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佛學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王麗梅
【內容提要】佛學對宋明理學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與作用，這種影響與作用必須客觀如實地界定。即從事物的因與緣言之，佛學對宋明理學的形成起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思想助緣的作用。宋明理學提出了一系列本體意義的範疇，並自覺地爲儒家道德倫理尋找形上根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佛教本體論思維模式的影響。而且，宋明理學提出了性善的遍在性思想，並對人性惡進行了分析，尤其是理學家提出性的超越性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佛學的一些資糧，深受佛學的影響。
【關鍵詞】佛學 宋明理學 思想助緣 性的遍在性 性的超越性
關于佛學在宋明理學形成和發展中之作用與地位問題，目前學術界研究的比較多，也比較全面，幾乎涵涉了理學的全部內容，可以說這是目前對儒佛關系研究的重大貢獻。但是，能否將這種研究進一步深入，即探求佛學影響理學之學理上和曆史上的根據，這是儒佛關系之關鍵所在。作爲時代的精神和精髓的哲學，尤其是宋明理學是如何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本文擬就此問題進行一嘗試性之探討，非是見解，只是體會；只是就佛學在宋明理學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談一些個人之體會。
一、佛學在宋明理學形成中之作用與地位
作爲一種理論形態，宋明理學的形成決非是偶然的，它既是曆史的産物，又是思想史必然的邏輯發展。曆史爲宋明理學的産生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與機遇。
1、宋明理學是傳統儒學必然的邏輯發展。儒學是民族精神的內在根據，它不僅積澱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情操，它深深地紮根于中華民族的心理，從而決定了民族與個體的價值向度。理學是儒學的新形態，它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儒學的內在精神，一方面豐富和發展了傳統儒學。儒學在先秦的諸子百家爭鳴中處于“顯學”，後又被定于一尊，這期間，儒學也經曆了嚴峻的曆史考驗。儒學開始並沒有被統治者所重視，秦王朝重視的是法家思想，而對儒家思想進行“焚書坑儒”等毀滅性的打擊。秦王朝以法家思想得天下，很快又以法家思想失天下。西漢初，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以道家黃老思想治理國家，但至文帝、景帝時，道家思想顯出無力指導社會，董仲舒進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定于一尊。可以說，儒學正統地位的取得經曆了一個極爲曲折的曆史過程。
被定爲一尊後的儒學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當儒學(經學)發展至漢末，便日益顯示出其繁瑣之弊病，故有王弼、郭象等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的魏晉玄學。對于魏晉玄學及其性質，學術界亦存在分歧，主要有魏晉玄學是道家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和魏晉玄學是儒家哲學的變化發展形式；筆者傾向于魏晉玄學是以老莊等道家的思想改造儒學、謀求儒學新發展的一種嘗試。我們暫且不論這種改造和嘗試的成敗和得失，至少是儒學面臨挫折和困境的一種探索和進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探索和進取爲經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使儒學的發展又向前進了一步，使儒學的發展內容及其形式有所轉向，而有隋唐經學的繁榮。唐太宗時以《五經正義》進行科舉取士，因此，天下士民以此經爲圭臬，鑽研于章句訓诂。由于一心于章句訓诂，某種程度上便疏于對心性義理之探討，這一任務曆史地落在了宋明儒者的肩上。值得深思的是，儒學的發展過程雖然充滿了艱難和坎坷，但是，面對每一次挫折和磨難，儒學通過不斷地調整自己，完善自己，以適應新的環境，顯示出新的活力與生命力，並最終頑強地生長並發展起來。從思想史的發展言之，這是儒學自身合乎邏輯的必然發展，是理論自身的需要，是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
2、宋明理學是中國社會曆史的必然選擇。中國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爲基礎的農業文明的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爲紐帶的封建宗法製社會。農業文明較于商業文明等其它文明的一個很大的不同，即要求一種穩定性。實踐需要理論的論證和支持，社會的穩定性需要一種理論來維系它、支撐它；而反過來它又爲這種理論提供了適應性和發展的空間。儒學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種需要。如前文所述，在曆史上統治者曾經選擇法家、道家等思想進行治國，在向後的社會曆史發展中，也曾爲佛學提供並創造了機遇。但是，實踐證明，這些思想都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實際上，一種理論的適應性，不僅在于它是否能夠滿足統治者的需要，更在于它是否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衆的需要。只有兼顧這二者，這種理論對于該社會才是成功的，社會才會選擇這種理論。儒學是宗法觀念的理論升華，是中國社會的精神再現，社會對這種理論的選擇既是不自覺的，又是必然的，既是統治者的選擇，又是被統治者的選擇，究其實，是中國社會曆史的必然選擇。
