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四吠陀等。此外，還要學習因明、聲明、術數、醫方明等各種知識。那爛陀寺擁有叁大圖書館，分別稱爲“寶海”、 “寶增”、 “寶色”，意爲所藏經書均爲珍寶。12世紀末，該寺爲入侵的穆斯林所毀，後遂湮沒無聞。””四是超戒寺，6-13世紀初，一直是密教中心。
叁、佛教的東漸
所謂的佛教東漸，就是在漢唐時期，佛教向中國傳播的過程，其傳播的路線，應該以陸上絲綢之路爲主，海上絲綢之路爲輔。據我國正史記載，早在公元前2年，佛教就已經向東傳到長安(今西安市)，但大規模的傳入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在這裏，鄙人以漢傳佛教史上的翻譯大家爲線索，把佛教的東漸過程，簡單地介紹如下：
1、安世高
據《祐錄》卷十叁《安世高傳》記載，安世高原是安息國太子，從小刻苦學習，通曉天文、醫學等社會學問，名聞西域諸國。平時信奉佛教， “奉戒精峻”，後因其父王病死， “乃深悟苦、空，厭離名器”，不嗣王位，讓國與叔，出家爲僧，于東漢建和元年(147)到達洛陽，是漢傳佛教史上傳播說一切有部阿毗昙學說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據晉代道安編纂的《衆經目錄》記載，安世高所譯經典共35種，41卷；現存22種，26卷。在現存的22種經中，屬于阿含的16種，屬于修持的5種，屬于阿毗昙的1種。在有關修持的五種經典中， 《大安般守意經》詳細地介紹了數、隨、止、觀、還、淨六種法門，爲後來天臺宗教授的止觀所有； 《五十校計經》提到十方佛現在說法，又說諸菩薩度人欲使人悉得佛道，則屬于大乘佛教經典。安世高的譯經工作約止于東漢靈帝建甯年間(168~172)。隨後遊曆了江西、浙江等地，晚年蹤迹不詳。””
2、支婁迦谶
支婁迦谶，簡稱支谶，大月氏人。在漢傳佛教史上，他是第一位翻譯大乘佛教典籍的僧人。 《梁高僧傳》稱贊他“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據《曆代叁寶記》卷二記載，支谶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來到洛陽，至靈帝中平(184~189)爲止，譯出佛經14部27卷，其中《道行般若經》和《般舟叁昧經》系與竺佛朔合作譯出。東晉道安《衆經目錄》據所見寫本， “認爲年代可考的只有《道行般若經》10卷， 《般舟叁昧經》2卷(現存本爲3卷)， 《首楞嚴經》2卷(已佚)。另外，道安從譯文體裁上認爲似屬支谶所譯者有《P可閹世王經》2卷、 《寶積經》 (亦名《摩尼寶經》)1卷等9種(其中3種已佚)。”[12]支谶所譯《道行般若經》爲東晉佛教哲學提供了素材， 《般舟叁昧經》爲後世提供了大乘禅觀的修行方法，這是支婁迦谶對漢傳佛教漢做出的巨大貢獻。其晚年事迹不詳。
3、竺法護
竺法護，祖籍大月氏，228年生于敦煌，寂滅于306年，8歲出家爲僧，通曉多種語言。 他的一生大致經過了學僧生活(236~265)、譯經事業(266,--290)、草創關河學派(290~306)3個階段。據東晉道安《衆經目錄》說，竺法護譯出的佛經有150部。在這150部佛經裏，對漢傳佛教影響較大的有《光贊般若經》、 《正法華經》、 《漸備一切智經》、 《彌勒成佛經》、 《普曜經》等。
竺法護在漢傳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顯赫的地位。在他之前，佛教東漸的落腳點爲河南洛陽。曹魏時，除洛陽外，又增加了一個金陵(今南京市)，成爲從海上絲綢之路東漸的落腳點。到了西晉的武帝時代，竺法護則從敦煌到長安沿途翻譯佛經，從而把佛教向中國內地的東漸由點變成了線，使佛教信仰向沿線的民間滲透，從而擴大了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竺法護晚年，又把佛教的東漸線變成了深入研究佛教教理的面，即在長安(今西安市)建寺草創關河學派，爲弘揚佛教培訓人才。[13]
4、鸠摩羅什
鸠摩羅什，又譯鸠摩羅什婆、鸠摩羅耆婆，略作羅什，意譯童壽。祖籍印度，344年生于龜茲，寂滅于413年。羅什7歲隨母出家，學習部派准佛教經典。12歲時學大乘經論。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堅派呂光攻打焉耆，繼滅龜茲，劫羅什到涼州(今甘肅武威市)，這時羅什已38歲。羅什隨呂光在涼州滯留長達十六七年。後秦皇帝姚興于401年迎請羅什入長安，在逍遙園西明閣組織了規模宏大的譯場。據《出叁藏記集》記載，羅什在10余年間譯出經論35部，294卷。其中對漢傳佛教影響較大的經論有《大品般若經》、 《小品般若經》、 《妙法蓮華經》、《金剛經》、 《維摩經》、 《阿彌陀佛經》、 《首楞嚴叁昧經》、 《十住毗婆沙論》、 《中論》、 《百論》、 《十二門論》、 《大智度論》、 《成實論》及《十誦律》等。羅什傳“龍樹之遺風，振慧響于此世。”[14]羅什翻譯的龍樹、提婆一系的《中論》、 《百論》、 《十二門論》、 《大智度論》就是“龍樹之遺風”， “經過南北朝的傳播，到了隋代，就創立了叁論宗。于此可見，羅什的首譯《叁論》 (或《四論》)，就中國佛教思想史上說來，確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5]
