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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信仰价值趋向▪P4

  ..续本文上一页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要尊重。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於没有文化。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悟”、“平等”、“解脱”、“想人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於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先进文化指导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为了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

  他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於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

  作者论证的目的,是依据“三个代表”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为了“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法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理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从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是说,作者论证的观点是从执政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尽管有关论述并不一定全面和完善,也不是针对某一种宗教的,但是,佛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发挥有关的社会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

  为此,我认为中国佛教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固守三个根本。

  一、终极翔,信仰之本。

  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着名学者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宗教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生,也可以提升马圣贤,而人之所以为人,在於人有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会层面,使相对、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趋向绝对、永恒、完美。对社会来讲,宗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从而维护着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所以,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宗教的超越性给人生和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冯林主编《21世纪中国大预测·下》页749,改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所言极是!

  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麽,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这实际上是关於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探讨的问题。被划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试图解答人们有关的困惑,当然,也都依据各自的理论体系赋予了“神圣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终极关怀,现代一般人往往视之为“神秘”或“迷信”。不错,从历史的维度看,“神”与“圣”等是宗教或神学的语言,古代社会那种对生命神圣性的体验曾经采取过宗教体验的形式,关於人生、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解答和理论建构,也确实表现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点。由於理性、科学时代的冲击,宗教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在西方,人们曾经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似乎现实功利主义就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事实却相反。即使在东方社会裹,由於极端的“理性主义”追求,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却不断地出现信仰危机与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断满足的时候,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也就是说,人类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反而日益失去了尊严和幸福。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页184,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麽都不信”到“什麽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已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化发达的都市裹,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但是,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裹,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裹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住、迷失沉沦。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探究并引导人们去直接体验、彻悟人生万象的实质,然後树立涅槃寂静与大乘般若的终极理想,来印证生命的最高价值。为众生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赋予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二、人格高尚,修行之本。

  信仰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整合与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人格就是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形象和作用的统一,体现出一定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态度。人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的各种心理的、外部的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社会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也可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文化趋向。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任何人都有不同於其它人的特有的人格形象,有正常与异常、高尚与低劣之分。人们一般根据一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的意义,来划分人格的高下,而社会发展要求是改变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赞叹那些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终以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成贤作圣要立得、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乃至奉献一切。用现代的标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造福於全人类,崇高而神圣。一切优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终都要靠众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实现。所以,人格体现着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动的关键。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过程。比如,《华严经》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条件,要经历严格的精神修炼和社会实践:坚定的信念(十信),坚毅的心志(十住),切实的实践(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佛教推崇大乘菩提精神,反对只是追求个人解脱的阿罗汉思想,而号召人们做菩萨,直至成佛。佛的本义就是富有智能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众生学习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层次,应该是个人人格被社会普遍地承认。

  三、辅助弱势,化俗之本。

  社会现实的苦难,以及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圆满现象,正是佛教创立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体察与批判,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是佛教的本色和职责,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对当时印度社会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深切同情被欺压而处於弱势的群体,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在有关佛陀的《本生经》裹,诸如舍身饲虎等等故事,不仅反映出众生平等的思想,而且显示出扶贫救弱的价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进一步的升华。

  目前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已经是社会动乱、战争的根源。弱势群体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虽然有相对性差异,但是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造成相关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权益的、生存状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体系的丧失,和平安宁的破坏。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加之相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会不断加剧。尤其是在开放的国际大都市裹,必须高度重视。那么,作为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它宗教),应该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关注和辅助弱势群体。导世化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物质上的帮助。这是佛教界信仰活动中应该、也能够坚持不懈的方向。

  当然,谈到弱势群体,人们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质生活上贫困的人群,而忽视了精神生活层面的弱势群体。前者是硬性的、明显的,後者却是软性的、隐性的。但是,贫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势,甚至充满了朝气,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疾病,处於需要关怀和精神救助的弱势地位。根据调查,在发达的大都市裹,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由於社会、工作的压力,普遍存在着精神抑郁症,所引发的比如自杀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即使相对落後的地区,也一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是流行精神疾病的世纪。在佛教发展中,在尽力而为地帮助社会救助贫困者同时,更应该关注精神上的弱势群体。这正是佛教发挥特长的时代机遇。

  (信息来源:《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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