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悟的论述中把“直指一切人心”，作为佛祖宗旨是不错的，但是，进而作为五家唯一和不异的宗旨，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用来作为批驳法藏的观点，更是没有道理的。他在论述的过程中，一方面否定五家各有宗旨，一方面有肯定各派有自己的宗旨，他反复讲临济宗的宗旨是“无依法与人”和“唯问着便打”，互相矛盾。他在批驳法藏讲究源流师承时说，“殊不思老僧为清净法眼故，独喜便出一事为佛祖慧命，而付源流也。何也？若据便出一事，则岂更有堂奥耶，岂更有门庭耶，……？”[19]表面看来，圆悟似乎是大彻大悟了，随便一事就体现出“清净法眼”，可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在他看来，佛祖慧命也可以随意施设，没有什么“堂奥”，不需要设立什么“门庭”。若就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的道理上讲，似乎是行得通的。然而，圆悟是把法的性与相、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混同了，借口禅法本性的平等性而忽略或者是抹杀了宗门特性的差异性。结果是泯灭了丰富多彩的禅法禅风，禁锢了千差万别的方式方法。这不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本怀，也不符合禅宗生气勃勃的特点。
不过，清雍正帝却对圆悟的观点大加赞赏。他在《拣魔辨异录》的《上谕》中一开始就指出，圆悟：“其言句机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者。”而“其中所据法藏之言，骇其全迷本性，无知妄说，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师悟处，亦全未窥见。”在本书卷八里，更是对法藏、弘忍的观点全面否定：
魔忍父子，错认定盘星，谓五家各立宗旨，遂谓大鉴以下裂为五宗。盖惑于一花开五叶为五宗。灵谶之说，既被所愚，还以自愚者愚人。不知宗有五、性岂有五耶？一花开五叶，与五宗有何交涉？又谓五宗言诠虽异，未有不因事建立者。夫实际理地不立一尘，岂有因事而建立宗旨之理。一事立一宗旨，何止五宗？……不知五家同是无意味语，若费心思作么？不如改业穷经，尚可为有益世间事，何苦于野狐涎唾内，妄加分别、着意推求！[20]
雍正帝的论述，用“灵谶之说”的不一定真实性来否定五宗宗旨的实际存在性，进而又利用“实际理地”的本性平等否定“因事而建立宗旨之理”，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产生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至于贬低五家宗旨都是“无意味语”，甚至把祖师及修学者的努力看作是“野狐涎唾”，更是十分的武断，也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当然，他这些议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其统治服务的。留待下文分析。
(三)关于禅风特点
禅风是指禅门祖师应机施教、接引度人的风格、方法、特点等，与禅法宗旨相应，是为了展现和揭示禅法精神的。禅宗讲究参禅的机锋，或者扬眉顺目做暗示，或者起心动念参话头，或者挥棒震喝破妄执，等等，温婉也好，峻烈也罢，目的都是让人开悟，悟彻真如体性。禅风形式各异，表现出禅师们的精神境界、文化品位、价值趋向。因此，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个人经历与整体素质。圆悟与法藏等关于禅风的对立，基本上说明了这个道理。
圆悟以及清雍正帝集中批判法藏的“圆相说”，想论证它的无稽性；法藏和弘忍集中批判圆悟的“棒喝说”，想说明它的荒唐性。圆悟禅风的突出特点就是棒喝。圆悟曾花费很多时间研究禅宗公案，在他的《密云禅师语录》里，有“举古”、“拈古”、“徵古”、“别古”、“代古”、“颂古”等达三卷之多。但是，他并没有走上参究公案的路子，他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作为他的禅法宗旨。 他说：
山僧出家将及四十载，别也无成得什么事，只明得祖师西来意，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着子。[21]
所谓“一着子”，实际他的“一棒喝”的禅风手段。他在《辟妄救略说》卷十里讲：“老僧拈条白棒，问着便打，指教一个个迥然独脱，依无依者，便是老僧的宗旨。”[22]可见，因为圆悟反对五家各有宗旨，用“直指人心”的方法去启发人“见性成佛”，最后就简化到只需“一条白棒”了。他说：
老僧生平不解打之绕，唯以条棒一味从头将去，直要人向棒头拂着处豁开正眼，彻见自家境界，不从他得。[23]
“自家境界”是他所提倡的“自悟”的境界。圆悟否定和排斥其他禅法，只推崇棒喝一条道路。当时，人们曾评价他：“大师为人，不惜身命，宁使丧身失命，终不为开第二门。此是彻骨彻髓，独超千七百宗门。”[24]来称赞他的棒喝之殊胜。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也很希望他能开设其他法门，可他坚决固执己见。为什么呢？他有自己的解释：
