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节译本。这从又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安息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在康居，2世纪以来来华并译出经典的僧人也不少，如康巨、康孟祥、康僧会、康僧铠等，他们译出的经典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康居，但康居国奉佛也是十分清楚的。
3、于阗和龟兹的佛教
属于古称西域的我国新疆的于阗和龟兹地区也是北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地方。于阗即现在的和田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与克什米尔即罽宾接壤。早在西汉时代，于阗就已建立国家。《汉书·西域传》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据玄奘《大唐西城记》载，于阗的佛教是从迦湿弥罗即罽宾直接传入的，所谓“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另据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①(此书汉译本载王尧、陈践编《敦煌吐蕃文书选》，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载，佛教是于阗建国的第165年开始兴起的。据研究，这一年是公元前77年(又云为公元前74年)。就是说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就已传入于阗。从当时罽宾作为大月支贵霜王朝的统治中心，而于阗与其接壤的地理环境看，佛教在这一时代传入于阗是可信的。龟兹是建于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古国，它的西边邻国是安息和康居。据我国史书记载，“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就有龟兹国存在，龟兹国向汉朝中央的贡品中有反映佛教的器物(《梁书·刘之遴传》)。这表明，龟兹地区传入佛教比于阗还要早。公元l世纪时，于阗和龟兹的佛教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以来在这些地区发现过据研究是1世纪时的佛经写本。但这一时期的佛教因为资料不多难以做出具体的描述。公元3～5世纪的我国魏晋时代是龟兹、于阗佛教发展的极盛时代。《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佛教艺术的代表，着名的克孜尔石窟寺也正是在这一时代开始开凿并形成规模。我国佛教史上被誉为四大翻译家的鸠摩罗什(343～413)就是龟兹人，他的母亲是龟兹王的妹妹。当时的龟兹主要流传小乘佛教。罗什幼年曾到罽宾学习小乘经论，12岁返回龟兹，“于沙勒国诵《阿毘昙》、《六足》诸门、《增一阿含》，及还龟兹，名盖诸国”(《出三藏记集》)，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罗什成年的时期，龟兹的佛教在罗什等人的带动下，大乘佛教已取代了小乘佛教的地位而兴盛起来。
在于阗，3世纪时是大小乘佛教同时并存。《高僧传》卷4朱士行传记载：“魏甘露五年”，即公元260年，颖川人朱士行出家为僧，为“远迎大品”《般若经》，“发迹雍州，西涉流沙，既至于阗”。在于阗，他果然写得“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六十万言”。但当他派弟子送经返回洛阳时，于阗的小乘学众以“惑乱正典”为由，报告国王。加以阻止。经朱士行的努力，证明“大品”经也是佛之大法，大众信服，遂得以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为《放光般若经》。这段记载说明，在当时的于阗，小乘佛教还处在主导地位，受到王室的支持，但大乘佛教也有相当的流传。发展到4世纪以后，于阗流行的就主要是大乘佛教了。4世纪末，东晋名僧法显在西行求法的途中，经过于阗，他在《佛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藏文《于阗教法史》①(此书汉译本亦载《敦煌吐蕃文书选》。)亦云：“大乘人如马身之毛，小乘人如马耳之毛而已。”
5世纪以后，于阗、龟兹地区处于动乱的年代，佛教虽然还在发展，但已处于低潮，而以吐鲁蕃为中心的高昌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在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安西都护府从高昌迁至龟兹，佛教再度兴盛。据《大唐西域记》载，当时的于阗“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大乘教法”。武则天之时，从于阗取回梵本《华严经》，并请于阗高僧实叉难陀来到长安，给予很高的待遇。在实叉难陀的主持下翻译出着名的80卷本的《华严经》。这一时代，来内地的于阗高僧还有提云般若(天智)、智严等，他们亦翻译了不少经典。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于阗的佛教仍然十分兴旺。同一时代的龟兹及疏勒、焉耆等地区，佛教依然十分流行，但以小乘佛教为主。
进入8世纪以后，由于吐蕃的东进，加之9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入侵，新疆地区以于阗为中心的西部，佛教逐渐衰落，并最终在11世纪初，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朝的统治而走向衰亡。在以高昌为中心的东部，佛教因受内地和吐蕃藏传佛教的影响依然流传了几个世纪，尽管伊斯兰教的势力在逐渐扩张，佛教存在的地区越来越小，但始终也没有完全消亡。
二、中国汉地佛教
真正意义的北传佛教是以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为中心。今天北传佛教流传的主要国家，如朝鲜的佛教、日本的佛教、越南的佛教等，尽管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他们的根都在中国汉地。这些国家的佛教不仅是从中国汉地传入的，就是其使用的经典和尊奉的教义也都与中国汉地的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北传佛教又可直称为汉传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汉地，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即我国两汉之际，一批外籍僧人通过古丝绸之路，经西域诸国把佛教传入我国的汉族居住的地区。我国史书中记载佛教传入汉地的比较可信的史料，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条材料。此注文称：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这条记载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汉王朝的一位太学的学生景庐向大月支的使臣学习《浮屠经》。也就是说在公元前后的西汉末年，佛教已传入中国汉地，并引起一部分人的关注，其中有人开始学习佛教的经书。几十年后，也就是东汉初年的汉明帝年间(58～75)，由于汉光武帝刘秀的四子、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的率先奉佛，使佛教在一部分皇室贵族及其亲信中得以传播。《后汉书·楚王英传》载：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衍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盛馔”。
这条记载指出，不仅作为皇室成员的楚王刘英已经奉佛，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在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这其中有出家的僧人(桑门)和在家的居士(伊蒲塞)。这一比较确实的历史情况，在中国佛教的史传著作中也得到反映，这就是“汉明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高僧传·摄摩腾传》载：
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邀)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也。
《高僧传》的记载更具体化，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东汉初年佛教在汉地初传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东汉初年，一批外国的佛教僧人已经来到中国的汉地，并在汉明帝的支持下，在洛阳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即白马寺，还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如果参照《楚王英传》的记载，佛教史传中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应该说是可信的。要指出的是，汉明帝之时的东汉初年，佛教只是在个别地方的初传，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距汉明帝在位一百余年后的汉桓帝时(147～167)，佛教在中国汉地的传播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一方面与当时动荡的历史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最高封建当局奉佛和扶植佛教的行为，促使佛教逐渐发展起来，所谓“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①(《后汉书》西域传。)在这一时代，包括紧接着的汉灵帝之时(168～189)，着名译经家安士高和支娄迦谶来到洛阳，他们第一次把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的经典翻译介绍到中国汉地，对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时，不仅桓帝本人在宫中立“浮屠之祠”，在民间，修寺造像的风气业已形成。《后汉书·陶谦传》载：
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阇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这条记载表明，在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汉地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并在民间百姓中造成一定影响。当时不仅建造的佛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且诸如浴佛这样内容丰富的佛教节日活动也已开始流传。另从《出三藏记集》卷5所录僧睿的《喻疑》一文所云“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裕义，迁之以配说”的情况看，当时的广陵(扬州)、彭城(徐州)一带佛教已相当流行，不仅上层官吏中有出家者，而且出家者中的有文化的“贤”者，亦开始了讲经活动。发展到三国时代，佛教的传播有了新的突破。当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
《佛教学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