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逞幹戈，非逆即狂。……後圓悟老人，一生不行棒喝，豈不是臨濟宗師乎？其子大慧，住徑山日，下喝者罰錢、罰齋。蓋深知其弊，故痛懲而力挽之也。[30]
可見當時棒喝之風已經多麼泛濫、輕狂、變質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元賢把責任算在圓悟身上，質問他不行棒喝，難道就不是臨濟宗的祖師了嗎？言外之意，批評圓悟的棒喝並非臨濟的真實禅風，其中也有批評他有點嘩衆取寵的味道，以至造成今天的混亂局面。有趣的是，說他的弟子大慧已經開始糾正棒喝的毛病了，甚至利用罰錢、罰齋等經濟手段，懲治那些亂行棒喝者！
與圓悟不同，法藏提倡比較平實、理性的禅風。他主張禅教並用，可以按如來禅依教奉行，也可以依祖師禅直指人心。提倡參禅、參話頭、善用機鋒、勇猛精進等，講究循序漸進、徹悟心性。法藏把禅、禅機、參話頭等過去被認爲比較虛玄的概念，大多都進行了有條理的解釋，並有獨到的見解，是一種創新。爲了盡力挽救每況愈下的禅宗頹勢，繼續維持宗門風尚，就不得不淡化或除去那些蒙昧主義的東西，讓人容易理解一些以延長禅宗的生命。其視野、思路，要比圓悟等人更切實一些。[31]
叁、原因評析
圓悟與法藏、弘忍之爭，屬禅門內部的事。清雍正帝幹預僧诤，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完全超出了佛教宗派內部矛盾的性質了。雙方力量對比，法藏等顯然是處于劣勢的。法藏是圓悟的“嗣法”弟子，從社會輿論上原本就處于不利地位，何況圓悟名重一時、人多勢衆。因此，黃宗羲(1610—1695)在《叁峰塔銘》中記載：法藏針對胡亂棒喝，“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32]用“箭瘢若粟”來形容，可見所受到的圍攻和傷害之厲害。那麼，法藏與圓悟何苦一再相诤呢？後世的清雍正帝又爲什麼利用皇權專製，極力地壓製法藏及其後世弟子呢？
先說法藏與圓悟之間的原因。綜合有關研究和對照有關他們的史料，原因大致主要是：
一、門戶之爭。這是研究者比較一致的觀點。主要是分析圓悟爭論的目的，所得出的結論。從圓悟一方來說，他同法藏的爭論，並不是他表面上所表示的那樣是什麼宗旨之爭，而其實只不過是一種意氣、門戶之爭。因爲圓悟認爲，法藏傷害了他，所以就非批他一番、出口怨氣不可，甚至采取謾罵的形式惡語傷人。[33]陳垣先生也肯定說：“不論爲濟、洞，爲天童、叁峰，皆爲門戶勢力诤也。”[34]
圓悟認爲，法藏從他“嗣法”，但不心悅誠服，有違師徒倫理之道，故要“竭力整頓他”。“自唐迄我明，中間隔五代、宋、元，漢月乃望空啓告，攀臨濟爲真師。老僧要問漢月：面皮厚多少？古人道：威音王以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漢月抹殺老僧，便是外道種子！所以老僧竭力整頓他。”“漢月攀高峰爲得心之師，覺範爲印法之師，真師則臨濟。正若世間無父之子，認叁姓爲父親，遺臭萬年，唾罵不盡。……是潭吉又一雜種也！”[35]簡直象潑婦罵街，失去了理性。可怕的是，圓悟竟然上綱上線，稱法藏違背了孔孟之道，可誅可殺。“盡己爲忠，推人爲恕。……漢月反孔孟之道，妄談堯舜，妄擬《春秋》。殊不思孔子作《春秋》，專爲亂臣賊子，孟子辟《楊墨》，專爲無父無君。今漢月、潭吉等抹殺老僧所不必言，又以不堪爲範抹殺先師，……如此人者，能逃孔孟賊子之筆伐、無父之口誅否耶？”(卷九，頁0353。)簡直把法藏說爲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基于中國綱常禮教的傳統，圓悟的做法是很有市場的。
他的這種心行影響不小。雍正帝的進一步加碼暫且不論，其弟子們在繼續僧诤時也發揮的淋漓盡致。道忞(1596—1674)，字木陳，“得法”于圓悟，繼席天童。清順治十六年(1659)九月，被封爲“弘覺禅師”。他言談行事驕橫跋扈，連雍正帝都稱他是“宗門罪人”，被陳垣先生稱爲“枉作小人”。[36] 當時，法藏的弟子弘儲(1605—1672)在住金粟寺時更換一塊上書“密雲彌布”的舊匾，即被木陳謾罵、討伐“爾于先師包藏禍心，……山僧由是疏爾薄爾，不爾聞問者七年。”甚至熊魚山(曾授東閣大學士，吳江知縣，後出家，號檗庵，只比木陳年少叁歲)爲弘儲按摩面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缁素大嘩，真前此所希聞也。”還聲稱是“山僧聲罪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己。”隨後，與熊魚山就結下了冤仇。熊魚山只是與錢謙益因《天童塔銘》有不同意見，觸犯了木陳。他斥責到：“汝既爲靈岩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隨即，“當機一掌，斯時魚山苦笑不得，一座分紛纭，不歡而散。”他竟然自稱是“家法繩之”。對此，黃宗羲給熊魚山去信表示憤激之情：“盡翻谏草支那述，危舉僧條同室仇，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陳垣先生評價說：“魚山雖遺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夫爲道而受棒喝，常也，爲事而被掌，前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37]這種爲了私守門戶，而恣意妄爲的做派，圓悟師徒們一脈相承，而且青出于藍勝于藍。
