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达 15 年，着《华严经疏》等一百余卷。在他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

　　诸菩萨住处品》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

　　“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

　　这段论述，从五台山形的特征来证明文殊即五台山的体与德，明显地带有实证意义，与单纯比附性地把五台山当作《严华经》中清凉山不同。而从这段实证性论述的内容来看，则既具有密宗的特色，又具有中国传统信仰的影响。按照密宗的说法，文殊形如童子，顶发结髻，有一髻文殊，五髻文殊，八髻文殊，而以五髻文殊为主体。童子取天真，五髻表五智五佛。澄观认为，五台山五顶台顶的山形，正是文殊所说的“五种”功德的表露： “表五智已圆”，即表露佛的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大园镜智等五种智慧经圆满；“五眼已净”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等五眼已经清净；“ 总五部之真秘”，即全面把握了佛教的苦、集、灭、道、修等五部的真秘义；“洞五阴之真源”，即彻底知悉佛教的色、受、想、行、识等五阴(五蕴) 的真正根由。文殊虽为菩萨，实际上早已成佛，具有佛的上述一切功德，因而，他也就具有佛的形象和能力：五个台顶之形，正表示他首戴五佛之冠 (冠中有东方金刚部主阿肉如来，南方宝积部主宝积如来，西方莲花部主无量寿如来，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来，中方如来部主毗卢舍那如来等五化佛，此冠为诸佛所戴之冠)，顶有东、西、南、北、中五方之髻，能运用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五乘之精要，清除劫、见、烦恼、众生、命等五浊之灾。澄观的这段论述，发挥想象力，以密宗的文殊菩萨法相扩展如佛的法相，并具体化为五台山五个台顶之形，无疑是对密宗的的继承和发展。

　　但同时，澄观的论述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信仰。在万物有灵论基础上形成的天人合一论，是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作为至上神的天与人合一，其内容有二：一是天人相通，天与人通，人能感天；二是天人相类，形体相类，性质相类。天人形体相类，是按照“具体 - 抽象-具体”的道路，把具体的自然力抽象为神，然后把抽象的神偶像化，赋予人的形象，还可能再把偶像神具体比附于日月山川等自然物。 这种以山川之形直接比附为神的浅层民间信仰十分普遍，甚至由此孳生出专门的学问一堪舆学。既然山川之形直接比附为神，那末，山川也就可以具有人的仁爱、智慧等道德属性，并且是理想化的道德属性，这就是天人性质相类了。澄观以五台山五个台顶之形直接比附为文殊五髻，并认为它们表现出五种智慧与道德，岂不是明显的天人形体、性质相类吗？至于“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也不过是天人相通，天可佑人，人可感天的具体引申罢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五”言事，利用五行说来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说明事物的基本结构，是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也体现在宗教信仰中，如五帝、五神、五祀、五岳、五通等。澄观论术处处以“五”立论，固然因为五台山正好有“五”个台顶，佛教密宗正好有“五智”、“ 五眼”之类说法，但中国传统信仰也恰恰以“五”为数，这恐怕不是毫无因缘的。

