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婆羅門教和數論的瑜伽禅法)和“小乘禅”的特點及其曆史文化淵源，旨在說明佛教的禅法是源于《奧義書》等古代印度哲學名著，但有發展。”中國部”是全書研究和論述的重點。他按禅學的發展脈胳，分爲六編：第一編爲“准備時代”，時限從東漢末安世高到北朝梁武帝時的菩提達磨來華，論述了這一時期禅法經典的譯介情況。第二編爲“純禅時代”，指從達磨至禅宗六祖慧能大師時止，論述了禅學的發展(禅宗的醞釀)和禅宗的形成的發展經過。第叁編是“禅機的時代”，從慧能圓寂至五代末時止，論述了禅宗各分支的形成曆史和各支的宗教風格。第四編是“禅道爛熟的時代”(前期)，主要論述北宋禅宗的發展特色。第五編是“禅道的爛熟時代”(後期)，主要論述南宋禅宗的發展特色。第六編是“禅道變衰時代”，論述了元代到清乾隆時期禅宗逐漸衰敗的情況。他晚年著的《朝鮮禅教史》講述了禅佛教在朝鮮半島的傳入和發展，突出各個不同時期的佛教事件和重點人物。忽滑快谷天在禅宗研究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鈴木大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現代日本思想家和學者。1870年他出生于日本名川縣金澤市。1891年入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東京專門學校，並在這一年參訪圓覺寺今北洪川禅師，對禅宗發生興趣。又拜新任總管宗演禅師參禅，進東京帝國大學。1893年隨宗演大師赴美參加世界宗教大會，擔任翻譯。1897年赴美留居拉薩斯，擔任編輯，在美期間翻譯了《大乘起信論》、《老子道德經》等名著。1909年回國任學習院講師，兼任東京普國大學教授，講授英文及佛教禅學。1921年任京都大學教授，創設“東方佛教學會”，發行《東方佛教》季刊。1933年因《楞伽經研究》(英文)一書而獲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去世。鈴木大拙對禅學的研究可以歸納爲兩方面：一是對禅宗曆史的考證，即利用敦煌發現的禅籍校核禅宗曆史上的疑團。他先後撰寫了《敦煌出土少室逸書》、《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等著作。1934年他與胡適在北京大學進行了面對面討論，認爲《壇經》的作者是六祖慧能。另一方面是對禅學思想的研究，爲後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主要有《禅學入門》、《禅與念佛心理學的基礎》、《神秘主義與禅》、《禅與日本文化》、《禅與生活》、《禅學隨筆》、《禅問答和悟》、《禅佛教論集》等等。鈴木大拙曾這樣概括禅宗的目標：“禅本質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藝術，它指出從奴役到自由的道路。”
20年代以後，日本學者對陸續發現的《壇經》各種不同的版本進行了比較研究。松本文叁郎是這方面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他在《六祖壇經的書志學研究》一文裏，認爲敦煌本的《壇經》是唐末的本子，雖不是善本，但卻爲後來本子的基礎。宇井伯壽在《壇經考》裏，對十幾種不同版本的《壇經》進行考證，指出《壇經》有敦煌本、惠昕本、德異本或宗寶本叁大系統。柳田聖山的《初期禅宗史書的研究》，對敦煌本《壇經》的作者、形成做了考察，認爲《壇經》是牛頭禅派與神會禅派互相影響的結果，作者法海原是牛頭派禅僧，後來被說成是慧能的弟子。《壇經》編纂時間當在《曹溪大師傳》與《寶林傳》之間。後來他又進一步認爲，《壇經》實在是從神會的《壇語》發展而來的，“敦煌本《壇經》正是開元初期神會的新佛教運動的紀錄”，可以看作是“八世紀禅佛教思想史的成果”。日本駒澤大學禅宗史研究會還于1978年發表了《慧能研究》一書，將有關慧能的十八種資料進行了整理和比較研究，是爲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日本學者對敦煌禅籍中冠以菩提達摩之名的語錄和其他早期禅宗文獻進行了研究。鈴木大拙認爲《二入四行論》一文中，第一、二部分爲達摩所說，第叁部分爲慧可所述。宇井伯壽認爲大部分爲慧可所述。柳田聖山則認爲，前二部分爲昙林所傳，與慧可無關，第叁部分爲達摩和慧可師徒間的問答。對《觀心論》，神尾(弌)春認爲由神秀所撰，鈴木大拙則認爲是達摩述，弟子記錄而成的。對《絕觀論》，久野芳隆和關口真大認爲系牛頭法融所作，鈴木大拙則認爲是達摩所作。此外，日本學者還整理了《達摩禅師論》、《修心要論》、《大乘五方便北宗》、《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曆代法寶記》等禅籍，推動了早期禅宗，特別是北宗禅的研究，使禅宗的曆史變的更加清楚。1926年胡適校訂出版了《神會和尚遺集》一書，日本學者對此非常重視，于是也開始進行了有關神會的研究。石井光雄和鈴木大拙等人都對神會資料做了研究，出版了校本。日本學者還對許多敦煌的禅宗典籍進行了重點研究，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有：鈴木大拙的《敦煌出土少室遺書》、《校刊少室遺書及解說》、《禅思想史研究第二》、《禅思想史研究第叁》等；宇井伯壽《禅宗史研究》、《第二禅宗史研究》對禅宗的禅法、宗派及《壇經》等有不少研究；關口真大《達摩大師的研究》對與達摩有關的資料做了詳細的梳理；筱原壽雄和田中良昭的《敦煌佛典和禅》和田中良昭的《敦煌禅宗文獻的研究》，對敦煌禅宗典籍做了全面論述。