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知讷(1158～1210)。他创立定慧社，以松广山吉祥寺为基地，以《坛经》为根本经典，修禅说法，门下弟子不计其数。吉祥寺熙宗改称“曹溪山修禅社”，曹溪宗由此得名。曹溪宗的成立使高丽时代的禅宗达到鼎盛。知讷之后，直到高丽朝灭亡，曹溪一宗的法脉一直没有中断，16代传入中的慧谌、混元、天英等都曾被封为国师。
高丽时代佛教的另一件大事是《高丽大藏经》的雕造。显宗时代在国王的主持下，开始大藏经的雕造，到文宗年间完成，刻经1106部5048卷。这是《高丽藏》的初雕藏。此藏经板奉安于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被蒙古军烧毁；高宗二十三年(1236)再雕大藏经，至三十八年(1251)完成，雕经1512部、6791卷。这就是《高丽藏》的再雕藏。此藏经板现藏伽耶山海印寺。《高丽藏》是北宋《开宝藏》的复刻藏，是极为珍贵的版本。
4、朝鲜王朝时期的佛教
1392年，高丽朝的武臣李成柱自立为王，建立了朝鲜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1392～191O)。
李氏朝鲜王朝时代，佛教发展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氏王朝除第一代太祖仍崇尚佛教，尊曹溪宗自超为王师，以天台宗祖丘为国师，并进行印经，饭僧等佛事活动外，从第二代太宗起就一改以往崇佛的政策，施行崇儒排佛，下令限制佛教寺院的数目，全国除法定的242个佛寺外，其他寺院的土地和奴婢一律充公。这一削减寺院的政策也使在高丽时代流传的佛教的11个宗派削减为7个，即曹溪宗、天台宗、华严宗、慈恩宗、中神宗、总南宗、始兴宗。同时太宗还取消了任命王师、国师的制度，严格了出家的度牒制。发展到世宗时代，又进一步把7宗合并为禅宗和教宗两宗，限定禅寺18所，住寺僧人1970人；教寺18所，住寺僧人1800人。佛教被进一步削弱。进而，在成宗之后(1470～？)，禅教两宗在都会的寺院尽皆被废，两宗实际上名存实亡。僧人们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持佛教的一线生机，只好退居山林，所以学者们称这一时代的佛教为“山僧佛教时代”，其特点是没有宗派的无宗山僧集团，他们被禁止出入城市和都会，僧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然而，有一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朝鲜佛教其生命力极强，僧人们在困境中顽强地维护着佛教的命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专心修禅讲经，形成“理判僧”；另一部分人则专门经营寺院，以维护教团的存在和发展，称“事判僧”。他们都对朝鲜佛教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591年，日本丰田秀吉入侵朝鲜，并于第二年攻陷汉城。名僧休静(1520～1604)动员全国僧人参战，义僧军数千人，与名将李舜臣、明将李如松、邓子龙等协同作战，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抗倭战争的胜利，拯救了国家，也拯救了佛教，休静成为朝鲜时代中兴佛教的一代高僧。休静有弟子1千余人，他去世后，四大弟子惟政、彦机、太能、一禅为首形成西山门下的四大派。与休静的西山派同时，还有以善修为代表的教派。他们共同影响了近代韩国佛教僧团的形成。
5、近代朝鲜佛教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910年又迫使改国号的大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占领朝鲜。亡国环境中的朝鲜佛教，解除了僧人入城的禁令，佛教开始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又受制于日本殖民政权。
目前，因朝鲜南北分裂，在北朝鲜设有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有寺院60余所；在南韩，佛教更加盛行，主要分两大宗派，一是曹溪宗，尊高丽时代的知讷为创立者，以松广寺的“曹溪山修禅社”为本山，最高首领称宗正，有寺院1315所，僧人13000人，信徒据说有450万。另一派称“太古宗”，创于1970年，以高丽时代的太古善愚为宗祖，有寺1601所，僧人2300余人，信徒一百多万。此外，还有圆佛教、真言宗、佛入宗、净土宗等许多小教派。
四、日本佛教
佛教何时传入日本，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私传”说，即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汉族移民司马达止来到日本，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为日本有佛教之始(《扶桑略记》)；另一种说法为“公传”说，即日本钦明天皇七年(538)朝鲜百济圣明王派使臣到日本，向日本朝廷献释迦金铜像及幡盖经文等，天皇“敕授苏我稻目宿祢大臣，令兴隆也”(《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目前日本学术界普遍认定公传说的538年为佛教传入日本的始年。
1、日本佛教的初传时代
