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之短”的，大多因为是醉心于名闻利养的。因此，延寿要树立“对病施药，相身截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的宗风。“籍教悟宗”等方法，目的是为了整合佛教，纯正信仰，把握宗旨，精进修行。[41]法藏、弘忍的目的应该与此相通的。
不过，法藏、弘忍有不合适的言行，也是导致圆悟反感的原因之一。陈垣先生根据黄宗羲为法藏《年谱》所作《序》里记载，分析说：“师弟之讼，箭瘢若粟，英伟辨博，非及门所及，恶其张皇，谗构间作，明天童、三峰之诤，由同学酿成之也。”[42]也就是说，法藏为人有点恃才傲物、张皇自用，因而引起圆悟弟子们的反感，他们的挑拨也加深了圆悟与法藏之间的矛盾。法藏在《语录》卷十六里有《自赞》说：
七百年来临济，被人抹煞无地，惟有者老秃奴，偏要替他出气，惹得天下野狐，一齐见影嗥吠！[43]
这是有点过分狂妄。另外，从圆悟的不满和后来雍正帝的批驳里可以看出，法藏等人可能存在讥讽圆悟知识水平低、出言不逊的错误。法藏在《五宗原》最后有“一追便就，莫擒是浅。丈夫当知大器晚成，切莫半途而废。……缠绵尚有脱时，跋扈终成异路。至再叮嘱万千，幸勿扫宗旨以藏拙，正当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细除，人忘法灭，方可为人师表，绍佛先宗。善自护持，勿令断绝！”徒弟对师父有教训的口气，确实有点“尊卑倒置”的味道，是不合适的。加之，两人原本年纪相仿，不能不让人不快。对此，雍正在《上谕》里说：“魔藏父子辄以不识字讥密云，意谓不如伊等学问。若要诠理论文，自有秀才们在，何用宗徒？识字不识字，与这个有何交涉？”尽管雍正的论述不一定成立，而且别有用意，但是，衡量禅师的层次是不能完全用“文化程度”的高低，作为唯一的标准。
还有，雍正帝在《拣魔辨异录》卷一里讲了一个“谤诬”的故事：密云圆悟曾经患风疾，受法藏的劝诱，用川牛膝浸酒饮治，有灵验。“汉月乃遍告诸方，斥密云破戒，煽惑当时士大夫，以夺其外护。”而现在的弘忍又借用永明延寿所提倡的戒行来影射，“如是心行，父作之子述之。……末乃微词刺讥密云，以夺其宗席。”(《续藏经》114册，页0398)——这个故事，是雍正对弘忍《五宗救》里批评不持五戒的行为时所“补记”的。他或许是从后世圆悟弟子们那里听来的(比如，木陈道忞)，是不是事实，已经无从稽考。
再来看清雍正帝为什么强力贬毁法藏一系的原因。
雍正帝一生(1678—1735)信佛崇佛，自号“圆名居士”、“破尘居士”、“野僧”等，号称已经是“悟透三关”的禅宗高人。在位期间(1722—1735)曾自称“释主”，任命寺院住持，赐予封号，召开宫廷法会，让僧人参与军机大事，扩建寺院，干预佛教事务，而且还亲自着述立说，其“成就”都超过其他帝王。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干预法藏与圆悟及其法系之间的僧诤了。
他于雍正十一年(1733)春夏间，他把法藏、弘忍的观点挑出80多条，一一批驳，写出《拣魔辨异录》八卷；又把包括僧肇、永嘉玄觉、寒山、拾得、沩山灵佑、仰山慧寂、赵州从捻、云门文偃、永明延寿、紫阳真人、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玉琳通琇、筇溪行森及雍正自己共15人的语录收集成书即《御选语录》十九卷，来证明他所主张的“佛法”。他在对法藏一系批驳之后，便利用皇权颁布《上谕》，进行强力毁制。他认为：一、圆悟的见解“单提向上”属“曹溪正脉”，而法藏、弘忍的都是“无知妄说”属“乱臣贼子”；二、法藏一系在后世仍然流行，容易“启人邪信”，“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因此：
着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版，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入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异。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着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果能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御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承接方丈。……如伊门下僧徒，固守魔说、自谓法乳不谬、正契别传之旨、实得临济之宗、不肯心悦诚服、梦觉醉醒者，着来见朕，令其面陈，自佛法与之较量。如果见过于朕，所论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如伎俩已穷负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则朕以世法从重治罪，莫贻后悔。[44]
雍正不仅毁书逐人，剥夺信仰的权力，还要从重治罪，简直就是要把法藏一系“毁尸灭迹”而后快。其手段，与“三武灭法”时期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他还有其它的借口，也与过去灭法的原因一样：
