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婆罗门教和数论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渊源，旨在说明佛教的禅法是源于《奥义书》等古代印度哲学名着，但有发展。”中国部”是全书研究和论述的重点。他按禅学的发展脉胳，分为六编：第一编为“准备时代”，时限从东汉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时的菩提达磨来华，论述了这一时期禅法经典的译介情况。第二编为“纯禅时代”，指从达磨至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时止，论述了禅学的发展(禅宗的酝酿)和禅宗的形成的发展经过。第三编是“禅机的时代”，从慧能圆寂至五代末时止，论述了禅宗各分支的形成历史和各支的宗教风格。第四编是“禅道烂熟的时代”(前期)，主要论述北宋禅宗的发展特色。第五编是“禅道的烂熟时代”(后期)，主要论述南宋禅宗的发展特色。第六编是“禅道变衰时代”，论述了元代到清乾隆时期禅宗逐渐衰败的情况。他晚年着的《朝鲜禅教史》讲述了禅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入和发展，突出各个不同时期的佛教事件和重点人物。忽滑快谷天在禅宗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铃木大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现代日本思想家和学者。1870年他出生于日本名川县金泽市。1891年入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并在这一年参访圆觉寺今北洪川禅师，对禅宗发生兴趣。又拜新任总管宗演禅师参禅，进东京帝国大学。1893年随宗演大师赴美参加世界宗教大会，担任翻译。1897年赴美留居拉萨斯，担任编辑，在美期间翻译了《大乘起信论》、《老子道德经》等名着。1909年回国任学习院讲师，兼任东京普国大学教授，讲授英文及佛教禅学。1921年任京都大学教授，创设“东方佛教学会”，发行《东方佛教》季刊。1933年因《楞伽经研究》(英文)一书而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去世。铃木大拙对禅学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证，即利用敦煌发现的禅籍校核禅宗历史上的疑团。他先后撰写了《敦煌出土少室逸书》、《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等著作。1934年他与胡适在北京大学进行了面对面讨论，认为《坛经》的作者是六祖慧能。另一方面是对禅学思想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主要有《禅学入门》、《禅与念佛心理学的基础》、《神秘主义与禅》、《禅与日本文化》、《禅与生活》、《禅学随笔》、《禅问答和悟》、《禅佛教论集》等等。铃木大拙曾这样概括禅宗的目标：“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

　　2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陆续发现的《坛经》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松本文三郎是这方面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他在《六祖坛经的书志学研究》一文里，认为敦煌本的《坛经》是唐末的本子，虽不是善本，但却为后来本子的基础。宇井伯寿在《坛经考》里，对十几种不同版本的《坛经》进行考证，指出《坛经》有敦煌本、惠昕本、德异本或宗宝本三大系统。柳田圣山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对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形成做了考察，认为《坛经》是牛头禅派与神会禅派互相影响的结果，作者法海原是牛头派禅僧，后来被说成是慧能的弟子。《坛经》编纂时间当在《曹溪大师传》与《宝林传》之间。后来他又进一步认为，《坛经》实在是从神会的《坛语》发展而来的，“敦煌本《坛经》正是开元初期神会的新佛教运动的纪录”，可以看作是“八世纪禅佛教思想史的成果”。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还于1978年发表了《慧能研究》一书，将有关慧能的十八种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比较研究，是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日本学者对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达摩之名的语录和其他早期禅宗文献进行了研究。铃木大拙认为《二入四行论》一文中，第一、二部分为达摩所说，第三部分为慧可所述。宇井伯寿认为大部分为慧可所述。柳田圣山则认为，前二部分为昙林所传，与慧可无关，第三部分为达摩和慧可师徒间的问答。对《观心论》，神尾(弌)春认为由神秀所撰，铃木大拙则认为是达摩述，弟子记录而成的。对《绝观论》，久野芳隆和关口真大认为系牛头法融所作，铃木大拙则认为是达摩所作。此外，日本学者还整理了《达摩禅师论》、《修心要论》、《大乘五方便北宗》、《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禅籍，推动了早期禅宗，特别是北宗禅的研究，使禅宗的历史变的更加清楚。1926年胡适校订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一书，日本学者对此非常重视，于是也开始进行了有关神会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铃木大拙等人都对神会资料做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学者还对许多敦煌的禅宗典籍进行了重点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铃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遗书》、《校刊少室遗书及解说》、《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三》等；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对禅宗的禅法、宗派及《坛经》等有不少研究；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对与达摩有关的资料做了详细的梳理；筱原寿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对敦煌禅宗典籍做了全面论述。