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逞干戈，非逆即狂。……后圆悟老人，一生不行棒喝，岂不是临济宗师乎？其子大慧，住径山日，下喝者罚钱、罚斋。盖深知其弊，故痛惩而力挽之也。[30]
可见当时棒喝之风已经多么泛滥、轻狂、变质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贤把责任算在圆悟身上，质问他不行棒喝，难道就不是临济宗的祖师了吗？言外之意，批评圆悟的棒喝并非临济的真实禅风，其中也有批评他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以至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有趣的是，说他的弟子大慧已经开始纠正棒喝的毛病了，甚至利用罚钱、罚斋等经济手段，惩治那些乱行棒喝者！
与圆悟不同，法藏提倡比较平实、理性的禅风。他主张禅教并用，可以按如来禅依教奉行，也可以依祖师禅直指人心。提倡参禅、参话头、善用机锋、勇猛精进等，讲究循序渐进、彻悟心性。法藏把禅、禅机、参话头等过去被认为比较虚玄的概念，大多都进行了有条理的解释，并有独到的见解，是一种创新。为了尽力挽救每况愈下的禅宗颓势，继续维持宗门风尚，就不得不淡化或除去那些蒙昧主义的东西，让人容易理解一些以延长禅宗的生命。其视野、思路，要比圆悟等人更切实一些。[31]
三、原因评析
圆悟与法藏、弘忍之争，属禅门内部的事。清雍正帝干预僧诤，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超出了佛教宗派内部矛盾的性质了。双方力量对比，法藏等显然是处于劣势的。法藏是圆悟的“嗣法”弟子，从社会舆论上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何况圆悟名重一时、人多势众。因此，黄宗羲(1610—1695)在《三峰塔铭》中记载：法藏针对胡乱棒喝，“从而救之，宗旨虽明，箭瘢若粟，师弟之讼，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32]用“箭瘢若粟”来形容，可见所受到的围攻和伤害之厉害。那么，法藏与圆悟何苦一再相诤呢？后世的清雍正帝又为什么利用皇权专制，极力地压制法藏及其后世弟子呢？
先说法藏与圆悟之间的原因。综合有关研究和对照有关他们的史料，原因大致主要是：
一、门户之争。这是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主要是分析圆悟争论的目的，所得出的结论。从圆悟一方来说，他同法藏的争论，并不是他表面上所表示的那样是什么宗旨之争，而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意气、门户之争。因为圆悟认为，法藏伤害了他，所以就非批他一番、出口怨气不可，甚至采取谩骂的形式恶语伤人。[33]陈垣先生也肯定说：“不论为济、洞，为天童、三峰，皆为门户势力诤也。”[34]
圆悟认为，法藏从他“嗣法”，但不心悦诚服，有违师徒伦理之道，故要“竭力整顿他”。“自唐迄我明，中间隔五代、宋、元，汉月乃望空启告，攀临济为真师。老僧要问汉月：面皮厚多少？古人道：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汉月抹杀老僧，便是外道种子！所以老僧竭力整顿他。”“汉月攀高峰为得心之师，觉范为印法之师，真师则临济。正若世间无父之子，认三姓为父亲，遗臭万年，唾骂不尽。……是潭吉又一杂种也！”[35]简直象泼妇骂街，失去了理性。可怕的是，圆悟竟然上纲上线，称法藏违背了孔孟之道，可诛可杀。“尽己为忠，推人为恕。……汉月反孔孟之道，妄谈尧舜，妄拟《春秋》。殊不思孔子作《春秋》，专为乱臣贼子，孟子辟《杨墨》，专为无父无君。今汉月、潭吉等抹杀老僧所不必言，又以不堪为范抹杀先师，……如此人者，能逃孔孟贼子之笔伐、无父之口诛否耶？”(卷九，页0353。)简直把法藏说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基于中国纲常礼教的传统，圆悟的做法是很有市场的。
他的这种心行影响不小。雍正帝的进一步加码暂且不论，其弟子们在继续僧诤时也发挥的淋漓尽致。道忞(1596—1674)，字木陈，“得法”于圆悟，继席天童。清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被封为“弘觉禅师”。他言谈行事骄横跋扈，连雍正帝都称他是“宗门罪人”，被陈垣先生称为“枉作小人”。[36] 当时，法藏的弟子弘储(1605—1672)在住金粟寺时更换一块上书“密云弥布”的旧匾，即被木陈谩骂、讨伐“尔于先师包藏祸心，……山僧由是疏尔薄尔，不尔闻问者七年。”甚至熊鱼山(曾授东阁大学士，吴江知县，后出家，号檗庵，只比木陈年少三岁)为弘储按摩面颊，“木陈竟予以一掌，缁素大哗，真前此所希闻也。”还声称是“山僧声罪致讨，扶纲维常，义不容己。”随后，与熊鱼山就结下了冤仇。熊鱼山只是与钱谦益因《天童塔铭》有不同意见，触犯了木陈。他斥责到：“汝既为灵岩嫡子，便须认得我家宗派。”随即，“当机一掌，斯时鱼山苦笑不得，一座分纷纭，不欢而散。”他竟然自称是“家法绳之”。对此，黄宗羲给熊鱼山去信表示愤激之情：“尽翻谏草支那述，危举僧条同室仇，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陈垣先生评价说：“鱼山虽遗老，而木陈以新贵骄之，欺鱼山君子耳。”“夫为道而受棒喝，常也，为事而被掌，前所未闻，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37]这种为了私守门户，而恣意妄为的做派，圆悟师徒们一脉相承，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