　　可见，澄观的论述，实际上是把密宗信仰和中国传统信仰巧妙地糅合起来了，既能为佛教界悦服，又能为世俗所接受；既满足了浅层信仰的直觉要求，又可引发深层的哲理探索，因而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经典论述。不空从组织上推行五台山殊信仰，澄观则为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两位宗师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把中印文化结合起来，使五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如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佛教各宗派到五台山来，借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因缘以弘扬本宗；五台山则发扬佛家平等精神，一视同仁地欢迎各宗，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清凉山志》卷二：“按古传，五峰内外，佛刹凡三百余所”。这是指唐代说的。这些梵宇琳宫，如同一颗颗明珠，镶嵌于青山绿水之间，星罗棋布，梵呗相闻，使五台山成为真正的人间佛国。中唐刘禹锡同时的柳宗元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说：“云、代之间有灵山焉，与竺乾灵鹫角立相望，而往解脱者，去来回复，如在步武。则勤求秘宝，作礼大圣，非此地莫可。”(《柳河东集》卷 25)晚唐文宗时，乡贡进士录姚 在《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则说：“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依于丘门也。”《金石萃编》卷 113)这些评价，反映出五台山当时乃是佛教的中心，其影响之广，地位之高，一时无出其右。五台山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如摩迦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释迦蜜多罗、罽宾国 (今喀布尔河下游克什米尔一带)佛陀波利、南天竺(南印度)、菩提仙那、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北部喀布尔)般若、中印度纯陀、日本的灵仙、圆仁、惠萼、新罗的的慧超、渤海的贞素等，都曾到五台山来朝礼或法。五台山自尊自得，热情好客，赢得了国际佛教界的尊重和景慕。

　　唐武宗灭佛，五台山佛教受到严重摧残。以后虽然有所恢复，但再也未能恢复到唐武宗之前的盛况。只是在五代及宋代，五台山的影响却盛而不衰。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发现八幅五台山图，为五代及宋代所绘，并有于阗文、藏文、梵文信札，叙述那烂陀寺僧人普化及西域、河西地区僧人朝拜五台山踪迹。日本僧人澄觉第十一人，然等五六人，寂照等七人，成寻等七人相继朝拜五台山，还有那烂陀寺僧人苏陀室利等七人，北印度口牛罗米利等七人来五台山巡礼。元明清时期，五台山文殊仰成为团结各民族的纽带，展现出一片异彩。这是喇嘛教传入五台山的结果。蒙古入主中原后，喇嘛教随之进入中原，选择五台山作为内地的总禅林。西藏早就崇敬五台山。两《唐书》记载吐蕃曾遣使向唐朝求五台山图。元世祖忽必烈帝师、喇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在五台山居住一年，听受了全套密法及疏释，还听受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写下《文殊菩萨名义赞》《花朵之蔓》等着作，又用千金铸玛哈噶拉像供奉在五台山。五台山对喇嘛教很吸引力，要扩大喇嘛教在内地的势力，五台山无疑也是极好的基地。忽必烈中统期间(1260-1263)，喇嘛教高僧胆巴经八思巴推荐谒见忽必烈，忽必烈封他为“金刚上师”，命他进驻五台山，主持寿宁寺。这是五台山有喇嘛教之始。

　　明初，中印度迦维罗卫国 (今尼泊尔境内)上座部高僧具生吉祥在五台山居住五年，教化甚众。洪武七年(1374)奉诏至金陵，被明太祖所留。但他一直想回五台山。喇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兴起，其祖师是宗喀巴。为了怀柔蒙、藏，按照明太祖制定的“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的政策，明代诸帝都大力扶植黄教，五台山自然沿袭为内地黄教的中心。永乐帝时，曾派人迎请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到京，被封为大慈法王。据藏文史料，释迦也失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黄教寺院。明代所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为“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可见、汉僧寺 (青庙)与番僧寺(黄庙)并存的基本格局，在明代已经形成。蒙、藏人民相信宗喀巴是文殊化身，《宗喀巴大师传》说：“宗喀巴大师转生在五台山，以班智达 (学者)的形象出现。上午对许多学经弟子说法，下午对许多持金刚师讲说密法。”五台山成为黄教圣地之一，蒙、藏人民朝拜者不断。

　　清代，入关前国号满洲。在满、蒙、藏语中，满洲与文殊读音相同，都读作曼殊。满族由此对五台山文殊菩萨怀有特殊感情。他们在团结汉族的同时，十分注意用黄教团结蒙族和藏族。乾隆就说：“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康熙曾五次到五台，雍正一次，乾隆六次，五台山黄教由此更为发达。雍正时统计，黄庙达 26所以上，分属两大系统；达赖喇嘛系统及章嘉呼图克图系统。