1969年，日本学者编写了20卷《禅的语录》，对中国禅宗的代表著作进行了译注，其中包括新校订的原文、日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和解说，介绍了各书的原作者、编写的时代背景、书的内容和特色、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种版本等内容。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收集了朝鲜和日本发现的一批禅宗典籍。近年研究禅宗的著作还有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的研究》、铃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学大辞典》，收词汇32000余个，包括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的禅宗历史、思想、人物、着述等内容，还附有禅宗史迹地图、法系、年表、禅籍分类要览等。此外，日本学术界还编纂过5套南北大藏经，各种佛教辞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书。日本的着名佛教学术单位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最为有名，此外，各个佛教派别办的佛教大学，如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佛教大学等也以研究某一宗派或某一方向而闻名于世界学术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学术刊物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等等。

　　二、韩国 本世纪初韩国的佛教研究开始走上新途。从1912年到195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始发期。1917年问世的权相老的《朝鲜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鲜佛教通史》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书按编年体形式，将韩国的佛教历史进行了梳理，材料丰富，但在观点和分析上还不够深入，仍然带有旧时期史学的特征。以后，金包光的《朝鲜佛教史稿》作为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东国大学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该校佛教研究室编的《新罗佛教全书·藏外杂谈》是韩国资料整理的开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韩国佛教研究的展开期，这时韩国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从欧美等国留学回国的学者，成绩突出，改变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学风影响较大的情况。李箕永是留学比利时的学者，他对佛教论藏哲学的研究有较高的水平，对元晓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写了有关佛教的著作百余篇本。还有李民庸的《关于弥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罗真兴王信佛思想研究》、朴贵出的《关于圭峰禅师禅教一致论》等文，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禅宗的研究，表现突出，像禹贞相的《关于西山大师的教禅观》、韩基斗的《关于韩国思想史中的三宗禅和二宗禅的论争点》，《高丽后期的禅思想》、安启贤的《曹溪宗和五教两宗》、崔昌植的《关于高丽时代禅宗清规研究》、金瑛泰的《高丽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对韩国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专题性的意义。此外，对其他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启贤的《新罗净土教诸问题》、金智见的《新罗华严学的谱系及思想》，《新罗华严学主流考》、崔炳宪的《天台宗的建立》、黄成基的《圆测的唯识学说研究》、吴亨根的《元测的和思想》、高翊晋的《西明唯识的基本立场》、朴泰和的《新罗时代密教传来考》、朴弼奎的《关于密教的特质及在韩国传播》、金在景的《新罗密教修行及其性质》等文。在佛教民俗和仪礼方面的研究也有深入地开展，撰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0年以后，韩国的佛学研究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正是韩国经济进入繁盛的时期，为韩国的佛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使佛学研究和出版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韩国的学术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书》、《韩国佛教全书》等系列工具书和资料集成，基础研究得到了加强，推动了佛学研究深入。除了传统的宗派研究继续进行之外，韩国学者对当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本世纪上半叶殖民地时期的佛教研究，有南俊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佛教革新运动研究》、韩钟万的《韩国近代民众佛教的理念及传播》和韩龙文的《朝鲜佛教维新论》、俞镇采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寺刹土地所有关系研究》等文，这些文章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状态、认识理念、理论建设等作了回顾，冷静地看待过去。密教的研究在这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发表的文章有郑泰赫的《关于韩国佛教的密教性质的考察》、《高丽时各种道场的密教性质》、金瑛泰的《三国时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编辑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徐润吉的《韩国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焕的《关于佛教的真言研究》等。这些研究重点是在韩国密教的理论、仪式、思想等等，尤其对考察韩国佛教的民俗化过程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韩国佛教的哲学研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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