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事法祠祀”(《高僧傳》卷1)。即當時雖然有了衆僧，但還沒有嚴格的佛教律儀，僧人只是剃除了須發，穿上僧衣而已；他們進行的佛事活動，也只是效法當時流行的“祠祀”。中天竺僧昙柯迦羅來到洛陽後，譯出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律典《僧祗戒心》，並“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于此”。①(《高僧傳)卷1昙柯迦羅傳。)就是說，自昙柯迦羅譯出《僧祗戒心》後，中國漢地才有了出家受戒的製度和真正意義的僧人。在吳地，東漢末年尚沒有佛教，此時也成了外籍僧人的涉足之地。先是天竺人維祗難、竺將炎及月支人支謙等來到吳地譯經，而後則是康居人康僧會于吳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在孫權的支持下首建佛寺稱“建初寺”，並譯出《六度集經》等。
西晉時期(265～316)，佛教亦穩步地向前發展，地域擴大。外籍來華譯經的僧人著名的有竺法護、安法欽、法立、法炬、無羅叉、竺叔蘭、疆梁婁至等，譯經的地方也從洛陽等少數地區發展到敦煌、天水、長安、廣州、淮陽、陳留、相卅等許多地方。據記載，當時僅洛陽、長安兩地的佛寺就有180所，僧人3700余人(唐法琳《辯正論》)。
佛教的大發展是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代。這一時期，佛教在曆代封建帝王的支持下，迅速發展。在東晉，首先是因爲帝王的笃信而使佛教深入統治階級的上層，皇室的宮廷成爲高僧出入的場所，甚至內宮的太子、後妃也皈依佛教成爲佛門弟子。在東晉時貴戚名門與僧衆交往、清談與佛教的結合成爲一時的社會風尚。當時首都建康的道場寺和廬山的東林寺成爲佛教的兩大中心。在這裏集中了以慧遠、法顯爲代表的一大批碩學高僧，進行翻經和著述活動。在北方則是由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相繼建立的“十六國”。首先滅亡西晉統一北方的是後趙的石勒。石勒和他的後繼者石虎，在“佛是戎神，正所應奉”的思想指導下，極力崇揚佛教，信奉名僧佛圖澄。佛圖澄在後趙的數十年間“受業追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曆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叁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①(《高僧傳》卷9佛圖澄傳。)繼後趙之後是氐族的前秦，前秦苻堅時代，出現了名僧道安(312～385)。道安是佛圖澄的弟子。佛圖澄去世後，道安率徒衆400余人至襄陽，先住白馬寺，後創檀溪寺，一住15年，創立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僧團。道安爲這個僧團製定了“僧尼軌範”，每日“齋講不倦”，雖“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重”。②(《高僧傳》卷5道安傳。)道安在襄陽考校經典，整理譯經目錄，著疏作序，著作了對中國佛教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大批著作，開創了對中國佛教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義理之學”，從而成爲當之無愧的“德爲物宗，學兼叁藏”的一代宗教領袖。
繼前秦之後是羌族人建立的後秦。後秦的姚興時代(394～416)，著名的翻譯家、佛學大師鸠摩羅什來到長安。姚興“崇愛叁寶”。以“國師之禮”“迎什入關”。羅什在姚興的支持下，在長安組織了一個叁千余僧的龐大僧團。這個僧團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譯經活動，同時講說新譯經論，探求義理，從而把中國佛教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高潮，所謂“自像教東遷，在茲爲盛”。①(《高僧傳》卷3“論”。)
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佛教在中國的南方極度澎漲。據法琳《辯正論》載，蕭梁時代有寺院2016所，僧尼82700人。應該說，這是一個被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南史·郭祖深傳》如此記述當時佛教的情況：“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指寺院內供役使的奴仆)，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就是說，當時僅都城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萬余人。蕭梁的立國之君梁武帝崇佛達到極點。他爲了推動佛教的發展曾四次舍身寺院；他著《斷酒肉文》，以皇帝的權威確定了中國漢地僧衆素食的戒律；他親自講經、注經，“製《涅槃》、《大品》、《叁慧》諸經義記，複數百卷”②(《梁書》卷3武帝紀下。)等。
結束十六國，完成統一北方的北魏朝，13代帝王除世祖拓拔焘外，都是崇佛的。北魏初年，天下寺院有6478所，僧尼77258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僧人人數迅速擴展，有所謂“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叁萬有余”。③(《魏書》卷114釋老志。)北魏時代開鑿了著名的雲崗石窟和龍門石窟。開鑿洛陽龍門石窟曆時23年，役人力802366個。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營建佛寺不遺余力，僅都城洛陽就有佛寺一千余所。胡太後在洛陽建造的永甯寺，寺中“九級浮屠”，“高九十丈，有刹複高十丈”，“去京師百裏已遙見之”，④(《洛陽伽藍記》卷1。)“南門樓叁重，通叁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令端門”…。真可謂“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
