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为代表的类型。《开宝藏》曾先后多次传到高丽，高丽王朝据之雕印了《高丽藏》。《高丽藏》的版式及前480帙的内容几乎与《开宝藏》一致，这就表明它们之间有一种较紧密的关系。金朝天眷至大定年间(约1139-1172)，在晋南(今运城地区)的解州天宁寺，由崔法珍断臂化缘，用30年左右的时间雕造完成的，发现于赵城广胜寺的《越城金藏》，现经研究发现，它完全是《开宝藏》全藏的覆刻藏。《赵城藏》收经内容及版式与《开宝藏》完全一致，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使它们成为关系较为紧密的一种体系。
《开宝藏》是中国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吕澂先生曾称它是之后历代大藏的蓝本[6]。但事实是除了《高丽藏》、《赵城藏》外，自《契丹藏》始，历代刻本大藏经并没有遵循《开宝藏》的范例。
《契丹藏》是辽王朝主持刻造的官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为什么更具传统色彩，成为唐代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的翻刻，我以为有这样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① 主持《契丹藏》雕造的无碍大师诠晓，是在《开元释教录》“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的基础上，增补了“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也就是辽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的内容[7]，形成了《契丹藏》的主体部分。因此，《开元录·入藏录》的5048卷是《契丹藏》的基础。
② 在唐开元末年，《开元录》的作者智升奉敕亲自将一部官写本大藏经送到“幽府范阳府为石经本”[8]。这部由智升送来的官写本大藏经无疑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这部官写本大藏经在幽州地区的流传，为200余年后的《契丹藏》的雕造提供了底本，使《契丹藏》成为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唐代官写本大藏经的再现。
上述两点是否是《契丹藏》成为唐代官写本大藏经翻刻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使《契丹藏》、《房山石经》辽金刻部分与《开元录·入藏录》形成了较密切的关系。
《崇宁藏》开雕于北宋神宗年间(约1080)，其雕造地是福建福州的东禅等觉院。在如此边远的地区，远离中央政治中心，有条件或敢于以私版的形式雕造新版大藏经，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我认为，如方广锠教授在其着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引《全唐文》825卷所录黄瑫撰《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及《丈六金身碑》的材料就非常重要[9]。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人王潮封福州观察，卒后其弟王审知代之，并以“征伐有功”被唐昭宗进封为琅琊王，至五代又被梁朝封为闽王，遂成为福建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者[10]。在王审知统治福建期间，为粉饰其政权，多处造塔并写大藏经藏之。这就是黄瑫碑论中记载的内容之一。
《丈六金身碑》云：
“我公为邦则忠孝于君亲，……牧人则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寿山，……其二曰报恩多宝定光，……其三其四曰大中神光，为军旅也，为人民也。缮经五藏，其二进于上，其三会于寿山、定光”[11]。
这些写本藏经，在《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中记载得更为具体，其云：
“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祀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诚，发大誓愿，于开元之寺建塔，建号寿山，仍辅以经藏。……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诚，发大誓愿，于兹九仙山造塔，建号定光，仍辅以经藏。……其经也，帙十卷于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总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极剡藤之精，书工之妙，金轴锦带，以为之饰。天佑二年乙丑，……大陈法令，以藏其经，缁徒累千……[12]。
王审知在开元寺，在九仙山建塔，并以最精美的书工缮写大藏经藏之。这种由地方政权组织缮写的大藏经必是一种官写本大藏经，必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保护；同时，它的内容是5048卷541函，又可以肯定它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目录依据的。从我们今天研究的角度看，唐末五代时在福州流传的这种备受关注的官写本大藏经，必是宋代在福州雕造《崇宁藏》时的底本。这种官写本大藏经所依据的目录，已不是完全意义的《开元录·入藏录》，而是加了千字文帙号，在内容方面也略有改动的《开元释教录略出》。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由地方统治者组织缮写的官写本大藏经的存在，以及在唐末五代时在闽地的流传，才有了北宋神宗年间《崇宁藏》在福州的雕造。可以想像，没有这种写本大藏经的存在，福州地方的官绅及东禅等觉院的僧人们是不可能雕造出一部《崇宁藏》的。