当然，历代祖师都对这种败坏作风痛加鞭挞。五代时期，法眼宗祖师文益在《宗门十规论》里批判“党护门风，不通议论”的恶劣风气：“后代宗师，建化有殊，遂相颂革。……是非峰起，人我山高。愤怒即是修罗，见解终成外道。”[38]因此，圆悟师徒们基于门户之见，排斥异己，是无益的。
二、宗旨之争。不论是圆悟还是法藏，他们都说自己是为了“宗旨”、“法式”，才“不惜口业”(圆悟语)的。但是，从双方的言辞酬答里可以看出，法藏主要为了“五家宗旨”还是比较让人信服的。
首先，法藏的把自己所着《五宗原》呈寄圆悟，态度是诚恳的。书中的论述平实，不能说是针对圆悟个人的，确实是想就当时不良的禅风习气谈谈自己的看法，寄书去是希望与老师作些意见交换，开展民主平等的对话。否则，作为才智和声望都不在圆悟之下的法藏，是没有必要一再找没趣的。这一点，法藏是有君子之风的。相反，圆悟对此不屑一顾。他在《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说缘起》开头说：“崇祯三年春，汉月寄《五宗原》至，老僧置之不阅。复云：“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说破耳。此老僧逆耳之言，望汉月知非故也。”至六年春，磐山寄汉月与伊书，……老僧亦置之，但云“各与一顿”以复磐山者也，亦望汉月改辙故也。”直到弘忍“妄作《五宗救》，益见汉月密嘱之祸，不得休息，老僧岂忍坐视也。”(《续藏经》114册，页0219)如果联系圆悟所作《略说》是在法藏、弘忍都去世之后的事实，不能不对他的目的提出疑问。佛教提出“缘觉”、“闻思”、“禅悟”等等，就是提倡理性自觉的精神，俗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而要人敢于怀疑、积极地探索。禅宗的突出精神就在于“见性成佛”，实质是要直接破除种种禁锢，洒脱自然。比之现在，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禅宗“一花开五叶”，反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魅力和意义。如果说，当时圆悟能够与法藏进行平等、理性的对话，相互砥砺，融会贯通，新知新见，共同提高，那么，这种宗门内部师徒之间的“僧诤”，很可能变成陶冶时弊的力量，留下一个美丽的公案、动人的佳话。可惜的是，圆悟缺乏胸怀。“汉月一日未死，犹有可望，今已也。老僧接讣音，戒诸孙云：汝等切勿听其密嘱，从其心术。……”(页0360)圆悟连最起码的人伦礼仪也不讲了，可见其门户之见有多么深重！
其次、法藏的想法，确实有值得认真思考的价值。明朝末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佛教衰弱，僧众堕落，道风败坏。虽然有高僧们提倡禅净结合、禅教合一，禅宗、净土宗形式上存在，但是，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宗旨和特色。法藏在《语录》卷十四《答西空居士》中，讲述了他的初衷：
法道可怜极矣。不可不救。可怜者何？盖以文字禅，没溺于语言；一棒一喝禅，没溺于无言。无言，则颟顸乱统；有言，则摘句寻章。摘句寻章，但堕外而未易堕魔；颟顸乱统，易堕魔而又复堕外。尝尽夜思之，无法可治。窃按世尊旧法，列祖真宗，用辨魔拣异、师承千古不易之格。务在磨光刮垢，涤尽奇玄，便归一实。故不得已，只得千方百计以救末世之弊。[39]
法藏对历来存在的“文字禅”、“棒喝禅”的分析、批评，是中肯的。从中看出，法藏在两者比较中，更反对“颟顸乱统”之风，它既“堕魔”又“堕外”，危害是极大的。弘忍在《五宗救》里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先从文字禅的弊端说起：
(文字禅)及其弊也，知解横生，故不得不变而为机锋、为棒喝；(棒喝禅)又其弊也，不得不变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礼乐备焉，虽千圣继出，不能易矣。夫言论之弊也，弊于心性；而棒喝之弊也，弊于乱统。故从棒喝悟者，知乱统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拣、元要、函盖截流等纲宗，临济、云门是也；从机语悟者，知心性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种种三昧门等纲宗，曹洞、沩仰、法眼是也。[40]
弘忍介绍了法藏基于对棒喝等的分析所定的五家宗旨，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其思路大概是借鉴了法眼宗文益等祖师的方法，类似《宗门十规论》里所论述的内容。弘忍在论述的过程中，多次采用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寿的观点，就是例证。
延寿提倡“一心为宗”，“籍教悟宗”，广泛吸收并融会各个宗派思想，反对“狂禅”反对一味棒喝，提倡修学佛教经典，依教奉行。他在《唯心诀》里发挥文益《宗门十规论》的思想，把当时宗门弊病总结为120多种，对“或见异而各立法界”、“或退堕而成放逸”等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尽迷方便，患溺见河，障于本心”而“匍匐于升沉之路，缠绵于取舍之怀”。那些“党护门风”“护己…
《明末禅门僧诤与清雍正帝“拣魔辨异”评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