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之短”的，大多因爲是醉心于名聞利養的。因此，延壽要樹立“對病施藥，相身截縫，隨其器量，掃除情解”的宗風。“籍教悟宗”等方法，目的是爲了整合佛教，純正信仰，把握宗旨，精進修行。[41]法藏、弘忍的目的應該與此相通的。
不過，法藏、弘忍有不合適的言行，也是導致圓悟反感的原因之一。陳垣先生根據黃宗羲爲法藏《年譜》所作《序》裏記載，分析說：“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皇，讒構間作，明天童、叁峰之诤，由同學釀成之也。”[42]也就是說，法藏爲人有點恃才傲物、張皇自用，因而引起圓悟弟子們的反感，他們的挑撥也加深了圓悟與法藏之間的矛盾。法藏在《語錄》卷十六裏有《自贊》說：
七百年來臨濟，被人抹煞無地，惟有者老禿奴，偏要替他出氣，惹得天下野狐，一齊見影嗥吠！[43]
這是有點過分狂妄。另外，從圓悟的不滿和後來雍正帝的批駁裏可以看出，法藏等人可能存在譏諷圓悟知識水平低、出言不遜的錯誤。法藏在《五宗原》最後有“一追便就，莫擒是淺。丈夫當知大器晚成，切莫半途而廢。……纏綿尚有脫時，跋扈終成異路。至再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細除，人忘法滅，方可爲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護持，勿令斷絕！”徒弟對師父有教訓的口氣，確實有點“尊卑倒置”的味道，是不合適的。加之，兩人原本年紀相仿，不能不讓人不快。對此，雍正在《上谕》裏說：“魔藏父子辄以不識字譏密雲，意謂不如伊等學問。若要诠理論文，自有秀才們在，何用宗徒？識字不識字，與這個有何交涉？”盡管雍正的論述不一定成立，而且別有用意，但是，衡量禅師的層次是不能完全用“文化程度”的高低，作爲唯一的標准。
還有，雍正帝在《揀魔辨異錄》卷一裏講了一個“謗誣”的故事：密雲圓悟曾經患風疾，受法藏的勸誘，用川牛膝浸酒飲治，有靈驗。“漢月乃遍告諸方，斥密雲破戒，煽惑當時士大夫，以奪其外護。”而現在的弘忍又借用永明延壽所提倡的戒行來影射，“如是心行，父作之子述之。……末乃微詞刺譏密雲，以奪其宗席。”(《續藏經》114冊，頁0398)——這個故事，是雍正對弘忍《五宗救》裏批評不持五戒的行爲時所“補記”的。他或許是從後世圓悟弟子們那裏聽來的(比如，木陳道忞)，是不是事實，已經無從稽考。
再來看清雍正帝爲什麼強力貶毀法藏一系的原因。
雍正帝一生(1678—1735)信佛崇佛，自號“圓名居士”、“破塵居士”、“野僧”等，號稱已經是“悟透叁關”的禅宗高人。在位期間(1722—1735)曾自稱“釋主”，任命寺院住持，賜予封號，召開宮廷法會，讓僧人參與軍機大事，擴建寺院，幹預佛教事務，而且還親自著述立說，其“成就”都超過其他帝王。最爲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幹預法藏與圓悟及其法系之間的僧诤了。
他于雍正十一年(1733)春夏間，他把法藏、弘忍的觀點挑出80多條，一一批駁，寫出《揀魔辨異錄》八卷；又把包括僧肇、永嘉玄覺、寒山、拾得、沩山靈佑、仰山慧寂、趙州從撚、雲門文偃、永明延壽、紫陽真人、雪窦重顯、圓悟克勤、玉琳通琇、筇溪行森及雍正自己共15人的語錄收集成書即《禦選語錄》十九卷，來證明他所主張的“佛法”。他在對法藏一系批駁之後，便利用皇權頒布《上谕》，進行強力毀製。他認爲：一、圓悟的見解“單提向上”屬“曹溪正脈”，而法藏、弘忍的都是“無知妄說”屬“亂臣賊子”；二、法藏一系在後世仍然流行，容易“啓人邪信”，“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因此：
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並《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版，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另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使後世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異。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衆，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複入祖庭。果能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禦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鍾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自謂法乳不謬、正契別傳之旨、實得臨濟之宗、不肯心悅誠服、夢覺醉醒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自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于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叁峰宗派；如伎倆已窮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莫贻後悔。[44]
雍正不僅毀書逐人，剝奪信仰的權力，還要從重治罪，簡直就是要把法藏一系“毀屍滅迹”而後快。其手段，與“叁武滅法”時期沒有什麼兩樣！當然，他還有其它的借口，也與過去滅法的原因一樣：