其一，因为自己学识不够，不善言辞。“盖贫道无学识，兼之口讷，不善委屈接人，故以一条白棒当头直指耳。”[25]这话有谦虚的成分，也有真实的一面。从他的《语录》《略说》等卷帙浩繁的着作可以知道，圆悟对禅宗典籍还是了解的。大概他的禅法对其门徒是比较适用的，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农禅劳作的，不可能都受过良好的禅学教育和言辞训练，同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机锋酬答。不过，他承认自己“老僧生平极懒看书”(《略说》卷九，《续藏经》114册，页0356)，或许也是事实。
其二，因为要纠正时弊，返朴归真。“国初至今多坐不语禅，南北甚行，牢不可破。天童、三峰相并而出，十余年中，搂尽黑暗魔军窠臼，然而狂打泼骂记名泥迹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说法其难。如此，要当扇以淳风，感以至诚，验以宗旨，择以人类，复还马祖、百丈、临济，兴化已来之元气根本。全机大用，非徒嚣嚣然口舌争也。”[26]应该说，作为一代祖师，圆悟出于改变时弊的本心是真诚的，也是可信的。其中也谈到三峰(法藏)与他一起，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实事求是，还是令人尊敬的。
禅宗修行虽然不讲究礼诵、打坐、忏悔等传统形式，但并不是一切根基的人都可以轻易有得。必须有宿慧利根，或者说有悟性，即能够透视一切事物现象，去体悟现象背后的本质、本性。就禅师的棒打而言，禅师的禅棒起处、落处、指出，非具信心、禀性颖悟者是不能随便了知的。棒打之风，肇始于马祖道一。马祖道一在接引弟子时，竭力否定语言文字的作用，多采用隐语、动作等特殊的方法诱导其悟入，并且要钝根之人当下转变成“利根上智”之人，培养修学者大机大用。马祖还用极端化的踏、打、喝等手段，以令学生醒悟。这种以“粗行”来诱导休学的方式，经过百丈怀海、黄檗希运、归宗禅师等的传扬，很快在禅林中盛行。临济宗义玄根据“黄檗宗旨”，广接徒众，独树一帜，形成临济宗。但是，棒打的实际意义何在，后人并非都能理解，故而胡乱棒喝者有之，棒下懵懵懂懂者有之，“死”在棒下者有之。[27]
禅宗中关于“开悟”的理解是不同的，突出的有“顿悟”、“渐悟”之分，更有“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记数”(唐·世济禅师语)之说，把“悟”看成是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的过程。圆悟的棒打禅风，用一条白棒，精简了修习的层次、阶段，主张顿悟，也是对宋代儒学中的繁缛学风的一种纠正。因此，圆悟的禅风在当时的“王臣国士”中，也有一定的影响。据道忞《明天童密云悟和尚行状》里记载：“吴越闽楚，名公巨儒，慕师宗风，或晨夕随侍，或尺素相通，或邂逅咨请，得师激发，无不虚往而实归。”而“齐鲁燕赵及殊方异域之士，亦憧憧不绝也。”[28]
但是，圆悟棒打之风及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可能也出乎他的初衷。圆悟后来滥用棒喝，在他的《语录》《行状》《略说》里面都有表现。《语录》卷二中讲圆悟棒打弟子们的情景：
问：十方诸佛，历代祖师，父母未生己前，甚处安身立命？师便打。己生后，甚处安身立命？师复打。即今甚处安身立命？师又打。僧转身云：释迦大师来也，请和尚答话。师亦打。
等等，几乎满眼的棍棒乱舞！值得注意的是，法藏在跟随圆悟学习的时候，也领教了他的棒喝，这可能给我们理解法藏后来为什么那么深恶痛绝棒喝之风，提供了根据之一。《语录》卷三有：
上堂。汉月藏公问：问也打，不问也打，饱领多矣，今请别垂方便。师便喝。进云：打也问，不打也问，呈似多矣，此时另转家风。师亦喝。……藏率众礼拜，便喝。师便打。
显然，法藏当时是有疑问和反感的，并有点恶作剧的样子。其实，棒喝用语利根人倒比较适用，因为他们的悟性要好一点，在他们缠绵纠缠的时候当头棒喝，截断妄念，迅即开悟。法藏的学识在圆悟之上，应算利根人之列的，就如此反对，怪不得有人在挨了打之后，高呼“苍天，苍天”，无奈“师又打。……师连打三拳。”！明人黄伯瑞在《密云禅师语录序》里称他的禅风是“棒喝交加，学者无开口处”，倒也是实际的。
法藏指出：前人的棒喝禅法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宗旨不失，但是，自从圆悟只提倡一条棒喝以来，使人相袭成风，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意味。“其说一唱，人人喜于省力易了，遂使比年以来天下妄称善知识者，竟以抹杀宗旨为真悟，致令无赖之徒，无所关制，妄以鸡鸣狗盗为习，称王称霸，无从勘验，诚久假而不归矣。”[29]因为“省力易了”，便出现了不懂装懂、装腔作势等一系列的混乱局面，失去了棒喝的意义。
法藏的指斥并非出于偏激。与他同时代的曹洞宗禅师元来(1575—1630)、元贤(1578—1657)等都有记载。《元来禅师广录》卷七有：
近时妄称知识者，行棒行喝，入门便打，入门便骂，不论初心晚进，妄立个门庭，皆是窃号之徒。鼓动学者一片识心，妄兴问答，竖指擎拳，翻筋头，踢飞脚，大似弄傀儡相似，使旁观者相袭成风。
这已经象玩杂技了。再看元贤的记述：
棒喝之行，五宗皆有，而德山、临济为盛。此如千钧之弩，岂可妄发。怎奈无知之辈，相习成风，譬如庶人而妄…
《明末禅门僧诤与清雍正帝“拣魔辨异”评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