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節譯本。這從又一個方面說明當時的安息主要流行小乘佛教。在康居，2世紀以來來華並譯出經典的僧人也不少，如康巨、康孟祥、康僧會、康僧铠等，他們譯出的經典雖然不是直接來自康居，但康居國奉佛也是十分清楚的。
3、于阗和龜茲的佛教
屬于古稱西域的我國新疆的于阗和龜茲地區也是北傳佛教最早傳入的地方。于阗即現在的和田地區，位于古絲綢之路的南道上，與克什米爾即罽賓接壤。早在西漢時代，于阗就已建立國家。《漢書·西域傳》載：“于阗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裏。”據玄奘《大唐西城記》載，于阗的佛教是從迦濕彌羅即罽賓直接傳入的，所謂“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另據藏文文獻《于阗國授記》①(此書漢譯本載王堯、陳踐編《敦煌吐蕃文書選》，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載，佛教是于阗建國的第165年開始興起的。據研究，這一年是公元前77年(又雲爲公元前74年)。就是說公元前1世紀時，佛教就已傳入于阗。從當時罽賓作爲大月支貴霜王朝的統治中心，而于阗與其接壤的地理環境看，佛教在這一時代傳入于阗是可信的。龜茲是建于古絲綢之路北道上的古國，它的西邊鄰國是安息和康居。據我國史書記載，“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就有龜茲國存在，龜茲國向漢朝中央的貢品中有反映佛教的器物(《梁書·劉之遴傳》)。這表明，龜茲地區傳入佛教比于阗還要早。公元l世紀時，于阗和龜茲的佛教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近代以來在這些地區發現過據研究是1世紀時的佛經寫本。但這一時期的佛教因爲資料不多難以做出具體的描述。公元3～5世紀的我國魏晉時代是龜茲、于阗佛教發展的極盛時代。《晉書·四夷傳》記載：“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裏，俗有城郭，其城叁重，中有佛塔廟千所”。龜茲佛教藝術的代表，著名的克孜爾石窟寺也正是在這一時代開始開鑿並形成規模。我國佛教史上被譽爲四大翻譯家的鸠摩羅什(343～413)就是龜茲人，他的母親是龜茲王的妹妹。當時的龜茲主要流傳小乘佛教。羅什幼年曾到罽賓學習小乘經論，12歲返回龜茲，“于沙勒國誦《阿毘昙》、《六足》諸門、《增一阿含》，及還龜茲，名蓋諸國”(《出叁藏記集》)，就反映了這一情況。在羅什成年的時期，龜茲的佛教在羅什等人的帶動下，大乘佛教已取代了小乘佛教的地位而興盛起來。
在于阗，3世紀時是大小乘佛教同時並存。《高僧傳》卷4朱士行傳記載：“魏甘露五年”，即公元260年，穎川人朱士行出家爲僧，爲“遠迎大品”《般若經》，“發迹雍州，西涉流沙，既至于阗”。在于阗，他果然寫得“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六十萬言”。但當他派弟子送經返回洛陽時，于阗的小乘學衆以“惑亂正典”爲由，報告國王。加以阻止。經朱士行的努力，證明“大品”經也是佛之大法，大衆信服，遂得以送回洛陽，後由竺叔蘭譯出，名爲《放光般若經》。這段記載說明，在當時的于阗，小乘佛教還處在主導地位，受到王室的支持，但大乘佛教也有相當的流傳。發展到4世紀以後，于阗流行的就主要是大乘佛教了。4世紀末，東晉名僧法顯在西行求法的途中，經過于阗，他在《佛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得到于阗，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藏文《于阗教法史》①(此書漢譯本亦載《敦煌吐蕃文書選》。)亦雲：“大乘人如馬身之毛，小乘人如馬耳之毛而已。”
5世紀以後，于阗、龜茲地區處于動亂的年代，佛教雖然還在發展，但已處于低潮，而以吐魯蕃爲中心的高昌成爲新的佛教中心。在唐朝，中央政府已經實現了對新疆地區的統治，安西都護府從高昌遷至龜茲，佛教再度興盛。據《大唐西域記》載，當時的于阗“崇尚佛法，伽藍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並多習大乘教法”。武則天之時，從于阗取回梵本《華嚴經》，並請于阗高僧實叉難陀來到長安，給予很高的待遇。在實叉難陀的主持下翻譯出著名的80卷本的《華嚴經》。這一時代，來內地的于阗高僧還有提雲般若(天智)、智嚴等，他們亦翻譯了不少經典。這些情況充分反映了當時于阗的佛教仍然十分興旺。同一時代的龜茲及疏勒、焉耆等地區，佛教依然十分流行，但以小乘佛教爲主。
進入8世紀以後，由于吐蕃的東進，加之9世紀之後伊斯蘭教的入侵，新疆地區以于阗爲中心的西部，佛教逐漸衰落，並最終在11世紀初，因爲信奉伊斯蘭教的喀喇汗朝的統治而走向衰亡。在以高昌爲中心的東部，佛教因受內地和吐蕃藏傳佛教的影響依然流傳了幾個世紀，盡管伊斯蘭教的勢力在逐漸擴張，佛教存在的地區越來越小，但始終也沒有完全消亡。
二、中國漢地佛教
真正意義的北傳佛教是以中國內地的漢傳佛教爲中心。今天北傳佛教流傳的主要國家，如朝鮮的佛教、日本的佛教、越南的佛教等，盡管他們都有自己的特點，但他們的根都在中國漢地。這些國家的佛教不僅是從中國漢地傳入的，就是其使用的經典和尊奉的教義也都與中國漢地的佛教有著不可分割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北傳佛教又可直稱爲漢傳佛教。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漢地，我國學術界已經有了一個基本一致的看法，即我國兩漢之際，一批外籍僧人通過古絲綢之路，經西域諸國把佛教傳入我國的漢族居住的地區。我國史書中記載佛教傳入漢地的比較可信的史料，是《叁國志·魏志·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的一條材料。此注文稱：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複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
