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尊从的经典，所谓“吾观震旦，所有经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如果离开楞伽心意，不是“如愚无知”，就是“狂而已”。《楞伽经》开宗明义，就是要众生“于五法自性，识两种无我”。《楞伽经》的第一部分详论所谓七种“性自性”，即“集性自性，性自性，相信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性自性”。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七种第一义。其中“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上上法”。《楞伽经》宣称：“欲得如来随人身者，当远离阴界人心”，“唯心直进”。“佛子眷属，彼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已超度”。就是说要想成佛(如来进入自身)，应当直人其心，由心中去显现自性的境界，就是佛了。什么叫自性呢
《楞伽经》也有解释，它说：“云何成自性，谓离名相、实相、妄相；圣智所得，及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又云：“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人于一切众生身中。……如来藏常住不变。……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架、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架等句，说如来藏已”。所谓自性，就是心的境界超脱世间，断除一切尘念和欲望，停止一切感性的和理性的活动，从而达到只有那些“圣智”才能得到的一种神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自性，也称如来藏心。由此可知，自达摩以来，所传自性清净，见性成佛的思想其源出于《楞伽经》。随着楞伽的传人，不独达摩一派专擅其法，其他一些僧人也接受了它的影响。南朝齐梁时代“即心即佛”思想的流行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梁僧宝滤，曾写过《大乘赞十首》，其中有“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之语。和宝志同时的傅翁，则是除达摩一派外，力主“即心即佛”思想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着作《心王铭》就是力主“即心即佛”思想的代表作。这个共九十二句的四言体长篇中，就是讲了一个“即心即佛”的思想。其中讲：“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知佛在内，不向外求”。“清净心智，世如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等。傅翁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卒于陈大建元年(569)，早于惠能140余年，但他们关于心佛问题的主张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综上所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是惠能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一思想在印度早期佛教思想中是早已有之的，而且是达摩一派楞伽传宗的主要内容。如果说惠能是创立中国禅宗的一个划时代的佛教人师，那么他的佛教思想中就应当包括许多是前人所不能具有的新思想，而这些新思想正是中国禅宗思想中独具特点的部分。作者认为，惠能区别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在楞伽经义的基础上，吸收了《金刚般若经》大乘般若空宗的思想和《涅架经》的佛性说，从宗教哲学和宗教修行实践两个方面对流行的佛教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佛教思想。
惠能的着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流传很广，也是被中外学者们广为引用的。虽然有的同志提出异议，认为它不能代表慧能的思想，是属后人伪造，但理由并不充足。本来无一物的思想，也就是自性本空的思想，应当说正是惠能思想中的一个独具特点的内容。自性清净的思想是达摩一派禅法的思想基础，但达摩直到神秀都没有摆脱一种传统的佛教说教，即自性“唯为客尘烦恼所染而成不净”，从而需要勤修苦炼，使“染着净除而自性显现”。这就是神秀的所谓“时时勤拂拭”的思想。而惠能则否定了这种思想。所谓“客尘烦恼”，不外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执着，即人的贪爱之欲和对客观事物的承认。但惠能认为这一切都不过是人自心作用的结果。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心空，一切皆空。“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那么，“客尘”对于自心还有什么作用呢! 自性本来就是空的，无一法可得(即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都是不实在的，虚幻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染着它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勤加“拂拭”了。在惠能看来，正是因为人的自性本是“空”的，所以他说：“此法门中，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言不动”(依敦煌本，宗宝本“着”作“看”)。“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就是说，所谓“见性成佛道”，就是要悟得自心也是空的，也不能执着这个道理。从而绝对摒弃一切思念，进入绝对空寂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
惠能关于“元不着心，亦不着净”；无念、无住、无忆的思想正是《金刚般若经》说教的主要内容。
