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组有27条，等等。

　　2．《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4卷，见载《中华藏》第9册。

　　卷1，此卷前二条校勘记是：“一底本，金藏广胜寺本；一此经底本与丽藏本分为四卷；石、资、碛、普、南分上下两卷；径、清分上、中、下三卷。”此卷涉及文字内容的校勘记共51条，资、碛……径、清作为一组出校勘记有25条。其他各卷大致相同，不一一罗列。

　　3．《佛说阿弥陀经》2卷，见载《中华藏》9册。

　　此经卷上的前三条是：“一 底本，金藏广胜寺本；一 五五二页中一行经名，底本原作“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 资、碛、普、南、径、清、丽作“佛说阿弥陀经”；一五五二页中二行“月支国居士”，石、南、径、清作“月氏优婆塞”；资作“月支”。下同；碛作“代月支国优婆塞”。”

　　此经卷上涉及文字校勘的校勘记共133条，其中资、碛……径、清一组出校的有48条；碛独立出校的有29条。卷下大致相同。

　　以上例举的这些情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参考。

　　①《金藏》、《高丽藏》与宋元明清诸版大藏有着一定的不同，这不仅反映在分卷上，经名上，译者的标注上，也反映在经文内容中。

　　②宋元版与明清版大藏经虽然可以划分为两个体系，其主要表现是在经籍的排列顺序上；如果从经文内容上说，它们比较接近。这说明，宋元以来的诸版大藏经都是在福州版大藏经的影响下一脉相承下来，它们的袓本就是肇始于《崇宁藏》的，在福州地方流传的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

　　③中国历代大藏经总的说可以区分出四个大体相近的类别。但这种类别的划分是相对的，只反映它们在总体上的某些差别，比如所据底本不同，版式不同，内容的某些差别等。但这种差别也只是一种版本上的差别，即大藏经在流传过程中，抄写形式的变化，抄写的错讹以及主持刻藏者的某些小的改动等，这些都不影响大藏经作为佛教经典总集的性质和它们其本相同的内容。

　　④在同一类型中的几种藏经版本，也不是一模一样，它们也有优有劣，比如《碛砂藏》与同时代或早或晚的大藏版本比较，它可能是差错和改动较多的一种版本。比如在《佛说阿弥陀经》卷上的一卷经中，碛单独出校就多达29条，就是说在29处，《碛砂藏》本发生了差错。比如“五五二页中五行一一字“智”，碛无。”原文是“贤者拔智致”。诸本同，而《碛砂藏》作“拔致”。又如：“五五二页中一九行末字 “念”，碛作“惟””。原文是“佛坐息思念”，诸本同，而《碛砂藏》本作“佛坐息思惟”。而属于同一体系的其他藏经也有差错，只不过少一点。

　　三、汉文佛教大藏经几种体系形成的原因

　　历代大藏经体系的形成，大体上有如下几种原因，一是时代的原因，一是地区的原因，一是所据底本的不同。但归根到底还是与当时某一地区流行的一种与官方有关的官写本大藏经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述，《开宝藏》是北宋初年敕命在益州(成都)雕造的。为什么不在中原中央政权所在地，而要在远在西南边地的四川去雕造藏经呢？这与当时时代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五代短短的53年中，换了八姓十三个皇帝，改了五次国号。当时是以兵战为务，频繁的战争，使得中原的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而就文化说其境况更是可想而知，如《宋史·艺文志》载：

　　“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苦，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16]

　　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典籍的命运可能更惨。这就是为什么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敕命在成都书写金银字大藏经“数藏”[17]的原因，因为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佛教的写本经籍可能已荡然无存了。这也是之后又敕命在成都雕刻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原因。

　　《开宝藏》刻成后，经板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运抵京城开封，太宗命于太平兴国寺建印经院开始印藏。《开宝藏》作为一部官版大藏经，它所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敕命在成都书写的金银字大藏经。这种官写本金银字大藏经有着自己的特点，也因此形成了《开宝藏》的版式风格和内容特色。从记载中知道，《开宝藏》曾“严饰天下寺舍”[18]，其影响在南方曾达到江浙地区，如《指要录》的作者就是在浙江金华山的智者禅寺阅《开宝藏》的[19]；向北曾传播于山西，介休的空王院、西京资圣院及永福寺等都曾收藏过《开宝藏》[20]。另据现存《开宝藏》本《大般若经》卷206等的卷末的墨记，晋南的福严净影寺(今青莲寺)僧在宋徽宗大观年间(1108年前后)请印过一部《开宝藏》。在金朝统治时期，晋南百姓很可能就是依据这个印本覆刻了《金藏》。《开宝藏》经板可能毁于宋金战争，现在除《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外，我们还不知道有哪部大藏经与《开宝藏》有直接的关系。《开宝藏》在中国的刻藏史上虽地位崇高，但影响并不是最大。

