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也易。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十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27
“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致：一、从语法上考虑问题，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边，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二、一般来说，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道安提出这一原则，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学士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28道安不仅熟读佛教经典，也喜欢读佛教以外的书籍，很会写文章，文笔很好，文学造诣很深，常与学士讨论写诗问题，发表的意见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经当其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再三重复，不厌其烦。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写文章，喜欢简洁明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爱好，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四、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以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来讲，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这种情况很多。翻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掉。五、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前述问题。在此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感到很困难，很不容易：一、《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是佛出长舌所宣讲。圣人说法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这是第一种不容易。二、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我们凡夫却很愚昧。佛、菩萨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不属于一个层次。圣人说的话深奥懂难，时间又相距甚远，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这是第二种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五百名有六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相互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一千年了，用现代人的意向进行衡量，那些阿罗汉们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迂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理解，没有“五失本”怎么能行呢？
道安的译经理论影响巨大，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时，其助手僧叡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迂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仼，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愓焉若厉。”29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着作《辨正论》中，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30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要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就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正确表达印度佛经的正确义理，这是译经的根本目的，具体方法可以灵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此经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说明该经的译出时间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的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跋澄翻译《鞞婆沙论》时间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理论的第二年。道安也为这部论写了序言，其序称：“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宫》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31赵政提出的译经主张，道安是同意的。赵政主张尽量保留经本原貌，不要追求华丽，不要过多修饰，保留原经的质朴状态，也不要过多删除(损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条外，其余皆不符。说明道安在译经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格守“五不失”的原则。
(二)注经
《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称：“佛之着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未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32这里说明道安注经的原因。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要靠翻译，印中两国的语言结构不同，发音不同，文质不同。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多，他们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汉语，有的通汉语而不通梵文，译出的佛经自然难懂，这就促使道安下决心注经。
道安所注佛经主要如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集异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经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阴持入经注》一卷
《大道地经注》一卷
《十法句义杂解》一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和《约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经，他还写过《三界诸天录》一卷、《经录》一卷、《答法汰难》一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对此总结如下：“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33
从道安的着作来看，他的佛学知识非常广博，他所弘扬的主要是般若学的禅学，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序》称：“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漠，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夫永寿莫美手上乾，而齐之殇子。神伟莫美于凌虚，而同之涓滞，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哉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34这里所说的二大特点：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词概念论述般若；二、把空、有两宗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提出“游真如据法性”的问题。大乘空宗主张一切皆空，并不承认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学观点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之十门禅说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前二乘是小乘，后一乘是大乘。道安认为，三乘证果，都离不开十二门禅。
道安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写的《鞞婆沙论》和《阿毘昙序》中，对戒律的重视则反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着《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35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规。本传又记载说：“安每与弟子法迂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36由此可见，道安又是弥勒净土信仰的先驱者。本传又记载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37道安首次规定，出家人皆姓“释”，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三)、编纂经录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称：“自汉暨晋，经未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居，实由其功。”38从汉到晋，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有的译师不记名字，后…
《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