《崇宁藏》开刻之时，《开宝藏》已经经过两次增补，增补了北宋新译经、唐以前末入藏经及神宗熙宁六年(1073)前敕准入藏的经籍144帙，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崇宁藏》中得到反映，说明《崇宁藏》与《开宝藏》没有关系，完全是另起炉灶。福州东禅等觉院另起炉灶，刻了一部与《开宝藏》不同的新版大藏经，而且还要在基本刻成之后上奏朝廷以求正名，宋徽宗赐名曰“《崇宁万寿大藏》”。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福州地方流传着一部以《开元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官写本大藏经，这是福建地方的骄傲。这一点很重要，它还可以对为什么同是福州的另一所寺院开元寺，在同一时期又相继刻了另一部大藏《毘卢藏》，而且在内容上又与《崇宁藏》完全一致作出解释。
《毘卢藏》开刻于《崇宁藏》基本完成的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开元寺的地位及影响，开元寺僧及供养他们的居士大德绝不会把《崇宁藏》印本拿过来重雕覆刻。那么，这两部藏经为什么会在内容上十分的近似？这是因为他们同时都拥有在闽地流传的官写本大藏经。上引黄瑫的碑记中已记载，开元寺本身就有这种官写本大藏经。另据《重簒福州通志》“寺观、福州府、闽县”开元寺一节记载，王审知缮写大藏的地点似乎就在开元寺[13]。既然开元寺有如此优势的地位，他们何以能忍下东禅等觉院抢先据此官写本大藏经雕造木刻本大藏经呢？故在《崇宁藏》雕刻的同时，开元寺就开始筹划并在随后刻了《毘卢藏》。因为所据的底本一样，故其内容也基本一致。
《崇宁藏》、《毘卢藏》之后的南宋期间及宋元之际，在中国南方的江浙地区又相继刻造了《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等诸版大藏经。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明确记载它们之间关系的史料，但从诸版藏经内容的事实出发，可证明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都是以《崇宁藏》为代表的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目录依据的同一类型的大藏经版本。
历史发展到明朝初年，在朱元璋洪武年间就曾有刻藏的准备，所谓“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14]，直到建文时代终于有了《初刻南藏》的问世。但这部大藏经与《碛砂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仍属于以《崇宁藏》为代表的系列。到了永乐年间，在南京雕造了一部官版大藏经《永乐南藏》。这部大藏经酝酿于永乐初年，有所谓“永乐初奉诏校大藏经”[15]，然而，何时开刻，何时完成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迟在永乐十七年(1419)之前已经全部完成，因为这一年《永乐北藏》已经开刻了，而《永乐南藏》是《永乐北藏》的主要校本。如上所述，《永乐南藏》改变了之前大藏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的排序，改成大小乘经，大小乘律，大小乘论这样的排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后《永乐北藏》、《嘉兴藏》及清《龙藏》相互影响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记载，从而成为关系较为紧密的一种系统。
我所概述的至清《龙藏》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四种系统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只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查阅了大陆版《中华藏》几种大乘经的校勘记，其中的一些资料作为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种体系的划分。
1．《放光般若经》，见《中华藏》第7册。
① 卷1，这卷经的前三条校勘记的内容是：“一此经卷数金、丽为二十卷，石、资、碛、普、南、径、清为三十卷；一一页上一行“放光般若经”，石作“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资、碛、普、南、径、清作“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以下各卷同；一一页上二行译者，石作“西晋沙门无罗叉共竺叔兰等译”，资、碛、普、南、径、清作“西晋三藏无罗叉共竺叔兰译”。以下各卷同。
这三条校勘记如果简单地作出推论，它可得出《放光般若经》在诸版大藏中可区分出3种版本，一是《赵城藏》、《高丽藏》为代表的一个版本；一是以《房山石经》本为代表的一个版本；其他宋元明清诸大藏经本为一个版本。
② 卷2，这卷经涉及文字校对的校勘记共58条(首尾2条为说明文字)，其中资、碛、普、南、径、清作为共同内容的一组，与底本不同的校记多达32条，如：“三○页中六行第二字“相”，资、碛、普、南、径、清作“想”。下同至页下九行第三字”；“三一页下末行第九字“何”，资、碛、普、南、径、清作“贪””；“三二页上一二行 “不出”，资、碛、普、南、径、清作“不出生””。
③ 卷3，如上述，在全部58条校勘记中，资、碛、普、南、径、清作为一组与底本不同的校记占34条；其他出校的情况是：石5条，资5条，丽6条，石、普、南1条，普、南、径、清2条，资、径、清1条，石、普、南、清1条。举例如：“三一页中末行末字“习”，资、碛、普、南、径、清作“集””。
《放光般若经》其他各卷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比如：
卷4，在62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的校记有31条；卷5，在52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有20条；卷6，99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组有31条，此卷中碛独立出校者达20条；卷7，72条校勘记中，资、碛……径、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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