這條記載十分明確地指出：在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西漢王朝的一位太學的學生景廬向大月支的使臣學習《浮屠經》。也就是說在公元前後的西漢末年，佛教已傳入中國漢地，並引起一部分人的關注，其中有人開始學習佛教的經書。幾十年後，也就是東漢初年的漢明帝年間(58～75)，由于漢光武帝劉秀的四子、明帝的弟弟楚王劉英的率先奉佛，使佛教在一部分皇室貴族及其親信中得以傳播。《後漢書·楚王英傳》載：
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叁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衍罪。”國相以聞，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盛馔”。
這條記載指出，不僅作爲皇室成員的楚王劉英已經奉佛，而且在他的影響下，在他的周圍已經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這其中有出家的僧人(桑門)和在家的居士(伊蒲塞)。這一比較確實的曆史情況，在中國佛教的史傳著作中也得到反映，這就是“漢明感夢”，遣使求法的記載。《高僧傳·攝摩騰傳》載：
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于彼遇見摩騰，乃要(邀)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明帝甚加賞接，于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有記雲，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洛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也。
《高僧傳》的記載更具體化，它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東漢初年佛教在漢地初傳的情況。也就是說，在東漢初年，一批外國的佛教僧人已經來到中國的漢地，並在漢明帝的支持下，在洛陽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即白馬寺，還翻譯了中國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如果參照《楚王英傳》的記載，佛教史傳中所反映的這些情況應該說是可信的。要指出的是，漢明帝之時的東漢初年，佛教只是在個別地方的初傳，並沒有産生很大的影響。
距漢明帝在位一百余年後的漢桓帝時(147～167)，佛教在中國漢地的傳播出現了一個轉機。這一方面與當時動蕩的曆史環境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最高封建當局奉佛和扶植佛教的行爲，促使佛教逐漸發展起來，所謂“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①(《後漢書》西域傳。)在這一時代，包括緊接著的漢靈帝之時(168～189)，著名譯經家安士高和支婁迦谶來到洛陽，他們第一次把小乘禅學和大乘般若學的經典翻譯介紹到中國漢地，對爾後中國佛教的發展産生了直接的影響。此時，不僅桓帝本人在宮中立“浮屠之祠”，在民間，修寺造像的風氣業已形成。《後漢書·陶謙傳》載：
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于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叁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阇周回，可容叁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采。每浴佛，辄多設飲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
這條記載表明，在東漢末年，佛教在中國漢地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傳播，並在民間百姓中造成一定影響。當時不僅建造的佛寺規模宏大，富麗堂皇，而且諸如浴佛這樣內容豐富的佛教節日活動也已開始流傳。另從《出叁藏記集》卷5所錄僧睿的《喻疑》一文所雲“漢末魏初，廣陵、彭城二相出家，並能任持大照，尋味之賢，始有講次，而恢之以裕義，遷之以配說”的情況看，當時的廣陵(揚州)、彭城(徐州)一帶佛教已相當流行，不僅上層官吏中有出家者，而且出家者中的有文化的“賢”者，亦開始了講經活動。發展到叁國時代，佛教的傳播有了新的突破。當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禀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複齋忏…
《佛教學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