　　《契丹藏》亦如是。《契丹藏》诞生于宋辽对峙之时，是依据流行于幽州地区的一种官写本大藏经刻造的。《契丹藏》刻成后，我们除知道它曾多次传入高丽外，不见其在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传布。这可能与当时宋辽对峙的局势有关，这也使它成为一种比较孤立的版本，后来几乎被人遗忘，并散失殆尽，要不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两次发现，我们至今还难识其真面目。

　　应该说，在中国大藏经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雕刻于福州的两部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在这个边远的地区，因为地方割据势力闽王王审知笃信佛教，在福州造塔写经的偶然事件，留下了一种以《开元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这就为北宋后期福州东禅等觉院和开元寺先后刻藏创造了条件，也自此为中国佛教提供了一种新的大藏经版本。这种版本在南宋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客观形势下，直接影响了之后江浙地区私版大藏经的刻造。宋版《圆觉经》、《资福藏》，宋元版《碛砂藏》、元《普宁藏》及明初的《初刻南藏》都是福州版的延续，从而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大藏经体系。

　　在元朝世祖时代，曾下敕“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宋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21]”。其目的是要为今后编刊大藏经提供一部权威性的目录，所谓“作永久之绳规，为方今之龟鉴”[22]。《至元录》在分类上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开元录·入藏录》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的编排体系，而改变为大乘经、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的编排系统。《至元录》编成后已是元世祖的晚年，世祖来不及据之雕造大藏经就去世了。元大德年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将其“刊入大藏”[23]，也就是续补刊入实际已完成的《碛砂藏》和《普宁藏》，由此造成对后世的影响。到明《永乐南藏》雕刻时，就据之改变了经籍的编排顺序，并第一次以正藏的内容将《至元录》收录藏中。之后的明清版大藏经均依《永乐南藏》的体例，从而形成了大藏经的又一个体系；但在经籍的内容方面则依然受到福州版的影响，使它们之间成为一种比较接近的版本。

　　通过上面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到，大藏经每种体系的形成，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都与当时某一地区与官方有关的某种官写本大藏经或大藏经目录有关，而依据这种官写本大藏经或受到如《至元录》这种奉敕编撰的大藏经目录影响而雕造的大藏经就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我的这种略显简单的分析只是一种个人的看法，请专家指正。

　　注文：

　　[1]徐时仪《金藏、高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2期18-31页。

　　[2]小野玄妙着，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870-918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3]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145-146页及153-15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指要录》全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是宋初名僧惟白阅《开宝藏》而撰着的一部提要性着作。

　　[5]《指要录》卷8，《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768页。

　　[6]吕徵《宋刻蜀版藏经》，《吕徵佛学论着选集》卷3 1430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7](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序，《影印高丽大藏经》41册785-786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版。

　　[8]《山顶石浮图后记》，录文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11-1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78年版。

　　[9]方广锠 《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240-2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5，《中华佛典集成》第9册155页，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11]文载《全唐文》825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8698页下。

　　[12]文载《全唐文》825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8692页下。

　　[13]此记云：“又，王审知泥金银万余金，作金银子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旃檀为轴，玉饰诸末，宝髹朱架，纳龙脑以灭蠹蟫”。转引自笔者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199页。

　　[14]《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

　　[15]《释氏稽古略续集》卷3，《大正藏》卷19942页。

　　[16]《宋史》卷202“艺文志”序。《二十五史》第7册636－6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18](唐)神清撰《北山录》卷10，《大正藏》卷52。

　　[19]《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771页。

　　[20](宋)文彦博《永福寺藏经经记》，文载《介休县志》卷9。

　　[21] [23]释克己《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179页。

　　[22]《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庆吉祥撰前言，《昭和法宝总目录》第2卷180页。

《也谈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系统问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