《金刚经》“妙行无住分”云：“于法应无所住”。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法”者即是客观存在的一切现象。于法应无所住，就是讲，尽管人有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许多有形色和无形色的现象，但都应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把它看作是虚假的存在。因为这些现象(相)本来都是“虚妄”的，不实在的。如果体会到并实践了这个道理，即“见诸相非相”，那么你就见到如来了。《金刚经》的一套说教就是从各个方面彻底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甚至连人自身，人的思想和佛教徒所追求的“成佛”也被彻底否定了。《金刚经》“大乘正宗分”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人要想成菩萨，就要断绝人自身的欲望(我相)，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人相)，断绝人对尘世的留恋(众生相)和对长寿的希求(寿者相)，也就是否定人作为人的一切。《金刚经》“离相寂灭分”又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但同时又讲“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所念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这就表明所谓诸佛、佛法也是不存在的。《金刚经》反复强调“应生无所住心”。就是心不应住着于任何形色之上，对外界的各种现象即不思念，也不受它的影响。然而，《金刚经》“一体同观分”又讲“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心也被否定了。那么佛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也没有。
《金刚般若经》最早由鸠摩罗什译出，而后又有菩提流支，义净、玄奘等的译本共六种之多。它在传播佛教大乘般若空宗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隋唐之际又直接影响了中国禅宗思想的形成。史载，在所谓禅宗四祖道信时就已宣讲般若思想；到五祖弘忍已正式改传《金刚经》；而惠能皈依佛门，又是由《金刚经》启蒙。《坛经》多处记载：弘忍传法惠能就是从讲《金刚经》开始；惠能明确告诉众弟子：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依敦煌本，宗宝本“但持”作“持诵”)。由此说明，在禅宗形成的历史过程中，《金刚经》虽然不能说是惟一尊从的经典，但作为是它所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是应当承认的事实。《金刚经》般若空宗的思想引入达摩一派的禅法，使禅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禅”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静坐，思虑，而变成了“智慧观照”，即般若波罗蜜了(通过智慧达到彼岸)。它舍弃了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而强调要由智慧去觉悟一切皆空的道理。其理论基础就是把原来《楞伽经》所主张的自性清净的思想，发展为自性本空的思想，把渐悟引向顿悟。这就是为什么神秀和惠能同是东山门下，但却形成为“南能北秀，水火之嫌”的根本所在。
从渐悟到顿悟，在达摩一派禅法的发展史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渐悟和顿悟是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如果说自性本空是惠能佛教思想的理论方面，那么顿悟成佛就是他的佛教思想的宗教实践的方面。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惠能佛教思想的整体。
惠能认为，“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前念迷即凡夫，所念悟即佛”。在惠能看来，凡夫和佛，佛与众生只在一念之间。前念和后念是一刹那间就可以完成的人的思维活动，但就是在这一短促的刹那间，一个迷途的众生，就可一悟至佛地。这是多么快的成佛道路啊。
成佛，是佛教徒宗教修行的根本目的。但成佛的道路却有种种，所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是成佛的六种方法。这些方法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佛教所讲的戒定慧“三学”。佛教徒就是通过戒(持戒，佛教所规定的对信奉者生活各方面进行限制的律条、法规，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定(禅定，如小乘的四禅八定，达摩的壁观，天台宗的“一心三观”等)，慧(一般指探究佛理，用智慧领会佛教一套道理)的修行，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达到成佛的目的。而在惠能的佛教思想中只重视慧，而轻视或者说是否定了戒和定的作用。虽然惠能也讲“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但他对定有他自己的解释。他所谓的定是“内不乱”，是完全排斥了具体宗教实践的内心活动。本来意义的定就是坐禅、入定，但惠能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也”。他根据自性本空的思想，认为坐禅这套佛教的修行方法是完全无用的，是不能证得任何道果的。这样，就把佛教徒修身成佛的一切中间环节否定了，从而建立起他的顿悟成佛说的基础。
众所周知，顿悟成佛说不是惠能提出的，是早死于惠能三百余年的南朝名僧竺道生首先倡导的。竺道生是顿悟成佛的第一个鼓吹者。还应该指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是与《涅槃经》的佛性说相联系的。所谓佛性问题，也就是成佛的根据问题。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于佛性问题的讨论是与《涅架经》的传译有着直接关系。据《经录》记载，《涅槃经》的译本前后有15种之多，其中最着名的是东晋法显译的六卷本《涅槃经》和北凉释昙无谶所译的40卷本《涅槃经》。竺道生正是依据《涅槃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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