當然，曆代祖師都對這種敗壞作風痛加鞭撻。五代時期，法眼宗祖師文益在《宗門十規論》裏批判“黨護門風，不通議論”的惡劣風氣：“後代宗師，建化有殊，遂相頌革。……是非峰起，人我山高。憤怒即是修羅，見解終成外道。”[38]因此，圓悟師徒們基于門戶之見，排斥異己，是無益的。
二、宗旨之爭。不論是圓悟還是法藏，他們都說自己是爲了“宗旨”、“法式”，才“不惜口業”(圓悟語)的。但是，從雙方的言辭酬答裏可以看出，法藏主要爲了“五家宗旨”還是比較讓人信服的。
首先，法藏的把自己所著《五宗原》呈寄圓悟，態度是誠懇的。書中的論述平實，不能說是針對圓悟個人的，確實是想就當時不良的禅風習氣談談自己的看法，寄書去是希望與老師作些意見交換，開展民主平等的對話。否則，作爲才智和聲望都不在圓悟之下的法藏，是沒有必要一再找沒趣的。這一點，法藏是有君子之風的。相反，圓悟對此不屑一顧。他在《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說緣起》開頭說：“崇祯叁年春，漢月寄《五宗原》至，老僧置之不閱。複雲：“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說破耳。此老僧逆耳之言，望漢月知非故也。”至六年春，磐山寄漢月與伊書，……老僧亦置之，但雲“各與一頓”以複磐山者也，亦望漢月改轍故也。”直到弘忍“妄作《五宗救》，益見漢月密囑之禍，不得休息，老僧豈忍坐視也。”(《續藏經》114冊，頁0219)如果聯系圓悟所作《略說》是在法藏、弘忍都去世之後的事實，不能不對他的目的提出疑問。佛教提出“緣覺”、“聞思”、“禅悟”等等，就是提倡理性自覺的精神，俗有“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而要人敢于懷疑、積極地探索。禅宗的突出精神就在于“見性成佛”，實質是要直接破除種種禁锢，灑脫自然。比之現在，就是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禅宗“一花開五葉”，反映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魅力和意義。如果說，當時圓悟能夠與法藏進行平等、理性的對話，相互砥砺，融會貫通，新知新見，共同提高，那麼，這種宗門內部師徒之間的“僧诤”，很可能變成陶冶時弊的力量，留下一個美麗的公案、動人的佳話。可惜的是，圓悟缺乏胸懷。“漢月一日未死，猶有可望，今已也。老僧接訃音，戒諸孫雲：汝等切勿聽其密囑，從其心術。……”(頁0360)圓悟連最起碼的人倫禮儀也不講了，可見其門戶之見有多麼深重！
其次、法藏的想法，確實有值得認真思考的價值。明朝末年，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佛教衰弱，僧衆墮落，道風敗壞。雖然有高僧們提倡禅淨結合、禅教合一，禅宗、淨土宗形式上存在，但是，已經被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宗旨和特色。法藏在《語錄》卷十四《答西空居士》中，講述了他的初衷：
法道可憐極矣。不可不救。可憐者何？蓋以文字禅，沒溺于語言；一棒一喝禅，沒溺于無言。無言，則颟顸亂統；有言，則摘句尋章。摘句尋章，但墮外而未易墮魔；颟顸亂統，易墮魔而又複墮外。嘗盡夜思之，無法可治。竊按世尊舊法，列祖真宗，用辨魔揀異、師承千古不易之格。務在磨光刮垢，滌盡奇玄，便歸一實。故不得已，只得千方百計以救末世之弊。[39]
法藏對曆來存在的“文字禅”、“棒喝禅”的分析、批評，是中肯的。從中看出，法藏在兩者比較中，更反對“颟顸亂統”之風，它既“墮魔”又“墮外”，危害是極大的。弘忍在《五宗救》裏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先從文字禅的弊端說起：
(文字禅)及其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爲機鋒、爲棒喝；(棒喝禅)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叁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于心性；而棒喝之弊也，弊于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揀、元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心性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叁昧門等綱宗，曹洞、沩仰、法眼是也。[40]
弘忍介紹了法藏基于對棒喝等的分析所定的五家宗旨，基本上符合曆史事實。其思路大概是借鑒了法眼宗文益等祖師的方法，類似《宗門十規論》裏所論述的內容。弘忍在論述的過程中，多次采用法眼宗叁祖永明延壽的觀點，就是例證。
延壽提倡“一心爲宗”，“籍教悟宗”，廣泛吸收並融會各個宗派思想，反對“狂禅”反對一味棒喝，提倡修學佛教經典，依教奉行。他在《唯心訣》裏發揮文益《宗門十規論》的思想，把當時宗門弊病總結爲120多種，對“或見異而各立法界”、“或退墮而成放逸”等進行了批判。認爲他們“盡迷方便，患溺見河，障于本心”而“匍匐于升沈之路，纏綿于取舍之懷”。那些“黨護門風”“護己…
《明末禅門僧诤與清雍正帝“揀魔辨異”評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