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思想，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学说，为佛教在我国传播提供了新的武器，从而受到统治者和僧侣贵族们的重视和推崇，所谓“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宜宪章”。正因为如此，在竺道生死后，《涅槃经》遂广为流传。
惠能的佛性论就是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如上所说，惠能在谒见弘忍以前，曾有三年时间听习《涅架经》。这是影响惠能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惠能关于佛性的许多论点，比如“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就是《涅架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惠能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区别在于心的迷悟，只要心中获得智慧，言下即可见性成佛。这就是《坛经》所说的“自性般若”。《坛经》云：“不识自性般若，如说食不饱”。又说：“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名般若智”。很清楚，《坛经》向我们出示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人都有佛性，只要启发人自身本有的智慧心，而这种智慧心就是心口如一的“一切皆空”的思想，获得这种不仅表现在口头上，同时也表现在心的行动上的般若智，就能“顿悟菩提”，“自见本性”。这里自性是佛和人人都有佛性的思想浑然成为一体，而且和一切皆空的般若思想结合起来。自性也就是佛性，人人有之，只要人人都用一切皆空的般若智去观照自性，就可成佛。这里，佛是由自心自悟，不假外求；成佛完全在个人内心的一念之间，不依赖任何禅定、念佛一类的宗教修行。这就是顿教法门，也就是顿悟成佛。这种简易成佛法打破了中国佛教的历史传统，带着浓厚的民间色彩。
由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惠能佛教思想区别于前人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顿悟成佛说。同是东山门下的神秀一派的禅风是：“其开法大略，则忘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人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前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弘忍的另一个弟子法如的行状中亦言：东山门下的禅是“念佛名，令净心”。都是坐禅一套，都不同于惠能的思想。这说明慧能的佛教思想既区别于他的前人，也同时区别于同是东山门下的神秀等人，从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支宗派的祖师。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禅宗。
四、惠能佛教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惠能是晚于玄奘，但可以说是唐代与玄奘齐名的一代高僧。惠能生活与活动的年代大约是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当时，我国正处在唐王朝由武则天临朝称制到取而代之的历史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唐朝李氏宗室和贵戚勋臣，图谋叛而“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旧唐书·本纪六)武则天的政权并不十分巩固。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武则天除了不断翦除异己，培植亲近外，还十分注意对佛教的利用。689年，“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旧唐书本纪六)同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了皇帝。武则天从伪造的佛经中找到了自己当皇帝的根据，佛教也因为武则天的扶持而恣意发展起来，所谓“陛下信心皈依，发弘誓愿，壮其塔庙，广其尊容，已遍于天下久矣”。在武则天时代，佛教在我国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惠能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佛门。他有机会看到各种佛教学派的流弊，从而可以综合和选择更有利于时代的内容，适应时代的潮流。
武则天时代尽管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也蕴育着深重的社会危机，但毕竟是唐太宗政治的延续。唐太宗继隋文帝之后，进一步巩固了一统的封建王朝。他的许多政策，特别是科举取士的制度是隋文帝政策的继续，而武则天广开仕途，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制度。这种政策，打击了世代为官的士族制，而使更多的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这种统治集团内阶级成分的重大变化也必然反映在佛教思想的发展中。南北朝时代代表门阀士族的贵族佛教，转变为代表统治集团中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禅宗佛教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在惠能以前，佛教和宫廷集团关系极密。一个佛教流派的传布，一种佛教传教事业的发展都要借助于统治者的支持。从南北朝时代的佛图澄、鸠摩罗什、道安等到隋唐初叶的智顗、玄奘以及曾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的神秀一派都可以说是统治者御用佛教的代表。而惠能这个“名声普闻”的名僧则与统治者无甚瓜葛，他与他的弟子们的传教事业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吸收了众多的知识分子。惠能的禅宗佛教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和僧侣贵族对佛教的垄断，使濒于危机的佛教找到了新的出路。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隋唐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玄学作为魏晋时期主流的哲学思想，经过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已被完全中国化的佛学所代替。隋唐时期虽足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代，出现过如同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等一代杰出的文豪，但在哲学思想领域，除了名籍史册的一批高僧外，尚找不到如同先秦诸十，汉代董仲舒以及魏晋玄学家们那样独具特点的思想家，也没有形成独成体系的哲学流派。而惟独佛学则深入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独具特点的思想流派，呈现出兴旺的发展景象。
