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知讷(1158～1210)。他創立定慧社，以松廣山吉祥寺爲基地，以《壇經》爲根本經典，修禅說法，門下弟子不計其數。吉祥寺熙宗改稱“曹溪山修禅社”，曹溪宗由此得名。曹溪宗的成立使高麗時代的禅宗達到鼎盛。知讷之後，直到高麗朝滅亡，曹溪一宗的法脈一直沒有中斷，16代傳入中的慧谌、混元、天英等都曾被封爲國師。
高麗時代佛教的另一件大事是《高麗大藏經》的雕造。顯宗時代在國王的主持下，開始大藏經的雕造，到文宗年間完成，刻經1106部5048卷。這是《高麗藏》的初雕藏。此藏經板奉安于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被蒙古軍燒毀；高宗二十叁年(1236)再雕大藏經，至叁十八年(1251)完成，雕經1512部、6791卷。這就是《高麗藏》的再雕藏。此藏經板現藏伽耶山海印寺。《高麗藏》是北宋《開寶藏》的複刻藏，是極爲珍貴的版本。
4、朝鮮王朝時期的佛教
1392年，高麗朝的武臣李成柱自立爲王，建立了朝鮮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朝鮮王朝(1392～191O)。
李氏朝鮮王朝時代，佛教發展的大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李氏王朝除第一代太祖仍崇尚佛教，尊曹溪宗自超爲王師，以天臺宗祖丘爲國師，並進行印經，飯僧等佛事活動外，從第二代太宗起就一改以往崇佛的政策，施行崇儒排佛，下令限製佛教寺院的數目，全國除法定的242個佛寺外，其他寺院的土地和奴婢一律充公。這一削減寺院的政策也使在高麗時代流傳的佛教的11個宗派削減爲7個，即曹溪宗、天臺宗、華嚴宗、慈恩宗、中神宗、總南宗、始興宗。同時太宗還取消了任命王師、國師的製度，嚴格了出家的度牒製。發展到世宗時代，又進一步把7宗合並爲禅宗和教宗兩宗，限定禅寺18所，住寺僧人1970人；教寺18所，住寺僧人1800人。佛教被進一步削弱。進而，在成宗之後(1470～？)，禅教兩宗在都會的寺院盡皆被廢，兩宗實際上名存實亡。僧人們在這種形勢下，爲了保持佛教的一線生機，只好退居山林，所以學者們稱這一時代的佛教爲“山僧佛教時代”，其特點是沒有宗派的無宗山僧集團，他們被禁止出入城市和都會，僧人的地位極其低下。然而，有一千多年發展曆史的朝鮮佛教其生命力極強，僧人們在困境中頑強地維護著佛教的命脈。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專心修禅講經，形成“理判僧”；另一部分人則專門經營寺院，以維護教團的存在和發展，稱“事判僧”。他們都對朝鮮佛教的繼續存在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1591年，日本豐田秀吉入侵朝鮮，並于第二年攻陷漢城。名僧休靜(1520～1604)動員全國僧人參戰，義僧軍數千人，與名將李舜臣、明將李如松、鄧子龍等協同作戰，在收複平壤、開城和漢城的戰鬥中立下了戰功。抗倭戰爭的勝利，拯救了國家，也拯救了佛教，休靜成爲朝鮮時代中興佛教的一代高僧。休靜有弟子1千余人，他去世後，四大弟子惟政、彥機、太能、一禅爲首形成西山門下的四大派。與休靜的西山派同時，還有以善修爲代表的教派。他們共同影響了近代韓國佛教僧團的形成。
5、近代朝鮮佛教
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910年又迫使改國號的大韓國簽訂《日韓合並條約》，日本正式占領朝鮮。亡國環境中的朝鮮佛教，解除了僧人入城的禁令，佛教開始有了一定的恢複，但又受製于日本殖民政權。
目前，因朝鮮南北分裂，在北朝鮮設有佛教徒聯盟中央委員會，有寺院60余所；在南韓，佛教更加盛行，主要分兩大宗派，一是曹溪宗，尊高麗時代的知讷爲創立者，以松廣寺的“曹溪山修禅社”爲本山，最高首領稱宗正，有寺院1315所，僧人13000人，信徒據說有450萬。另一派稱“太古宗”，創于1970年，以高麗時代的太古善愚爲宗祖，有寺1601所，僧人2300余人，信徒一百多萬。此外，還有圓佛教、真言宗、佛入宗、淨土宗等許多小教派。
四、日本佛教
佛教何時傳入日本，一般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私傳”說，即日本繼體天皇十六年(522)漢族移民司馬達止來到日本，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爲日本有佛教之始(《扶桑略記》)；另一種說法爲“公傳”說，即日本欽明天皇七年(538)朝鮮百濟聖明王派使臣到日本，向日本朝廷獻釋迦金銅像及幡蓋經文等，天皇“敕授蘇我稻目宿祢大臣，令興隆也”(《上宮聖德法王帝說》)。目前日本學術界普遍認定公傳說的538年爲佛教傳入日本的始年。
1、日本佛教的初傳時代
