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代禅宗史》第70页。)杨曾文、葛兆光等人也同意此说。

　　学术界对于《坛经》的学术整理，在1962年7月编就，196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隋唐部分)下册的《禅宗》一节中，以《关于惠能的事迹和思想》为题，依宗宝本，摘录了一些材料，并加标点注释，是一个不完全的整理本。1982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郭朋以日本铃木贞太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照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作成《坛经校释》一书，1983年9月初版，到1997年10月已是第6次印刷，总印数达32，000册。1980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其中第2卷第4册为禅宗卷，1983年6月第1版，收入了《坛经》的敦煌本和宗宝本，加以标点。杨曾文在1986初步完成对敦煌博物馆所藏《坛经》写本(敦博本)的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名《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在附录中也收入了日本大乘寺本《坛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第1册中，收入《坛经》五种，即：敦煌本斯5475号(影印并抄录)、敦博本077号(影印)、曹溪原本(据嘉兴藏影印)、日本兴圣寺藏宋本(影印)和宗宝本(据嘉兴藏影印)。1997年2月，周绍良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原本”之意，是未经后人润色整理的，共收入五种，即北京图书馆藏有字79号卷子残页、北京图书馆藏冈字48号卷子、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5475号册子、敦煌博物馆藏077号册子及旅顺博物馆原藏已迷失册子首尾照片①(实际总收入4种。)，全部影印，再依此录出“原本”，并加标点及简单的校记。1998年1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邓文宽、荣新江录校的《敦博本禅籍录校》，其中包括《坛经》。

　　胡适在1966年1月8日写成《＜坛经＞考之一》，指出《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之间的并列关系，契嵩三卷是将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的真正古本和《曹溪大师别传》的结合，而宗宝本则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明藏本以契嵩本为祖本。杜继文、魏道儒认为，《坛经》是经过多个禅宗宗派增删修订，逐步演化而成的，说它是集体产品，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①(《中国禅宗通史》第18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郭朋在《坛经校释》的序言中，分析了胡适、印顺观点及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石井修道观点，认为胡适用“明藏本”的提法尤为不妥，《曹溪大师别传》也不能和《坛经》并列，因为它不是《坛经》的一个本子。②(《坛经校释》第11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他对印顺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认为《坛经》最根本的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其余的都不过是这4种本子的翻刻和传抄而已。

　　杨曾文在《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中对《坛经》的流变有详尽的叙述，以《坛经》(不存)祖本为源头，衍生出敦煌原本(不存)和惠昕原本(所谓文繁古本，不存)。从敦煌原本衍生出敦煌本、敦博本、西夏文本三个本子；从惠昕原本衍生出惠昕本和契嵩本。日本的天宁寺本、大乘寺本、兴圣寺本等，均是惠昕本的传刻本。契嵩本下，又衍生出曹溪原本、德异本和宗宝本，此三种本子又有各自的传刻本，明代以后的各种藏经本，包括日本的一些藏经本，都以宗宝本为基础。洪修平不同意杨曾文把敦煌本与惠昕本看作是《坛经》祖本后的两个并列系统的观点，主张两者“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③(《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20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他所列的《坛经》诸本关系图表，以《坛经》原本(不存)为最早，衍生出“南方宗旨”本和文繁的古本(均不存)，与此并列的是《曹溪大师别传》。敦煌本直接从南方宗旨本而来，惠昕本直接来自文繁的古本，并与敦煌本也有关系，契嵩本是文繁的古本和《曹溪大师别传》结合而成，这和胡适的看法有相近之处。契嵩本衍生出德异本和曹溪原本，此两个本子又衍生出宗宝本，而宗宝本也与惠昕本有联系。

　　《坛经》是否为神会或神会门徒所作，首先由胡适提出。胡适早在1929年写的《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辟《神会与六祖坛经》一节，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里没有具体讨论这一问题，只是沿用法海记集说：“相传门徒法海据其言行录为《坛经》。”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89页，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第四册第2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石峻等人认为，《坛经》最早的本子，是慧能的弟子根据其讲法记录下来的，神会只不过是根据它而加以发挥而已，胡适关于《坛经》由神会一手创作的假设，恐怕不能成立。吕澄持神会门徒编纂说：“显然编纂于神会门徒之手。”②(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74页，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不过是否就是依照神会的说法改动了《坛经》，还有待研究③(同上，第222页，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葛兆光重申神会一系与《坛经》确有关系。④(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关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重点之一。这方面的著作主要以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和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和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为主。麻着以禅宗史上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和禅法为线索，剖析了他们的思想和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史的背景下，从整个社会思潮契人，来看待宋以后出现的各种禅法、文人与禅、禅学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杜着是在禅宗史料的基础上，从人物入手，以历史上重要的禅师的生平和禅法来主述禅宗的发展，尤其对宋代佛教的分期、文字禅的描述，都有一定的研究。吴着则是站在传统佛教的立场，按照佛教的记载来叙述禅宗的历史，特别是在一些与禅宗有关的地名和史实的考证上有自己的特点。

　　现在中国大陆对禅诗和公案的研究也很繁荣，搞这方面研究的人一般多为研究文学和美学的人。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对禅宗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指出“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佛教的诗化，禅宗发展史的种种事实正鲜明地展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李泽厚认为：“禅宗同整个中国哲学一样，其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并把佛教美学列为中国古典美学四大思潮之一。刘纲纪将禅宗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中晚唐是准备时期，宋是完成时期，元、明、清是多方面影响和深入发展时期”。唐代禅宗对文艺与美学的影响，最早表现在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身上①(参见王典宏《近年佛家美学研究概述》，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这些探讨都是过去不多见的，因之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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