜功德"；他一生安贫乐道，行头陀行。这一切不仅体现着佛的真精神；就思想境界说，中国禅宗思想中如自静其心，自识本性；行住坐卧，常行直心；远离一切邪妄杂念的"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等亦与大迦叶的精神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不管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大迦叶的精神是中国禅宗思想萌生的源头之一。
《大迦叶与中国佛教(李富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