5、真谛
真谛，西印度優禅尼國人，生于199年，寂滅于569年。據《續高僧傳》卷一《真谛傳》記載，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從扶南(柬埔寨)來到廣州；在梁太清二年(548)閏八月到達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遭遇侯景之亂，從此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譯經生活， “至陳宣即位，凡23載，所出經、論、記傳64部，合278卷。”但《開元釋教錄》說譯經49部，140余卷， “經刊定，現存26部，87卷。其所譯經，隨翻隨講，譯文不很統一。弟子記其師義，號爲義疏，或稱爲注記、本記、文義。他傳譯印度瑜伽行派學說，其主要特點爲：①關于唯識一般只講八識， 自眼識至阿賴耶識止，他則在八識外建立第九“阿摩羅識” (“無垢識”或“淨識”)；②認爲叁性(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中“依他起”的性質是染汙的，與“遍計所執”一樣，最後也應斷滅。在所譯各書中，特別重視《攝大乘論》。”[16]
6、玄奘
玄奘，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師)人，約生于600年，寂滅于664年。13歲出家爲僧，20歲在成都受具足戒，27歲時， “冒越憲章，私往天竺”，曆遊五印，在西域留學參訪17年，于唐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五日載譽回國，此時，玄奘已45歲。從此以後，玄奘在長安致力佛教翻譯事業，在645年5月創譯《大菩薩藏經》20卷，到663年譯完多達600卷的巨著《大般若經》後，這盞中華民族的智慧明燈，油已熬盡，在664年元月譯出《咒五首》一卷，遂成絕筆，于二月底就寂滅了。 “據載，玄奘前後共譯經論75部，總計1335卷。所譯之經，後人均稱爲新譯。”[17]譯經論，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有《解深密經》、 《瑜伽師地論》、 《成唯識論》等。
7、不空
不空，師子國(今斯裏蘭卡)人，生于705年，寂滅于774年。14歲時在印度尼西亞爪哇隨金剛智來華。唐開元八年(720)至洛陽，開元十二年在洛陽廣福寺受比丘戒，此後學習漢、梵經論，並隨金剛智譯經。金剛智寂滅後，奉遺命至印度龍智處秉受密法，開元二十九年，率弟子37人從普賢阿阇黎重受灌頂，學密法3年。後又周遊印度，于唐天寶五年(746)回到長安。乾元元年(758)肅宗敕命將長安、洛陽諸寺及各縣寺舍、村坊凡舊日玄奘、義淨、菩提流支、善無畏、寶勝等攜來的梵夾全部集中大興善寺，交不空翻譯。所譯顯密教典共110部，143卷。[18]
自774年不空寂滅後，漢傳佛教史上翻譯印度佛教經論的時代已近尾聲，湯用彤氏說，在晚唐的“德宗朝則有智慧，北天竺人，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等共十二卷：有蓮華精進，龜茲國人，譯出《十力經》；有悟空，中國西行求法者，凡譯經《回向輪經》等叁部十一卷(或謂法戒譯出)；有法戒，于阗人，譯《十地經》。憲宗時則有般若，漏賓人，先于貞元中譯《華嚴經》後分四十卷，元和尚書孟簡助譯《本生心地觀經》八卷。文宗時則有滿月，譯《陀羅尼經》四卷，未入藏。”[19]但這些譯經均未對漢傳佛教發生過重大影響，到北宋初年政府官派的留學僧所從事的譯經活動，則爲佛教的東漸圈上了一個句號。對晚唐到北宋初年的譯經情況，梁啓超氏的評論甚爲公允，他說：
自唐貞元迄宋太平興國約二百年間，譯業完全中止。太平興國八年，始複起譯場，至景祜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間，亦譯出五百余卷。其著名譯家，曰法護，曰施護，曰法賢，曰惟淨，所譯經多方等顯密小品，惟論有數種特可觀，惟淨之《大乘中觀釋論》九卷，法護之《大乘寶要義》十卷、 《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 《施設論》七卷，施護之《集法寶最上義論》二卷，此其選也。元至元間，亦有譯經，然皆小乘小品，益不足道，故翻譯事業，雖謂至唐貞元而告終可也。[20]
