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一直高度戒备，不信任汉族士大夫，罗织文字狱，钳制他们的思想。同时，清朝统治者采取崇奉汉民族传统的儒释道信仰，达到文化融合以至有利于封建统治。特别是雍正帝对孔子的尊崇，以及对三教的控制利用都超过了他的前辈帝王。他在《清世宗圣训》卷四《圣学》里讲：“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序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至君泽民”。
雍正在《御选语录》里对佛教历史上高僧们的不同态度，也无不表现出其政治目的。他称丹霞禅师“实为狂参妄作。……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卷14)所以，雍正帝对弘忍的批驳，主要就是强调法藏、弘忍及其后世子孙们敢于批驳圆悟他们，有违于“君父之理”，有违于“纲常礼教”，因而，“安可以不诛”！
第二、雍正帝的“拣魔辨异”，是一种御世之道。清王朝对佛教上层采取争取拉拢与打击的两面政策，而在不同时期情况侧重点又是不同的。该王朝定鼎燕京以后，为巩固政权，笼络各族人民，主要是汉族人民，故能隐忍而采取对佛教上层争取安抚的政策，待政权巩固，则毫不犹豫地排斥打击那些想与朝廷保持距离的派别。顺治帝、康熙帝都极力拉拢“南方名宿”。到了雍正时期，清王朝已经完全巩固，开始对那些不能与本朝同心同德的佛教僧人进行整治。[53]在顺治帝、康熙帝时期被尊崇的“名宿”中，除了憨璞性聪(1610—1666)、玉琳通琇(1614—1675)等外，圆悟的弟子木陈道忞(1596—1674)也在其中，他的先尊后卑，从被顺治帝恩宠到被雍正帝贬斥，以资明证，让人思考。
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木陈应诏进京，受赐“弘觉禅师”号。十月十五日，奉诏说法时讲：
遇川广人与他说川广底话，遇闽浙人与他说闽浙底话，遇江淮人与他说江淮底话，遇长安人与他说长安 底话，方可谓之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何故？人居大国方为贵，水到沧溟彻底清。[54]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识时务，投依新主，才能“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实在是巧言令色、哗众取宠。虽然于君子所不齿，但是这种人可以博得为王者所欢心。木陈在得宠后，飞扬跋扈，仗势欺人，不仅肆意谩骂法藏、弘忍一系的具德弘礼、继起弘储、鱼山等僧俗弟子们，还与推荐他的性聪、玉琳等所谓“新朝派”争斗不已，遭到僧俗鄙弃。品质恶劣之人是不足于为人师表的。所以，雍正五年十二月朱批李卫奏折，谓：“木陈系宗门罪人，伊之法派，何足为贵。”雍正帝曾经有意扶持亲近朝廷的佛教派系，但是，他们的恣意妄行，让人不可容忍。乾隆帝曾评价那些派系僧人说：“不过俗情尘状，以帝王外护为荣，如此污浊心行，可惜皇考当年一番眉毛拖地。夫以帝王宰官之隆重，为佛法之兴，是何佛法耶？”对此，陈垣先生说：“法嗣不昌，帝为立嗣，其结果如此，帝力果足续慧命乎？续慧命果赖于帝力乎？则前所诤皆幻也。”[55]——这种评价是很有道理、令人信服的。举观佛教的兴衰历史，分化也好，整合也好，如果不能破除我执、法执，保持心灵深处的“涅槃寂静”，都无法回避“生老病死”的命运。特别是，那些缺乏理性的僧诤，不仅无法保护其法脉的延续，而且，还会导致唇亡齿寒，让人竭泽而渔。禅宗从活泼烂漫到野狐乱统到默照枯坐渐失天真淳朴，不能不说与门户相争、不求实际、虚妄执着等偏邪之风有关。不知，明末的禅门僧诤以及清雍正帝的“拣魔辨异”之举，是否能够成为我们提供观察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衰亡的一个视角呢？
2001年8月16日完稿
[1] 道忞《天童密云禅师年谱》。
[2]引文同上。
[3]道忞《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
[4]同上。
[5]黄宗羲《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
[6]弘储《三峰和尚年谱》。
[7]同⑤。
[8]《卍续藏经》第114册页0201—0218；、119册页0848—0850；114册页0219—0377；114册页0379—0506； 119册页0357—0808。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下文中凡属出于有关经典的引文，均请查对此注。
[9]《五宗原》，《续藏经》页0207。
[10]圆悟《辟妄救略说》卷九。
[11] 《拣魔辨异录》卷八，《续藏经》114册页0488。
[12] 同上，卷一，页0389。
[13] 同上，卷一，页0385。
[14] 同上，卷二，页0398。
[15] 法藏《五宗原》，《续藏经》114册，页0210。
[16] 同上，页0212。
[17]圆悟《辟妄救略说》，《续藏经》114册，页0267—0268。
[18] 同上，页0359。
[19] 圆悟《辟妄救略说》，《续藏经》114册，页0351。
[20] 雍正《拣魔辨异录》卷八，《续藏经》114册，页0504。
[21] 《密云禅师语录》卷三。
[22]《续藏经》114册，页0375。
[23] 同[21]卷十二。
[24] 《密云禅师语录》卷七。
[25] 同上，卷七。
[26] 《辟妄救略说》卷八，《续藏经》114册，页0336。
[27] 参见吴立民等《禅宗宗派源流》页534—53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8] 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页54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
[29] 法藏《临济颂语》，《续藏经》114册页0213。
[30] 转引自郭鹏《中国佛教思想史》(下卷)页33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31] 参见郭鹏《中国佛教思想史》(下卷)页293—294。
[32] 转引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下)《清初僧诤记》卷二，页51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33] 同[30]，页303。
[34] 同[32]，页556。
[35] 圆悟《辟妄救略说》卷七，卷八。
[36] 同[32]，页549。
[37] 引文同[32]，页518—523。
[38] 《续藏经》第120册，页877—882。
[39] 转引自郭鹏《中国佛教思想史》(下)页278。
[40] 雍正《拣魔辨异录》卷一，《续藏经》114册，页0386。
[41] 参见刘元春《延寿“一心为宗”的现实意蕴》，《佛学研究》(北京)1995年，页220—224。
[42] 同[32]，页517—518。
[43] 同[39]，页276—277。
[44] 《拣魔辨异录》之《上谕》，《续藏经》114册，页0384。
[45] 同上，页0379。
[46] 参见吴立民等《禅宗宗派源流》页568—569。
[47] 郭鹏《中国佛教思想史》(下卷)页480。
[49] 冯尔康《雍正传》页4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0] 参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页576—590。
[51]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页534。
[52] 雍正《拣魔辨异录》卷六，《续藏经》114册，页0459—0463。
[53] 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页125—12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
[54] 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页588。
[55]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页549—555。
《明末禅门僧诤与清雍正帝“拣魔辨异”评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