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爲代表的類型。《開寶藏》曾先後多次傳到高麗，高麗王朝據之雕印了《高麗藏》。《高麗藏》的版式及前480帙的內容幾乎與《開寶藏》一致，這就表明它們之間有一種較緊密的關系。金朝天眷至大定年間(約1139-1172)，在晉南(今運城地區)的解州天甯寺，由崔法珍斷臂化緣，用30年左右的時間雕造完成的，發現于趙城廣勝寺的《越城金藏》，現經研究發現，它完全是《開寶藏》全藏的覆刻藏。《趙城藏》收經內容及版式與《開寶藏》完全一致，這一曆史事實表明了它們之間密切的關系，使它們成爲關系較爲緊密的一種體系。
《開寶藏》是中國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呂澂先生曾稱它是之後曆代大藏的藍本[6]。但事實是除了《高麗藏》、《趙城藏》外，自《契丹藏》始，曆代刻本大藏經並沒有遵循《開寶藏》的範例。
《契丹藏》是遼王朝主持刻造的官版大藏經。這部大藏經爲什麼更具傳統色彩，成爲唐代以《開元錄·入藏錄》爲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的翻刻，我以爲有這樣兩個因素值得注意：
① 主持《契丹藏》雕造的無礙大師诠曉，是在《開元釋教錄》“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的基礎上，增補了“自《開元錄》後，相繼翻傳經論及拾遺律傳等”，也就是遼希麟所撰《續一切經音義》的內容[7]，形成了《契丹藏》的主體部分。因此，《開元錄·入藏錄》的5048卷是《契丹藏》的基礎。
② 在唐開元末年，《開元錄》的作者智升奉敕親自將一部官寫本大藏經送到“幽府範陽府爲石經本”[8]。這部由智升送來的官寫本大藏經無疑是以《開元錄·入藏錄》爲目錄依據的。這部官寫本大藏經在幽州地區的流傳，爲200余年後的《契丹藏》的雕造提供了底本，使《契丹藏》成爲以《開元錄·入藏錄》爲目錄依據的唐代官寫本大藏經的再現。
上述兩點是否是《契丹藏》成爲唐代官寫本大藏經翻刻的原因，我個人的看法是肯定的。正因爲如此，使《契丹藏》、《房山石經》遼金刻部分與《開元錄·入藏錄》形成了較密切的關系。
《崇甯藏》開雕于北宋神宗年間(約1080)，其雕造地是福建福州的東禅等覺院。在如此邊遠的地區，遠離中央政治中心，有條件或敢于以私版的形式雕造新版大藏經，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我認爲，如方廣锠教授在其著作《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引《全唐文》825卷所錄黃瑫撰《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及《丈六金身碑》的材料就非常重要[9]。
唐朝末年，光州固始人王潮封福州觀察，卒後其弟王審知代之，並以“征伐有功”被唐昭宗進封爲琅琊王，至五代又被梁朝封爲閩王，遂成爲福建地方政權的世襲統治者[10]。在王審知統治福建期間，爲粉飾其政權，多處造塔並寫大藏經藏之。這就是黃瑫碑論中記載的內容之一。
《丈六金身碑》雲：
“我公爲邦則忠孝于君親，……牧人則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壽山，……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其叁其四曰大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于上，其叁會于壽山、定光”[11]。
這些寫本藏經，在《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中記載得更爲具體，其雲：
“我威武軍節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祀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誠，發大誓願，于開元之寺建塔，建號壽山，仍輔以經藏。……其叁年甲子，以大孝之誠，發大誓願，于茲九仙山造塔，建號定光，仍輔以經藏。……其經也，帙十卷于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函，總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極剡藤之精，書工之妙，金軸錦帶，以爲之飾。天佑二年乙醜，……大陳法令，以藏其經，缁徒累千……[12]。
王審知在開元寺，在九仙山建塔，並以最精美的書工繕寫大藏經藏之。這種由地方政權組織繕寫的大藏經必是一種官寫本大藏經，必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保護；同時，它的內容是5048卷541函，又可以肯定它是以《開元錄·入藏錄》爲目錄依據的。從我們今天研究的角度看，唐末五代時在福州流傳的這種備受關注的官寫本大藏經，必是宋代在福州雕造《崇甯藏》時的底本。這種官寫本大藏經所依據的目錄，已不是完全意義的《開元錄·入藏錄》，而是加了千字文帙號，在內容方面也略有改動的《開元釋教錄略出》。正因爲有這樣一種由地方統治者組織繕寫的官寫本大藏經的存在，以及在唐末五代時在閩地的流傳，才有了北宋神宗年間《崇甯藏》在福州的雕造。可以想像，沒有這種寫本大藏經的存在，福州地方的官紳及東禅等覺院的僧人們是不可能雕造出一部《崇甯藏》的。