3、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爲宋明理學的興起提供了一個較爲寬松的外部環境。宋朝建國後，吸收唐、五代軍人跋扈的教訓，實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徹底地消除了唐代“藩鎮割據”的地方政權遊離于中央之外的可能性，又陸續地解除了節度史的兵權，以文官代替武將行職，“任宰相當用儒者”。這種文官政治保持了內部政治的相對穩定，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安甯的社會環境。同時，宋朝自開國之初，就製定了寬松的文化政策，開基伊始，太祖即勒“不得殺士大夫與上書人”[1]之誓，而且後代子孫循相遵守，所以，“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孫，終宋之世，文人無歐刀之辟”[2]。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開辟了宋朝文化昌明的門徑，爲理學的興起奠定了雄厚的社會文化基礎。
4、佛學的發展爲宋明理學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助緣。佛學在隋唐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與繁榮，尤其是在心性義理方面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時的儒學，則是側重于章句訓诂，而疏漏于對心性問題的研究，故時人有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3]之歎。這種局面，一方面喚醒了宋明儒者“吾道自足”的民族文化的覺醒意識，一方面加劇了宋明儒者深沈的憂患意識，他們一面追本溯源，于先秦典籍《周易》、《中庸》、《論語》、《孟子》等尋找和挖掘資源，一面“出入佛老”，吸收佛學的豐富資糧，從而不僅加深了其思辨的程度，而且也加重了其理論的厚度；從這種意義上講，可以說宋儒是接著佛教的一些重要問題，尤其是心性問題，繼續講下去並發展下去的。佛學的發展，一方面爲理學的興起提供了豐富的資糧，一方面給儒學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儒學若發展，必須對此有一創造性的回應——在自信精神和憂患意識的雙重激發下，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理學的産生，理學的産生勢在必然；換句話說，佛學對理學的産生提供了一個助緣的影響，起了催化劑的作用。但是我們決不能低估這種作用，如果沒有這種外緣，不能喚起儒者“吾道自足”的覺醒意識與自信精神，如果沒有這種危機，更不能豁醒儒者的憂患意識。面對佛學強大的挑戰與危壓，宋明儒者勇擔道義的使命感和繼絕學的責任感使他們擔當起振興文化的使命。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沒有佛學的刺激與影響，儒學不可能完成開新的任務。毋庸置疑，在先秦哲學中，已含有豐富的本體論和宇宙論思想，但是由于中國哲學擅于一種境界的冥合與體悟，某種程度上疏于思辨論證，所以這部分內容在先秦時被懸置，至宋明時才被挖掘；之所以在宋明時期被挖掘，佛教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儒學若發展，必須挖掘這一部分內容，否則便無法回應佛學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佛學促進了儒學的反本與開新，是佛學促進了儒學的發展與成長。值得一提的是，“開新”一方面是開傳統儒學所未發掘之資源，一方面是吸收了佛學與儒學相契之精神，故宋明理學較之傳統儒學稱之爲“新儒學”。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明理學的産生是傳統儒學必然之邏輯發展，是中國社會曆史之必然選擇，而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爲理學的産生提供了一個較爲寬松的外部環境，佛學的發展爲理學的興起起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思想助緣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思想助緣”雖然是一種外因，但是它的作用卻不可忽視，否則我們無法正確理解理學的産生；換言之，如若沒有佛學的影響，理學的産生將很難談起。因此，我們不應于學術思想之外，再去尋找其淵源，亦即從事物發展的“因”與“緣”言之，佛學對理學的形成起到了一個“緣”的作用；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這種緣的作用。筆者之所以將佛學在理學形成中之作用置于理學形成之大背景中考察，即爲盡可能如實地展現佛學在理學形成中之作用。
二、佛學在宋明理學發展中之作用與地位
宋明理學體系龐大，思想精博，故學界爲研究上之方便，往往將其分階段(如前期、中期、後期等)或分派系(如牟宗叁的程朱系、陸王系、胡劉系，張立文的理學派、心學派、氣學派等)進行研究。本文旨在通過研討宋明理學的發展，而凸現佛學在理學發展中的地位，故只簡讀幾位理學家之思想，以期反映理學發展之概貌，從而窺見佛學于其中之影響。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構了廣大而精致的理本論體系。他把理作爲宇宙的本源和萬物存在的根據，“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4]朱子把理不僅規定爲事物之理，“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5]更是人倫之理，“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6]湖湘學派巨匠張栻提出了太極、理、性等一系列宇宙意義和本體意義的範疇，“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阖辟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7]“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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