1969年，日本學者編寫了20卷《禅的語錄》，對中國禅宗的代表著作進行了譯注，其中包括新校訂的原文、日本訓讀、現代日語譯文、注釋和解說，介紹了各書的原作者、編寫的時代背景、書的內容和特色、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及各種版本等內容。柳田聖山主編的《禅學叢書》，收集了朝鮮和日本發現的一批禅宗典籍。近年研究禅宗的著作還有阿部肇一的《中國禅宗史的研究》、鈴木哲雄的《唐五代的禅宗》、石井修道的《宋代禅宗史的研究》等。1978年日本出版了《禅學大辭典》，收詞彙32000余個，包括印度、中國、朝鮮、日本的禅宗曆史、思想、人物、著述等內容，還附有禅宗史迹地圖、法系、年表、禅籍分類要覽等。此外，日本學術界還編纂過5套南北大藏經，各種佛教辭典和年表、索引等工具書。日本的著名佛教學術單位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最爲有名，此外，各個佛教派別辦的佛教大學，如駒澤大學、大正大學、立正大學、佛教大學等也以研究某一宗派或某一方向而聞名于世界學術界。日本的佛教刊物非常多，重要的學術刊物有《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等等。
二、韓國 本世紀初韓國的佛教研究開始走上新途。從1912年到1959年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始發期。1917年問世的權相老的《朝鮮佛教史》和翌年出版的《朝鮮佛教通史》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二書按編年體形式，將韓國的佛教曆史進行了梳理，材料豐富，但在觀點和分析上還不夠深入，仍然帶有舊時期史學的特征。以後，金包光的《朝鮮佛教史稿》作爲院校教材而被使用。40年代末，東國大學在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該校佛教研究室編的《新羅佛教全書·藏外雜談》是韓國資料整理的開端。1960年至1979年是韓國佛教研究的展開期，這時韓國的佛教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一些從歐美等國留學回國的學者，成績突出，改變了以往的研究受日本的學風影響較大的情況。李箕永是留學比利時的學者，他對佛教論藏哲學的研究有較高的水平，對元曉的哲學思想有一定的研究，一生撰寫了有關佛教的著作百余篇本。還有李民庸的《關于彌勒思想的研究》，以及金瑛泰的《新羅真興王信佛思想研究》、樸貴出的《關于圭峰禅師禅教一致論》等文，是這一時期的優秀成果。除了佛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外，在佛教宗派的研究上也有很大的進展，特別是禅宗的研究，表現突出，像禹貞相的《關于西山大師的教禅觀》、韓基鬥的《關于韓國思想史中的叁宗禅和二宗禅的論爭點》，《高麗後期的禅思想》、安啓賢的《曹溪宗和五教兩宗》、崔昌植的《關于高麗時代禅宗清規研究》、金瑛泰的《高麗曹溪宗名考》等文，都對韓國佛教的主流宗派——曹溪宗的研究具有專題性的意義。此外，對其他宗派，也有不少文章面世。如安啓賢的《新羅淨土教諸問題》、金智見的《新羅華嚴學的譜系及思想》，《新羅華嚴學主流考》、崔炳憲的《天臺宗的建立》、黃成基的《圓測的唯識學說研究》、吳亨根的《元測的和思想》、高翊晉的《西明唯識的基本立場》、樸泰和的《新羅時代密教傳來考》、樸弼奎的《關于密教的特質及在韓國傳播》、金在景的《新羅密教修行及其性質》等文。在佛教民俗和儀禮方面的研究也有深入地開展，撰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章，所有這些，爲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1980年以後，韓國的佛學研究進入了成熟期。這一時期正是韓國經濟進入繁盛的時期，爲韓國的佛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使佛學研究和出版事業有了迅速的發展。韓國的學術界出版了像《佛教百科全書》、《韓國佛教全書》等系列工具書和資料集成，基礎研究得到了加強，推動了佛學研究深入。除了傳統的宗派研究繼續進行之外，韓國學者對當代的佛教予以更多的關注，特別是本世紀上半葉殖民地時期的佛教研究，有南俊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佛教革新運動研究》、韓鍾萬的《韓國近代民衆佛教的理念及傳播》和韓龍文的《朝鮮佛教維新論》、俞鎮采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寺刹土地所有關系研究》等文，這些文章對當時人們的思想狀態、認識理念、理論建設等作了回顧，冷靜地看待過去。密教的研究在這時有繼續發展的趨勢，發表的文章有鄭泰赫的《關于韓國佛教的密教性質的考察》、《高麗時各種道場的密教性質》、金瑛泰的《叁國時期的神咒信仰》、佛教文化研究院編輯的《韓國密教思想研究》、徐潤吉的《韓國密教思想研究》、金容煥的《關于佛教的真言研究》等。這些研究重點是在韓國密教的理論、儀式、思想等等，尤其對考察韓國佛教的民俗化過程有重要的意義。此外，韓國佛教的哲學研究也有…
《佛教學 第十一章 外國佛教學研究》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