《崇甯藏》開刻之時，《開寶藏》已經經過兩次增補，增補了北宋新譯經、唐以前末入藏經及神宗熙甯六年(1073)前敕准入藏的經籍144帙，但這些情況並沒有在《崇甯藏》中得到反映，說明《崇甯藏》與《開寶藏》沒有關系，完全是另起爐竈。福州東禅等覺院另起爐竈，刻了一部與《開寶藏》不同的新版大藏經，而且還要在基本刻成之後上奏朝廷以求正名，宋徽宗賜名曰“《崇甯萬壽大藏》”。這是爲什麼，這就是因爲他們認爲：福州地方流傳著一部以《開元錄略出》爲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這是福建地方的驕傲。這一點很重要，它還可以對爲什麼同是福州的另一所寺院開元寺，在同一時期又相繼刻了另一部大藏《毘盧藏》，而且在內容上又與《崇甯藏》完全一致作出解釋。
《毘盧藏》開刻于《崇甯藏》基本完成的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開元寺的地位及影響，開元寺僧及供養他們的居士大德絕不會把《崇甯藏》印本拿過來重雕覆刻。那麼，這兩部藏經爲什麼會在內容上十分的近似？這是因爲他們同時都擁有在閩地流傳的官寫本大藏經。上引黃瑫的碑記中已記載，開元寺本身就有這種官寫本大藏經。另據《重簒福州通志》“寺觀、福州府、閩縣”開元寺一節記載，王審知繕寫大藏的地點似乎就在開元寺[13]。既然開元寺有如此優勢的地位，他們何以能忍下東禅等覺院搶先據此官寫本大藏經雕造木刻本大藏經呢？故在《崇甯藏》雕刻的同時，開元寺就開始籌劃並在隨後刻了《毘盧藏》。因爲所據的底本一樣，故其內容也基本一致。
《崇甯藏》、《毘盧藏》之後的南宋期間及宋元之際，在中國南方的江浙地區又相繼刻造了《圓覺藏》、《資福藏》、《碛砂藏》、《普甯藏》等諸版大藏經。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明確記載它們之間關系的史料，但從諸版藏經內容的事實出發，可證明它們是一脈相承的關系，都是以《崇甯藏》爲代表的以《開元釋教錄略出》爲目錄依據的同一類型的大藏經版本。
曆史發展到明朝初年，在朱元璋洪武年間就曾有刻藏的准備，所謂“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14]，直到建文時代終于有了《初刻南藏》的問世。但這部大藏經與《碛砂藏》有著密切的關系，仍屬于以《崇甯藏》爲代表的系列。到了永樂年間，在南京雕造了一部官版大藏經《永樂南藏》。這部大藏經醞釀于永樂初年，有所謂“永樂初奉诏校大藏經”[15]，然而，何時開刻，何時完成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至遲在永樂十七年(1419)之前已經全部完成，因爲這一年《永樂北藏》已經開刻了，而《永樂南藏》是《永樂北藏》的主要校本。如上所述，《永樂南藏》改變了之前大藏大乘經律論，小乘經律論的排序，改成大小乘經，大小乘律，大小乘論這樣的排序，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而後《永樂北藏》、《嘉興藏》及清《龍藏》相互影響的關系都有明確的記載，從而成爲關系較爲緊密的一種系統。
我所概述的至清《龍藏》我國曆代大藏經的四種系統是否准確，是否符合實際，只是一種個人的看法。爲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查閱了大陸版《中華藏》幾種大乘經的校勘記，其中的一些資料作爲例子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種體系的劃分。
1．《放光般若經》，見《中華藏》第7冊。
① 卷1，這卷經的前叁條校勘記的內容是：“一此經卷數金、麗爲二十卷，石、資、碛、普、南、徑、清爲叁十卷；一一頁上一行“放光般若經”，石作“放光摩诃般若波羅蜜經”，資、碛、普、南、徑、清作“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以下各卷同；一一頁上二行譯者，石作“西晉沙門無羅叉共竺叔蘭等譯”，資、碛、普、南、徑、清作“西晉叁藏無羅叉共竺叔蘭譯”。以下各卷同。
這叁條校勘記如果簡單地作出推論，它可得出《放光般若經》在諸版大藏中可區分出3種版本，一是《趙城藏》、《高麗藏》爲代表的一個版本；一是以《房山石經》本爲代表的一個版本；其他宋元明清諸大藏經本爲一個版本。
② 卷2，這卷經涉及文字校對的校勘記共58條(首尾2條爲說明文字)，其中資、碛、普、南、徑、清作爲共同內容的一組，與底本不同的校記多達32條，如：“叁○頁中六行第二字“相”，資、碛、普、南、徑、清作“想”。下同至頁下九行第叁字”；“叁一頁下末行第九字“何”，資、碛、普、南、徑、清作“貪””；“叁二頁上一二行 “不出”，資、碛、普、南、徑、清作“不出生””。
③ 卷3，如上述，在全部58條校勘記中，資、碛、普、南、徑、清作爲一組與底本不同的校記占34條；其他出校的情況是：石5條，資5條，麗6條，石、普、南1條，普、南、徑、清2條，資、徑、清1條，石、普、南、清1條。舉例如：“叁一頁中末行末字“習”，資、碛、普、南、徑、清作“集””。
《放光般若經》其他各卷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比如：
卷4，在62條校勘記中，資、碛……徑、清一組的校記有31條；卷5，在52條校勘記中，資、碛……徑、清一組有20條；卷6，99條校勘記中，資、碛……徑、清一組有31條，此卷中碛獨立出校者達20條；卷7，72條校勘記中，資、碛……徑、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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