今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取悦士大夫，同于娼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若不剪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45]
果真是为了“法眼慧命”吗？对此，也有人认为雍正是“真世间之金轮圣王，出世间之再来人也”。认为，禅宗发展到清代，流弊日炽，实际上已很难见到早期禅宗那种大破大立的气象。一些无知之徒，更是只得宗师的唾涕，甚或专以喝佛骂祖为能事，与市井无赖无异，更有以教外别传而胡作非为者。一时狂禅流荡，野狐遍野。禅宗的真精神荡然无存。雍正欲以帝王之尊，籍个人的影响力，振衰起微，挽回宗风，其用心可谓良苦。[46]如果根据当时的社会把佛儒道作为主体信仰和雍正的祖父辈都信仰佛教的事实，以及雍正对佛教情况的熟知，把他的行为看作是出于匡正佛教的信仰表现，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同意这样的观点：“雍正帝之所以不惜以帝王之威干预圆悟、法藏之争，且必欲将法藏一系尽铲除之而后快，其真正原因，决不象雍正帝本人所说的，为了什么“诸佛法眼”、“众生慧命”，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47]“雍正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人自居，大量干预佛教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这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49]
第一、法藏、弘忍一系在清朝初期的弟子们中，多有反对清朝统治的明朝遗民，他们的活动是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雍正帝贬制法藏一系的最直接原因。
明末清初，逃亡到南方的士大夫们，普遍具有强烈的抗清扶明的民族意识。其中也有不少人成为逃禅的“遗民僧”。特别是一部分明朝旧臣和官僚子弟、甚至皇室成员剃度出家，着名的就有戒显、函可、澹归、药地、檗庵、担当、大错、石涛、八大山人、石溪、渐江等。这种情况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注意。他们或为僧人或为施主，扶持佛教，促进了江南禅宗的发展，也增强了禅宗信徒不满清王朝统治的政治倾向。一些禅师曾为挽救明朝而奔走呼号，与明朝遗民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法藏、弘忍的后世弟子中，表现的很突出。
当时，法藏一系以弟子众多、门叶繁荣着称。其中，具得弘礼(1600—1667)、继起弘储(1605—1672)等都很着名。弘礼常住杭州灵隐寺，坐下常逾万人，有不少明朝遗老及其子弟从其出家，如戒显、原志等。弘储常住苏州灵岩山崇报寺，江浙有很多南明和福王的臣属，其中也有在湖南等地颇有影响的作弟子。其势力发展很迅速。[50]陈垣先生在引黄宗羲《张仁庵墓志》后，对法藏系弟子仁庵评价说：“仁庵国变后为僧，名济义，雍正而知《五宗救》出于仁庵也，必将斥之为魔义矣。门多忠义，亦易为不喜者生嗔，尚何言哉，尚何言哉！”[51]
所以，在雍正批驳法藏、弘忍时，总是提到“士大夫”们，斥责法藏后世弟子们是“媚悦士大夫”。雍正在《拣魔辨异录》里用力最大的，是对弘忍“仲尼之仕鲁”的一段议论所展开批驳。可以从下面的一段引文里看出其原因之所在：
弘忍：宁可将身入地狱，不将佛法做人情，古德自誓语也。……夫仲尼之仕鲁、孟轲之游梁，非求售也，将欲阐明尧舜之道而已耳。……古者臣有不得于君、子有不得于父，道亦穷矣。或着书以明志，或赋诗以写哀愁，《小弁》、《离骚》之类是也。三峰先师正百代之宗旨，扬古抑今，辞气慷慨，实所以明上下之道，使不堕于地而已也。独无触讳乎孔子，尝作《春秋》矣。
雍正：夫《小弁》、《离骚》在世间法已非中正之道，若周公、孔子当之，必不如是，况可以此论出世间法耶？……至于源流授受之间，引孔孟事梁鲁之君以为解，其悖道伤义，岂特佛法之所不容，且为王法之所必戮！夫君臣之义，犹父子然，天定之也。孔子为鲁之臣，岂孔子所得择哉。孔子即不相鲁，岂得曰：“非鲁臣”，孔子安得议鲁君非尧舜而不为之臣？且尧舜之所以为尧舜者，唯以君臣之义，自尧舜而益明，万万世蒙其福。故孔孟言必称尧舜，岂有包藏鄙菲君父之心，而口述尧舜之道以检点之？若是者，正尧舜孔子之所必诛。……至于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横分，君臣之义不堕如线。……忠孝一心，君父一理，曾闻孟子以尧舜之道检点孟母耶？……乃掠取村塾学究不通时文之讲解，矫诬圣贤，污浊佛祖，以玄惑一时无学无识之士大夫。其与左道妖言曾何以异？……在佛法曰魔民，在世法曰妖人，其安可以不诛！[52]
从弘忍的论述可以了解，当时忠于明朝的人们不愿为清王朝服务，不甘心做清王朝的顺民，不少士大夫们与僧人们一起效法古代圣贤，保持着“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屈原语)的卓然不群、人格自守的精神品格。显然，他们把佛法和孔孟之理都看作是不能与异族统治者共享的“家法”，家法是有传承的，血脉是相连的，这正如法藏所主张要分清五家宗旨、保持家风的道理一样。——这种道理正是当时抗清扶明的精神旗帜，在明朝遗民中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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