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王丽梅
【内容提要】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这种影响与作用必须客观如实地界定。即从事物的因与缘言之，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的作用。宋明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本体意义的范畴，并自觉地为儒家道德伦理寻找形上根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佛教本体论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且，宋明理学提出了性善的遍在性思想，并对人性恶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理学家提出性的超越性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佛学的一些资粮，深受佛学的影响。
【关键词】佛学 宋明理学 思想助缘 性的遍在性 性的超越性
关于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中之作用与地位问题，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也比较全面，几乎涵涉了理学的全部内容，可以说这是目前对儒佛关系研究的重大贡献。但是，能否将这种研究进一步深入，即探求佛学影响理学之学理上和历史上的根据，这是儒佛关系之关键所在。作为时代的精神和精髓的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尝试性之探讨，非是见解，只是体会；只是就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谈一些个人之体会。
一、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中之作用与地位
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宋明理学的形成决非是偶然的，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思想史必然的逻辑发展。历史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与机遇。
1、宋明理学是传统儒学必然的逻辑发展。儒学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根据，它不仅积淀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情操，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从而决定了民族与个体的价值向度。理学是儒学的新形态，它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内在精神，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学。儒学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中处于“显学”，后又被定于一尊，这期间，儒学也经历了严峻的历史考验。儒学开始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秦王朝重视的是法家思想，而对儒家思想进行“焚书坑儒”等毁灭性的打击。秦王朝以法家思想得天下，很快又以法家思想失天下。西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道家黄老思想治理国家，但至文帝、景帝时，道家思想显出无力指导社会，董仲舒进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定于一尊。可以说，儒学正统地位的取得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历史过程。
被定为一尊后的儒学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儒学(经学)发展至汉末，便日益显示出其繁琐之弊病，故有王弼、郭象等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的魏晋玄学。对于魏晋玄学及其性质，学术界亦存在分歧，主要有魏晋玄学是道家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魏晋玄学是儒家哲学的变化发展形式；笔者倾向于魏晋玄学是以老庄等道家的思想改造儒学、谋求儒学新发展的一种尝试。我们暂且不论这种改造和尝试的成败和得失，至少是儒学面临挫折和困境的一种探索和进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探索和进取为经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使儒学的发展又向前进了一步，使儒学的发展内容及其形式有所转向，而有隋唐经学的繁荣。唐太宗时以《五经正义》进行科举取士，因此，天下士民以此经为圭臬，钻研于章句训诂。由于一心于章句训诂，某种程度上便疏于对心性义理之探讨，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宋明儒者的肩上。值得深思的是，儒学的发展过程虽然充满了艰难和坎坷，但是，面对每一次挫折和磨难，儒学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完善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显示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并最终顽强地生长并发展起来。从思想史的发展言之，这是儒学自身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是理论自身的需要，是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
2、宋明理学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农业文明较于商业文明等其它文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即要求一种稳定性。实践需要理论的论证和支持，社会的稳定性需要一种理论来维系它、支撑它；而反过来它又为这种理论提供了适应性和发展的空间。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如前文所述，在历史上统治者曾经选择法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治国，在向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也曾为佛学提供并创造了机遇。但是，实践证明，这些思想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实际上，一种理论的适应性，不仅在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更在于它是否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只有兼顾这二者，这种理论对于该社会才是成功的，社会才会选择这种理论。儒学是宗法观念的理论升华，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再现，社会对这种理论的选择既是不自觉的，又是必然的，既是统治者的选择，又是被统治者的选择，究其实，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
3、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为宋明理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宋朝建国后，吸收唐、五代军人跋扈的教训，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彻底地消除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地方政权游离于中央之外的可能性，又陆续地解除了节度史的兵权，以文官代替武将行职，“任宰相当用儒者”。这种文官政治保持了内部政治的相对稳定，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安宁的社会环境。同时，宋朝自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宽松的文化政策，开基伊始，太祖即勒“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人”[1]之誓，而且后代子孙循相遵守，所以，“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人无欧刀之辟”[2]。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开辟了宋朝文化昌明的门径，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雄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4、佛学的发展为宋明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助缘。佛学在隋唐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在心性义理方面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时的儒学，则是侧重于章句训诂，而疏漏于对心性问题的研究，故时人有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3]之叹。这种局面，一方面唤醒了宋明儒者“吾道自足”的民族文化的觉醒意识，一方面加剧了宋明儒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一面追本溯源，于先秦典籍《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寻找和挖掘资源，一面“出入佛老”，吸收佛学的丰富资粮，从而不仅加深了其思辨的程度，而且也加重了其理论的厚度；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宋儒是接着佛教的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心性问题，继续讲下去并发展下去的。佛学的发展，一方面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资粮，一方面给儒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儒学若发展，必须对此有一创造性的回应——在自信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双重激发下，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理学的产生，理学的产生势在必然；换句话说，佛学对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助缘的影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外缘，不能唤起儒者“吾道自足”的觉醒意识与自信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危机，更不能豁醒儒者的忧患意识。面对佛学强大的挑战与危压，宋明儒者勇担道义的使命感和继绝学的责任感使他们担当起振兴文化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佛学的刺激与影响，儒学不可能完成开新的任务。毋庸置疑，在先秦哲学中，已含有丰富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哲学擅于一种境界的冥合与体悟，某种程度上疏于思辨论证，所以这部分内容在先秦时被悬置，至宋明时才被挖掘；之所以在宋明时期被挖掘，佛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学若发展，必须挖掘这一部分内容，否则便无法回应佛学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佛学促进了儒学的反本与开新，是佛学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与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开新”一方面是开传统儒学所未发掘之资源，一方面是吸收了佛学与儒学相契之精神，故宋明理学较之传统儒学称之为“新儒学”。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传统儒学必然之逻辑发展，是中国社会历史之必然选择，而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佛学的发展为理学的兴起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思想助缘”虽然是一种外因，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否则我们无法正确理解理学的产生；换言之，如若没有佛学的影响，理学的产生将很难谈起。因此，我们不应于学术思想之外，再去寻找其渊源，亦即从事物发展的“因”与“缘”言之，佛学对理学的形成起到了一个“缘”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缘的作用。笔者之所以将佛学在理学形成中之作用置于理学形成之大背景中考察，即为尽可能如实地展现佛学在理学形成中之作用。
二、佛学在宋明理学发展中之作用与地位
宋明理学体系庞大，思想精博，故学界为研究上之方便，往往将其分阶段(如前期、中期、后期等)或分派系(如牟宗三的程朱系、陆王系、胡刘系，张立文的理学派、心学派、气学派等)进行研究。本文旨在通过研讨宋明理学的发展，而凸现佛学在理学发展中的地位，故只简读几位理学家之思想，以期反映理学发展之概貌，从而窥见佛学于其中之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了广大而精致的理本论体系。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源和万物存在的根据，“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4]朱子把理不仅规定为事物之理，“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5]更是人伦之理，“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6]湖湘学派巨匠张栻提出了太极、理、性等一系列宇宙意义和本体意义的范畴，“太极混沦，生化之根，阖辟二气，枢纽群动，惟物由乎其间而莫之知。”[7]“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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