就中国佛教发展史说，隋唐时期亦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而这样一个大转变集中地表现为惠能禅宗思想的形成。要讲清这一转变，就必须回顾中国佛教至隋唐时期的发展史。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概略地作一叙述。
先是在汉魏时期，佛教虽已传人，但影响并不深远，而且是作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被接受下来；同时外籍僧徒们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佛经的翻译。着名的翻译家有安士高、支谶等人，他们分别译介了小乘禅学和大乘般若学的一些经典，也传布了释迦牟尼及其佛教学说的初步知识。进入东晋南朝，我国历史出现了南北分裂和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复杂局面，佛教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南北分裂，战争和朝代更替的频繁，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统治者也极力利用佛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精神，安定人心，维系自己可能被随时推翻的政权。正因为这样，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也造就了一批十分有成就的佛教高僧，其中着名的有竺道生、道安、慧远及外籍僧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等。特别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经典对当世和后来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是，由于国家的南北分裂，加上汉族传统文化的南移，而北方又是以游牧的少数民族为统治的局面，遂造成南北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势，从而在佛学的发展上亦形成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方，适应门阀士族以清谈为特色的玄学，佛教崇尚讲论经文，探究佛教义理，即所谓“义学”，而“定学摄心未闻于俗”。在北方，则偏重于佛教修行的实践，发展了禅学。这两种不同的学风，给佛教在我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也丧失了它的一部分欺骗作用。那些“每日敷化，但竖玄章”的义学师们，必然是饱食终日，与皇室密切往来的僧侣贵族。而劳苦群众则被关在寺庙的大门之外，或者充当寺院的奴仆。他们也拿不出数量可观的钱财布施寺庙以积所谓的“功德”。佛教在当时并不能成为劳动人民寄托来世的希望，也不能使他们的痛苦得到安慰。同时，那种“聚落宴作”，“空林睡卧”，浪迹天涯，“衲衣乞食”式的禅僧苦行又是那些封建贵族和中小地主所不乐为。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佛教如果不借助统治者的力量就无法发展。这就决定了南北朝时期佛教贵族化的倾向。他们一方面巴结朝廷，求得他们的“护法”；同时与士族地主一样，使寺院变成即经营地产，又施放高利贷等多种经营的地主庄园。寺院因此又有着世俗化的倾向。隋文帝一统南北，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对立，给南北佛教的合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纷纷出现就是南北佛教合汉的产物。惠能的禅宗思想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惠能的禅宗与唐代天台诸宗一样，他们所主张的“定慧双修”就是融合了南北不同学风而形成的。但是，惠能对中国传统佛教的改造更彻底。他既摒弃了南朝义学的繁琐章句，也否定了参禅打坐一套修行的方法。他把佛教徒所追求的成佛，变成为刹那间即可悟得的智慧。昨天还在作恶，你今天从善，就可成佛。这就是常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在成佛问题上的大胆改造，既迎合了新兴官僚集团及士大夫的宗教需要，又为下层劳苦群众提供了信佛的方便。这种佛教思想不讲求念佛读经，不迷信佛的权威，不主张一定出家持戒，更蔑视“造寺、供僧、布施、设斋”一类功德。这就使信佛成为一种极简单的事；传播和发展佛教也可以不依赖任何官府。惠能禅宗佛教的发展，使中国佛教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向，也使佛教的其他宗派相应地衰落下来。中唐以后，佛教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远不如南北朝和隋唐初叶那样繁荣，但它却深入于民间，更普及了。佛教发展的中心也不再是如同洛阳、长安那样的京畿首府，而转移到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和山林。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主要指汉族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具有主导地位的佛教思想，就是惠能的禅宗思想。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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