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四吠陀等。此外，还要学习因明、声明、术数、医方明等各种知识。那烂陀寺拥有三大图书馆，分别称为“宝海”、 “宝增”、 “宝色”，意为所藏经书均为珍宝。12世纪末，该寺为入侵的穆斯林所毁，后遂湮没无闻。””四是超戒寺，6-13世纪初，一直是密教中心。
三、佛教的东渐
所谓的佛教东渐，就是在汉唐时期，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其传播的路线，应该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为辅。据我国正史记载，早在公元前2年，佛教就已经向东传到长安(今西安市)，但大规模的传入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在这里，鄙人以汉传佛教史上的翻译大家为线索，把佛教的东渐过程，简单地介绍如下：
1、安世高
据《祐录》卷十三《安世高传》记载，安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从小刻苦学习，通晓天文、医学等社会学问，名闻西域诸国。平时信奉佛教， “奉戒精峻”，后因其父王病死， “乃深悟苦、空，厌离名器”，不嗣王位，让国与叔，出家为僧，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到达洛阳，是汉传佛教史上传播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据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记载，安世高所译经典共35种，41卷；现存22种，26卷。在现存的22种经中，属于阿含的16种，属于修持的5种，属于阿毗昙的1种。在有关修持的五种经典中， 《大安般守意经》详细地介绍了数、随、止、观、还、净六种法门，为后来天台宗教授的止观所有； 《五十校计经》提到十方佛现在说法，又说诸菩萨度人欲使人悉得佛道，则属于大乘佛教经典。安世高的译经工作约止于东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随后游历了江西、浙江等地，晚年踪迹不详。””
2、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在汉传佛教史上，他是第一位翻译大乘佛教典籍的僧人。 《梁高僧传》称赞他“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据《历代三宝记》卷二记载，支谶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184~189)为止，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系与竺佛朔合作译出。东晋道安《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 “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道行般若经》10卷， 《般舟三昧经》2卷(现存本为3卷)， 《首楞严经》2卷(已佚)。另外，道安从译文体裁上认为似属支谶所译者有《P可阉世王经》2卷、 《宝积经》 (亦名《摩尼宝经》)1卷等9种(其中3种已佚)。”[12]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为东晋佛教哲学提供了素材， 《般舟三昧经》为后世提供了大乘禅观的修行方法，这是支娄迦谶对汉传佛教汉做出的巨大贡献。其晚年事迹不详。
3、竺法护
竺法护，祖籍大月氏，228年生于敦煌，寂灭于306年，8岁出家为僧，通晓多种语言。 他的一生大致经过了学僧生活(236~265)、译经事业(266,--290)、草创关河学派(290~306)3个阶段。据东晋道安《众经目录》说，竺法护译出的佛经有150部。在这150部佛经里，对汉传佛教影响较大的有《光赞般若经》、 《正法华经》、 《渐备一切智经》、 《弥勒成佛经》、 《普曜经》等。
竺法护在汉传佛教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在他之前，佛教东渐的落脚点为河南洛阳。曹魏时，除洛阳外，又增加了一个金陵(今南京市)，成为从海上丝绸之路东渐的落脚点。到了西晋的武帝时代，竺法护则从敦煌到长安沿途翻译佛经，从而把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东渐由点变成了线，使佛教信仰向沿线的民间渗透，从而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竺法护晚年，又把佛教的东渐线变成了深入研究佛教教理的面，即在长安(今西安市)建寺草创关河学派，为弘扬佛教培训人才。[13]
4、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印度，344年生于龟兹，寂灭于413年。罗什7岁随母出家，学习部派准佛教经典。12岁时学大乘经论。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吕光攻打焉耆，继灭龟兹，劫罗什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这时罗什已38岁。罗什随吕光在凉州滞留长达十六七年。后秦皇帝姚兴于401年迎请罗什入长安，在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据《出三藏记集》记载，罗什在10余年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对汉传佛教影响较大的经论有《大品般若经》、 《小品般若经》、 《妙法莲华经》、《金刚经》、 《维摩经》、 《阿弥陀佛经》、 《首楞严三昧经》、 《十住毗婆沙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大智度论》、 《成实论》及《十诵律》等。罗什传“龙树之遗风，振慧响于此世。”[14]罗什翻译的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大智度论》就是“龙树之遗风”， “经过南北朝的传播，到了隋代，就创立了三论宗。于此可见，罗什的首译《三论》 (或《四论》)，就中国佛教思想史上说来，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
5、真谛
真谛，西印度优禅尼国人，生于199年，寂灭于569年。据《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记载，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从扶南(柬埔寨)来到广州；在梁太清二年(548)闰八月到达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遭遇侯景之乱，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译经生活， “至陈宣即位，凡23载，所出经、论、记传64部，合278卷。”但《开元释教录》说译经49部，140余卷， “经刊定，现存26部，87卷。其所译经，随翻随讲，译文不很统一。弟子记其师义，号为义疏，或称为注记、本记、文义。他传译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其主要特点为：①关于唯识一般只讲八识， 自眼识至阿赖耶识止，他则在八识外建立第九“阿摩罗识” (“无垢识”或“净识”)；②认为三性(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中“依他起”的性质是染污的，与“遍计所执”一样，最后也应断灭。在所译各书中，特别重视《摄大乘论》。”[16]
6、玄奘