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力于用明天皇之子圣德太子(574～622)。他在推古天皇时，以皇太子身份“摄政”，“行天皇事”。在他的时代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的第二条明确提出“笃信三宝”。这表明崇信佛教并以政令的方法推行佛教已是当时日本最高当局的基本政策。正是在圣德太子时，日本第一次派使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随行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此后又连续四次遣使。他们不仅在中国学习汉文化和政治制度，也全面地在汉地学习中国佛教。圣德太子本人师事高丽僧惠慈，学习大小乘典籍，并撰述《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义疏》。这对推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上述原因，在圣德太子时代佛教得到迅速的传播。在推古三十二年(624)时，在全国有佛教寺院46所，僧尼1385人。
圣德太子死后，孝德天皇第一次设年号“大化”(645)。大化二年(646)颁布革新诏令，经过半个世纪，在日本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大化革新”。在大化革新年代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持统天皇六年(692)，全国佛寺已增至545所，国家设全国性的僧官称“僧正”，其下设僧都。在孝德天皇时还任命“十师”主持兴隆佛教的事务。
2、奈良时期的佛教(710～794)
天明天皇和铜三年(710)迁都平城(奈良)，开始了日本史上的奈良时代。此时正当中国的唐朝盛世，大批在唐的留学僧回到日本，他们在唐朝佛教的直接影响下，传播并形成了奈良时代的“六宗”，即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这六个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的传承法统和传法的基地。如三论宗，它的初传是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的高丽僧慧灌。慧灌到日本后奉旨住元兴寺，曾任僧正。慧灌的传人福亮是汉人，曾师从吉藏，再传智藏的弟子道慈，于大宝元年(701)入唐，“究三论之旨”；养老二年(718)回国盛传三论，被日本三论宗奉为三祖。他所住持的西大寺也是日本三论宗传法的中心之一。
成实宗即讲论《成实论》的一派僧人。天武天皇时(673～686)百济僧道藏来到日本讲《成实论》，着《成实论疏》16卷。此书成为此后成实宗人讲论《成实论》的基本教科书。
法相宗是日本僧人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629～700)在孝德天皇时(653)入唐，师事玄奘，齐明天皇六年(661)返归日本，以元兴寺为中心弘传法相宗义理。此为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传。第二传为智通、智达，他们于齐明天皇四年(658)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也在元兴寺弘传法相宗。三传是来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他们奉命入唐，从玄奘的再传智周修学，回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传法相宗义；四传称玄□，元正天皇养老元年入唐，也从智周修习法相，太平七年(735)回国，也在兴福兴弘传法相宗。在日本佛教史上，前两传称“元兴寺传”，后两传称“兴福寺传”。
传播华严宗学的是新罗僧审祥。他在日僧良辨的请求下在金钟道场讲《华严经》，这被认为是日本华严宗的正式创始。审祥本人曾入唐从中国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学华严宗义。日本华严宗尊审祥为初祖，尊良辨为二祖。在奈良时代，东大寺是华严宗的中心道场。
律宗传入日本较晚，正式传入者是着名的唐大和尚鉴真(688～763)。唐天宝元年(742)日僧荣睿、普照在唐留学，敬仰鉴真的律学造诣，请他“东游兴化”。鉴真决定亲赴日本，但一连五次都失败了。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鉴真双目失明，且已是64岁的老人。但他并没有灰心并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第六次东渡时，成功地到达日本，同行者有弟子法进、昙静等24人。到达日本后的鉴真，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先在奈良东大寺建戒坛，为皇室成员以及沙弥440余人授戒；而后天皇把新田部亲王的旧宅赠给鉴真，鉴真在此建唐招提寺，成为他传戒的道场。此后又在下野的药师寺和筑紫的观世音寺建戒坛。经过鉴真的努力，中国的律宗被移植于日本。
奈良时代佛教的另一大事，是在国家的主持下建东大寺和国分寺。东大寺称“总国分寺”，前后用时10年。与此同时在全国建国分寺。这些寺院都有一定的封户和土地，如东大寺有受施土地100町，可垦荒地4000町，封户7500户。
3．平安时代的佛教
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迁都平安(今京都)，开始了日本史上的平安时代(794～1192)。平安时代中日文化和佛教的交往十分频繁，遣唐使及留学僧往来不断；日本朝廷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对佛教的监督和管理，检校僧尼、整肃寺规、清理寺产，并禁止向寺院施舍土地等。同时朝廷则鼓励对佛教义理的阐释。这一时期，奈良时代的佛教六宗如法相、三论等都有所发展。这一时代与奈良时代不同的是出现了两个新宗派，即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者是名僧最澄(767～822)。他12岁在奈良大安寺出家，年20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后独自上北方的比睿山结庵修行，诵《法华》诸经，以“上求菩提，下救众生”的菩萨行为追求之目标。他在比睿山的修行引起天皇的注意，受到召请，…
《佛教学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