今魔子魔孫，至于不坐香、不結製，甚至于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取悅士大夫，同于娼優伎倆，豈不汙濁祖庭？若不剪除，則諸佛法眼、衆生慧命，所關非細。[45]
果真是爲了“法眼慧命”嗎？對此，也有人認爲雍正是“真世間之金輪聖王，出世間之再來人也”。認爲，禅宗發展到清代，流弊日熾，實際上已很難見到早期禅宗那種大破大立的氣象。一些無知之徒，更是只得宗師的唾涕，甚或專以喝佛罵祖爲能事，與市井無賴無異，更有以教外別傳而胡作非爲者。一時狂禅流蕩，野狐遍野。禅宗的真精神蕩然無存。雍正欲以帝王之尊，籍個人的影響力，振衰起微，挽回宗風，其用心可謂良苦。[46]如果根據當時的社會把佛儒道作爲主體信仰和雍正的祖父輩都信仰佛教的事實，以及雍正對佛教情況的熟知，把他的行爲看作是出于匡正佛教的信仰表現，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同意這樣的觀點：“雍正帝之所以不惜以帝王之威幹預圓悟、法藏之爭，且必欲將法藏一系盡鏟除之而後快，其真正原因，決不象雍正帝本人所說的，爲了什麼“諸佛法眼”、“衆生慧命”，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47]“雍正身爲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統治者；又以佛教宗旨的權威解釋人自居，大量幹預佛教事務，有類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與法王的地位，使他的統治成爲政權與神權的高度結合物。……這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發展。”[49]
第一、法藏、弘忍一系在清朝初期的弟子們中，多有反對清朝統治的明朝遺民，他們的活動是不利于清王朝的統治。這是雍正帝貶製法藏一系的最直接原因。
明末清初，逃亡到南方的士大夫們，普遍具有強烈的抗清扶明的民族意識。其中也有不少人成爲逃禅的“遺民僧”。特別是一部分明朝舊臣和官僚子弟、甚至皇室成員剃度出家，著名的就有戒顯、函可、澹歸、藥地、檗庵、擔當、大錯、石濤、八大山人、石溪、漸江等。這種情況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注意。他們或爲僧人或爲施主，扶持佛教，促進了江南禅宗的發展，也增強了禅宗信徒不滿清王朝統治的政治傾向。一些禅師曾爲挽救明朝而奔走呼號，與明朝遺民保持密切的關系。而法藏、弘忍的後世弟子中，表現的很突出。
當時，法藏一系以弟子衆多、門葉繁榮著稱。其中，具得弘禮(1600—1667)、繼起弘儲(1605—1672)等都很著名。弘禮常住杭州靈隱寺，坐下常逾萬人，有不少明朝遺老及其子弟從其出家，如戒顯、原志等。弘儲常住蘇州靈岩山崇報寺，江浙有很多南明和福王的臣屬，其中也有在湖南等地頗有影響的作弟子。其勢力發展很迅速。[50]陳垣先生在引黃宗羲《張仁庵墓志》後，對法藏系弟子仁庵評價說：“仁庵國變後爲僧，名濟義，雍正而知《五宗救》出于仁庵也，必將斥之爲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爲不喜者生嗔，尚何言哉，尚何言哉！”[51]
所以，在雍正批駁法藏、弘忍時，總是提到“士大夫”們，斥責法藏後世弟子們是“媚悅士大夫”。雍正在《揀魔辨異錄》裏用力最大的，是對弘忍“仲尼之仕魯”的一段議論所展開批駁。可以從下面的一段引文裏看出其原因之所在：
弘忍：甯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做人情，古德自誓語也。……夫仲尼之仕魯、孟轲之遊梁，非求售也，將欲闡明堯舜之道而已耳。……古者臣有不得于君、子有不得于父，道亦窮矣。或著書以明志，或賦詩以寫哀愁，《小弁》、《離騷》之類是也。叁峰先師正百代之宗旨，揚古抑今，辭氣慷慨，實所以明上下之道，使不墮于地而已也。獨無觸諱乎孔子，嘗作《春秋》矣。
雍正：夫《小弁》、《離騷》在世間法已非中正之道，若周公、孔子當之，必不如是，況可以此論出世間法耶？……至于源流授受之間，引孔孟事梁魯之君以爲解，其悖道傷義，豈特佛法之所不容，且爲王法之所必戮！夫君臣之義，猶父子然，天定之也。孔子爲魯之臣，豈孔子所得擇哉。孔子即不相魯，豈得曰：“非魯臣”，孔子安得議魯君非堯舜而不爲之臣？且堯舜之所以爲堯舜者，唯以君臣之義，自堯舜而益明，萬萬世蒙其福。故孔孟言必稱堯舜，豈有包藏鄙菲君父之心，而口述堯舜之道以檢點之？若是者，正堯舜孔子之所必誅。……至于春秋戰國之時天下橫分，君臣之義不墮如線。……忠孝一心，君父一理，曾聞孟子以堯舜之道檢點孟母耶？……乃掠取村塾學究不通時文之講解，矯誣聖賢，汙濁佛祖，以玄惑一時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其與左道妖言曾何以異？……在佛法曰魔民，在世法曰妖人，其安可以不誅！[52]
從弘忍的論述可以了解，當時忠于明朝的人們不願爲清王朝服務，不甘心做清王朝的順民，不少士大夫們與僧人們一起效法古代聖賢，保持著“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屈原語)的卓然不群、人格自守的精神品格。顯然，他們把佛法和孔孟之理都看作是不能與異族統治者共享的“家法”，家法是有傳承的，血脈是相連的，這正如法藏所主張要分清五家宗旨、保持家風的道理一樣。——這種道理正是當時抗清扶明的精神旗幟，在明朝遺民中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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