玄奘，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约生于600年，寂灭于664年。13岁出家为僧，20岁在成都受具足戒，27岁时， “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游五印，在西域留学参访17年，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五日载誉回国，此时，玄奘已45岁。从此以后，玄奘在长安致力佛教翻译事业，在645年5月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到663年译完多达600卷的巨著《大般若经》后，这盏中华民族的智慧明灯，油已熬尽，在664年元月译出《咒五首》一卷，遂成绝笔，于二月底就寂灭了。 “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17]译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解深密经》、 《瑜伽师地论》、 《成唯识论》等。
7、不空
不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生于705年，寂灭于774年。14岁时在印度尼西亚爪哇随金刚智来华。唐开元八年(720)至洛阳，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此后学习汉、梵经论，并随金刚智译经。金刚智寂灭后，奉遗命至印度龙智处秉受密法，开元二十九年，率弟子37人从普贤阿阇黎重受灌顶，学密法3年。后又周游印度，于唐天宝五年(746)回到长安。乾元元年(758)肃宗敕命将长安、洛阳诸寺及各县寺舍、村坊凡旧日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善无畏、宝胜等携来的梵夹全部集中大兴善寺，交不空翻译。所译显密教典共110部，143卷。[18]
自774年不空寂灭后，汉传佛教史上翻译印度佛教经论的时代已近尾声，汤用彤氏说，在晚唐的“德宗朝则有智慧，北天竺人，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等共十二卷：有莲华精进，龟兹国人，译出《十力经》；有悟空，中国西行求法者，凡译经《回向轮经》等三部十一卷(或谓法戒译出)；有法戒，于阗人，译《十地经》。宪宗时则有般若，漏宾人，先于贞元中译《华严经》后分四十卷，元和尚书孟简助译《本生心地观经》八卷。文宗时则有满月，译《陀罗尼经》四卷，未入藏。”[19]但这些译经均未对汉传佛教发生过重大影响，到北宋初年政府官派的留学僧所从事的译经活动，则为佛教的东渐圈上了一个句号。对晚唐到北宋初年的译经情况，梁启超氏的评论甚为公允，他说：
自唐贞元迄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译业完全中止。太平兴国八年，始复起译场，至景祜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间，亦译出五百余卷。其著名译家，曰法护，曰施护，曰法贤，曰惟净，所译经多方等显密小品，惟论有数种特可观，惟净之《大乘中观释论》九卷，法护之《大乘宝要义》十卷、 《大乘集菩萨学论》二十五卷、 《施设论》七卷，施护之《集法宝最上义论》二卷，此其选也。元至元间，亦有译经，然皆小乘小品，益不足道，故翻译事业，虽谓至唐贞元而告终可也。[20]
四、简短的结论
佛教的东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外交官伊存口授西汉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开始，到北宋景祜四年(1037)止的1039年间，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高潮迭起，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佛教经典翻译家，他们非常及时地把印度、中亚佛教发展的最新动态以翻译经论的方式介绍给汉传佛教界，其中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大翻译家最为著名，他们翻译的经论现存245部，1859卷。
在佛教东渐的这1039年间，产生了众多的汉传佛教理论家，诸如道安、慧远、僧肇、道生、智顗、吉藏、窥基、法藏、道宣、神秀、慧能、一行，等等，他们完成了佛教的汉化，把印度大乘佛教改铸成了中国汉传佛教，以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为代表。这八大宗经过唐武宗“灭佛事件”的锤炼，终于加工成禅、净合流的中国汉传佛教。
注释
[1]拙著： 《佛教论译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页。
[2]蒋维乔： 《佛学纲要》，福州：福建省佛教协会翻印本，1995年4月，第16页；汤用彤： 《印度哲学史略》，中华书
局，1960年版，第59页。
[3]请参阅高观如： 《入佛指南》，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本，无具体出版年月，第9页。
[4] [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姚长寿译： 《印度佛教史概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6页。
[5] 刘立千： 《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0页。
[6] [梁]慧皎： 《高僧传》卷五。
[7] [英]渥德尔： 《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6页。
[8]拙文： 《试论佛教概念及其演变》， 《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9]于众： 《超戒寺》，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7页。
[10] 方广錩： 《那烂陀寺》，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282页。
1111 巨赞： 《安世高》，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2页。
[12] 隆莲： 《支娄迦谶》，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523页。
[13] 拙文： 《敦煌菩萨竺法护评传》， 《佛教知识》，第三卷秋之号。
114] 《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晶经序》。
[15] 郭朋：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6月版，第304页。
116]田光烈： 《真谛》，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521页。
[17]高扬： 《玄奘》，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43卜440页。
[18]郭元兴； 《不空》，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30页。
119]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第69页。
[20]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第204页。
《佛教的北传与东渐(甘芳苹)》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