四、簡短的結論
佛教的東漸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自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外交官伊存口授西漢博士弟子景盧《浮屠經》開始，到北宋景祜四年(1037)止的1039年間，佛教向中國內地的傳播高潮疊起，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佛教經典翻譯家，他們非常及時地把印度、中亞佛教發展的最新動態以翻譯經論的方式介紹給漢傳佛教界，其中以鸠摩羅什、真谛、玄奘、不空四大翻譯家最爲著名，他們翻譯的經論現存245部，1859卷。
在佛教東漸的這1039年間，産生了衆多的漢傳佛教理論家，諸如道安、慧遠、僧肇、道生、智顗、吉藏、窺基、法藏、道宣、神秀、慧能、一行，等等，他們完成了佛教的漢化，把印度大乘佛教改鑄成了中國漢傳佛教，以天臺宗、叁論宗、唯識宗、華嚴宗、律宗、禅宗、淨土宗、密宗爲代表。這八大宗經過唐武宗“滅佛事件”的錘煉，終于加工成禅、淨合流的中國漢傳佛教。
注釋
[1]拙著： 《佛教論譯集》，甘肅民族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頁。
[2]蔣維喬： 《佛學綱要》，福州：福建省佛教協會翻印本，1995年4月，第16頁；湯用彤： 《印度哲學史略》，中華書
局，1960年版，第59頁。
[3]請參閱高觀如： 《入佛指南》，福建莆田廣化寺印行本，無具體出版年月，第9頁。
[4] [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楊曾文、姚長壽譯： 《印度佛教史概說》，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6頁。
[5] 劉立千： 《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0頁。
[6] [梁]慧皎： 《高僧傳》卷五。
[7] [英]渥德爾： 《印度佛教史》，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96頁。
[8]拙文： 《試論佛教概念及其演變》， 《甘肅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
[9]于衆： 《超戒寺》，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7頁。
[10] 方廣錩： 《那爛陀寺》，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282頁。
1111 巨贊： 《安世高》，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12頁。
[12] 隆蓮： 《支婁迦谶》，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523頁。
[13] 拙文： 《敦煌菩薩竺法護評傳》， 《佛教知識》，第叁卷秋之號。
114] 《出叁藏記集》卷八《大晶經序》。
[15] 郭朋：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6月版，第304頁。
116]田光烈： 《真谛》，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521頁。
[17]高揚： 《玄奘》，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43蔔440頁。
[18]郭元興； 《不空》， 《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第30頁。
119]湯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8月版，第69頁。
[20]梁啓超： 《佛學研究十八篇》，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6月版第204頁。
《佛教的北傳與東漸(甘芳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