中國佛教發展到隋唐時代，已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佛教思想空前活躍，以智□、灌頂、吉藏、慧遠、玄奘、窺基、道宣、法藏、澄觀、惠能、神秀、善導等爲代表的一大批傑出的佛教思想家，以對中國佛教獨特的理解和令人欽佩的著述活動，創立了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佛教宗派；高麗、日本等鄰國派遣一批又一批留學僧到中國學習佛法，並把完全中國化的佛教帶回各自的國家，從而形成了以中國爲祖庭的朝鮮佛教、日本佛教，中國漢地成爲真正意義的北傳佛教的中心。這一時期，在佛教寺院的建造、石窟寺的開鑿、佛像的雕塑、佛教典籍的翻譯和著述，以及佛教對世俗文化生活的影響等各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一切，使佛教在隋唐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及文學藝術各個領域中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爲一種不可取代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力量。正因爲這樣，到唐代中葉佛教的發展已成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勢，有所謂：
九州山原，兩京城阙，僧徒日廣，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铈，僭似宮居。①(《舊唐書》卷18武宗記。)
遂引起一場唐武宗發動的“廢佛”事件。這次廢佛，除保留一部分“精妙者”，如兩京的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莊嚴寺外，拆除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折招提蘭若(小寺)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②(《舊唐書》卷18武宗記。)從這一組數字中足見當時佛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唐末五代以來，中國漢地佛教雖然再沒有出現過如中唐以前那樣備受朝廷重視，澎勃發展的興旺情勢，甚至統治者還不時地發布有關建寺、度僧的限令。但是，這只是個別的情況，宋以後的中國封建統治者並沒有放棄對佛教的支持和利用，如北宋初年的太祖太宗時代就作了幾件對中國佛教說是很大的事，一件是派使臣在益州(成都)雕刻大藏經板。這就是中國佛教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開寶藏》不僅開了中國刻藏史的先河，它的影響還波及四鄰地區的契丹、西夏，甚至到達高麗。在此後的兩宋年代，國內外接連進行了《契丹藏》、《金藏》、《高麗藏》、《崇甯藏》、《毗盧藏》、《圓覺藏》、《資福藏》、《碛砂藏》等漢文大藏經的雕印。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值得一書的大事。第二件是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在京城設譯經院，請天竺僧法天、天息災、施護等譯經，譯經284部、758卷，宋太宗還親撰《新譯叁藏聖教序》，成爲一時之盛事。這不僅使中斷了一百余年(唐憲宗元和六年811年至此)的譯經事業得以恢複，也是中國譯經史上的最後一個高潮。第叁件是宋太宗派內侍張廷訓、張仁贊分別到五臺山和峨眉山造金銅文殊菩薩像和金銅普賢菩薩像，重建五臺十寺和峨眉五寺①(《佛祖統紀》卷43。)，從而在官方的支持下促成了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這一最高統治者對佛教支持的政策，在同一時代的遼、金諸帝，以及此後的元、明、清諸代帝王都是一樣的，沒有根本的改變。在遼、金時代，在最高當局的支持下，繼承隋唐，基本完成了《房山石經》的雕造及《契丹藏》、《金藏》的刻印；元朝的第一代君王世祖忽必烈，以“護法”自稱，對佛教護持有加。《佛祖曆代通載》的作者念常，以數千字的篇幅“敬錄”元世祖崇信叁寶、供養衆僧、重整大藏等“以弘教爲己任”的事迹。②(《佛祖曆代通載〉卷22。)明朝的開國之君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即十分關注佛教，大力整頓教務，將全國寺院區分爲禅、講、教叁類；共同修習《心經》、《金剛》、《楞伽》；建立全國及地方的四級僧官製，按級給俸；頒布《申明佛教榜冊》等，約束僧人行爲等等，基本上確立了明清時代管理佛教的模式。有明一代，在帝王主持下官版大藏經的雕造就有洪武朝的《南藏》和永樂朝的《北藏》；在清朝，在雍正朝又組織了規模弘大的清《龍藏》的雕造。正因爲曆代帝王的信奉和對佛教的扶植，佛教發展的勢頭一直沒有減弱。在北宋的真宗朝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仁宗朝有僧385520人，尼48740人；南宋高宗朝有僧20萬。①(《佛祖統記》卷53。)元朝世祖時代，據官方統計，全國有寺院42318所，僧尼合計213148人。②(至于十八年宣政院的統計。)明朝沒有記載，清朝初年有寺79622所，僧尼118907人。③(《太清會典》卷l5。)但到了清朝末年全國僧尼約有80萬人。④(太虛《整頓僧伽製度論》。)
以上是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及中國漢地佛教的基本情況，因爲下章還要專章講述，這裏只述其概貌。
叁、朝鮮佛教
紀元前後，在今天的朝鮮半島同時存在著叁個國家…
《佛教學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