　　属达赖喇嘛系统的黄庙有 20余所，僧官称扎萨克大喇嘛，由达赖喇嘛先派朝廷任命。扎萨克驻锡的菩萨顶寺，康熙时敕命全寺改覆琉璃黄瓦，与皇家建筑规格等同，并设把总(正七品武官)一员，马兵 10名，步兵 30名，守护香火供器。嘉庆朝台时，菩萨顶寺有喇嘛 561人，可见其盛。属章嘉呼图克图系统的有 6所，直接受章嘉活佛管辖。章嘉活佛为内蒙古及青海黄教最大转世活佛，在黄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及哲布尊丹巴。到清末，章嘉活佛共传六世。从二世起，一直奉朝命驻锡于五台山镇海寺，管辖五台山镇海寺第 6寺及北京旃坛寺等处。由于章嘉活佛地位甚高，因而成为全山黄教僧侣的领袖。 黄庙的殿堂、塑像、陈设，均为藏族风格。僧人中汉族绝少，大多数为蒙族、藏族，一律黄衣黄帽，学习藏文黄教经典，遵守由宗喀巴创建的戒律，按黄教仪规修行，与五台山上原有的青庙和睦共处，各擅特色。

　　清代，由于章嘉活佛在五台山，传说达赖喇嘛曾在五台山修行，因而五台对蒙、藏、满各族具有更大吸引力，成为各族人民交往及团结的强大纽带。外蒙48家旗王分4大行，每行12家，每年轮流到五台山礼佛。内蒙，10活召，每活召有一家总管，也是轮流到五台山朝拜。河保印以西的 7活召，包头以西一带6嘉刹，陕甘新一带的东宫、西宫、敦鞑宫，每年都于 6月准时到五台山叩首。普通蒙、藏人民到五台山还愿朝拜的，为数更多。有许尽家产的，有许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有许叩等身头，纷纷前来。《五台新志》载：“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坛族云集”。 大乘佛教中汉、藏两大体系汇合于五台山，青庙与黄庙并存，显考与密教竞传，成为五百年来五台山的最大特色，也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大奇观。本来，汉地佛教各个宗派在隋唐相继开成，唐末开始融合，形成诸宗融会，禅教一致的潮流。以密宗来说，五代以后便与其他各宗相融合，不久即至绝响。然而，元、明、清三代，源出密宗的喇嘛教传入内地，在五台山扎根发展，却始终独树一帜。其所以如此，因为五台山成为喇嘛教基地，乃是政治上民族团结的需要造成的。既然如此，那末五台山上的喇嘛教便势必坚持自己的特色，以便能吸引蒙、藏、满等各族人民，发挥其民族团结基地的作用。所以五百年中，五台山喇嘛教与汉地佛教始终未曾融合。不过，五台山也由此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以清代来说，二百余年中蒙、藏与内地相安无事，甚至清末积弱，蒙藏也未曾离心，这与尊重包括五台山内的喇嘛教是大有关系的。当然，由于五台山的喇嘛教保持着自己传统的特色，与汉地传统信仰和民族风俗相距较远，对汉族人民影响不大，这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结合是有各种形式的。两种文化信仰融而为一，如中印文化信仰的融合是一种结合；两种文化信仰虽各保持自己的特色，但共同建设同一信仰，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如喇嘛教和汉地佛教共同建设五台山文殊信仰这样，也是一种结合。五台山文殊信仰颇为兴盛，正是汉、藏两大佛教体系结合的结果，也是各民族共建的结果。

　　总之，五台山文殊信仰，乃是中外文化、各宗派思想、各民族信仰相结合的产物。佛教圣地五台山本身，便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各宗派之间以及中外之间团结合作的象征，源远流长。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台山必将为新的中外文化交流及民族团结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原载《太原大学学报》2002年3期))

《五台山文殊道场的形成和发展(冯巧英)》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