日本佛教的發展得力于用明天皇之子聖德太子(574～622)。他在推古天皇時，以皇太子身份“攝政”，“行天皇事”。在他的時代製定了“十七條憲法”，其中的第二條明確提出“笃信叁寶”。這表明崇信佛教並以政令的方法推行佛教已是當時日本最高當局的基本政策。正是在聖德太子時，日本第一次派使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隨行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此後又連續四次遣使。他們不僅在中國學習漢文化和政治製度，也全面地在漢地學習中國佛教。聖德太子本人師事高麗僧惠慈，學習大小乘典籍，並撰述《勝鬘經義疏》、《維摩經義疏》、《法華義疏》。這對推動佛教的傳播與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爲上述原因，在聖德太子時代佛教得到迅速的傳播。在推古叁十二年(624)時，在全國有佛教寺院46所，僧尼1385人。
聖德太子死後，孝德天皇第一次設年號“大化”(645)。大化二年(646)頒布革新诏令，經過半個世紀，在日本形成了以天皇爲首的中央集權的封建製國家。這就是日本曆史上的“大化革新”。在大化革新年代佛教又有了新的發展，持統天皇六年(692)，全國佛寺已增至545所，國家設全國性的僧官稱“僧正”，其下設僧都。在孝德天皇時還任命“十師”主持興隆佛教的事務。
2、奈良時期的佛教(710～794)
天明天皇和銅叁年(710)遷都平城(奈良)，開始了日本史上的奈良時代。此時正當中國的唐朝盛世，大批在唐的留學僧回到日本，他們在唐朝佛教的直接影響下，傳播並形成了奈良時代的“六宗”，即叁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這六個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的傳承法統和傳法的基地。如叁論宗，它的初傳是曾入隋“受嘉祥吉藏叁論之旨”的高麗僧慧灌。慧灌到日本後奉旨住元興寺，曾任僧正。慧灌的傳人福亮是漢人，曾師從吉藏，再傳智藏的弟子道慈，于大寶元年(701)入唐，“究叁論之旨”；養老二年(718)回國盛傳叁論，被日本叁論宗奉爲叁祖。他所住持的西大寺也是日本叁論宗傳法的中心之一。
成實宗即講論《成實論》的一派僧人。天武天皇時(673～686)百濟僧道藏來到日本講《成實論》，著《成實論疏》16卷。此書成爲此後成實宗人講論《成實論》的基本教科書。
法相宗是日本僧人道昭傳入日本的。道昭(629～700)在孝德天皇時(653)入唐，師事玄奘，齊明天皇六年(661)返歸日本，以元興寺爲中心弘傳法相宗義理。此爲日本法相宗的第一傳。第二傳爲智通、智達，他們于齊明天皇四年(658)入唐，從玄奘學法相宗義，回國後也在元興寺弘傳法相宗。叁傳是來日本的新羅僧智鳳、智鸾、智雄，他們奉命入唐，從玄奘的再傳智周修學，回國後以興福寺爲中心傳法相宗義；四傳稱玄□，元正天皇養老元年入唐，也從智周修習法相，太平七年(735)回國，也在興福興弘傳法相宗。在日本佛教史上，前兩傳稱“元興寺傳”，後兩傳稱“興福寺傳”。
傳播華嚴宗學的是新羅僧審祥。他在日僧良辨的請求下在金鍾道場講《華嚴經》，這被認爲是日本華嚴宗的正式創始。審祥本人曾入唐從中國華嚴宗實際創始人法藏學華嚴宗義。日本華嚴宗尊審祥爲初祖，尊良辨爲二祖。在奈良時代，東大寺是華嚴宗的中心道場。
律宗傳入日本較晚，正式傳入者是著名的唐大和尚鑒真(688～763)。唐天寶元年(742)日僧榮睿、普照在唐留學，敬仰鑒真的律學造詣，請他“東遊興化”。鑒真決定親赴日本，但一連五次都失敗了。第五次東渡日本時鑒真雙目失明，且已是64歲的老人。但他並沒有灰心並終于在天寶十二年(753)第六次東渡時，成功地到達日本，同行者有弟子法進、昙靜等24人。到達日本後的鑒真，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先在奈良東大寺建戒壇，爲皇室成員以及沙彌440余人授戒；而後天皇把新田部親王的舊宅贈給鑒真，鑒真在此建唐招提寺，成爲他傳戒的道場。此後又在下野的藥師寺和築紫的觀世音寺建戒壇。經過鑒真的努力，中國的律宗被移植于日本。
奈良時代佛教的另一大事，是在國家的主持下建東大寺和國分寺。東大寺稱“總國分寺”，前後用時10年。與此同時在全國建國分寺。這些寺院都有一定的封戶和土地，如東大寺有受施土地100町，可墾荒地4000町，封戶7500戶。
3．平安時代的佛教
桓武天皇延曆十叁年(794)遷都平安(今京都)，開始了日本史上的平安時代(794～1192)。平安時代中日文化和佛教的交往十分頻繁，遣唐使及留學僧往來不斷；日本朝廷在政治改革的同時，加強了對佛教的監督和管理，檢校僧尼、整肅寺規、清理寺産，並禁止向寺院施舍土地等。同時朝廷則鼓勵對佛教義理的闡釋。這一時期，奈良時代的佛教六宗如法相、叁論等都有所發展。這一時代與奈良時代不同的是出現了兩個新宗派，即日本的天臺宗和真言宗。
日本天臺宗的創立者是名僧最澄(767～822)。他12歲在奈良大安寺出家，年20在東大寺受具足戒，後獨自上北方的比睿山結庵修行，誦《法華》諸經，以“上求菩提，下救衆生”的菩薩行爲追求之目標。他在比睿山的修行引起天皇的注意，受到召請，…
《佛教學 第四章 佛教向世界各國的傳播與發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