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孤掌难鸣，便与被剥夺太子地位的萧正德暗中勾结，约于事成之后，立萧正德为帝。萧正德对梁武帝一直心怀不满，阴养死士，储米积货，早有图谋。侯景之议，正合他的心意。太清二(548)年十月，侯景攻下谯州(今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截获，暗中接济侯景渡江。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但建康因数十年未见兵甲，一片惊慌。梁武帝命太子萧纲筹划防务，萧纲把防守宣阳门的任务交给萧正德。萧正德率众于张建桥迎接侯景入宜阳门。十一月，萧正德自称帝，
以侯景为丞相。侯景军攻台城(宫城)，将台城重重包．围。尚书令羊侃率众拼死抵抗。侯景久攻不下，军心涣散。侯景令士兵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粮食，胁迫数万民众充当士兵，还招募了大批奴隶为士兵。太清(549)年，侯景攻入台城，将梁武帝禁闭在台城内的文德殿。而那些平日受到梁武帝娇纵的王公贵族，尽管手下有几十万兵马，却都袖手旁观。直到这时，梁武帝才如梦方醒，大骂那些不忠不孝的子孙，可惜悔之已晚。梁武帝忧愤交加，膳食断绝，被饿死在文德殿。终年八十六岁。
梁武帝在对北魏政策方面，错误征集民众筑堰，浪费了大量的国财民力。与此同时，他还不顾朝臣的反对，招抚并重用东魏降将侯景。更为可笑的是，梁武帝在侯景兵败之后，不安抚侯景，反而答应北魏以侯景的人头换回萧渊明，才造成侯景阴谋造反的发生。
三、醉心佛教，荒废国政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他在位期间，佛教在他的护持之下得以兴盛。史载，梁武帝大造佛寺、佛像。建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脱、开善等诸寺，尤以同泰寺最为宏大；造丈八铜佛像置于光宅寺内，并敕文督造剡溪大佛石像。梁武帝虔心修研佛经。他把扶南僧人僧伽婆罗请到宫中寿光殿译经，
“帝恭临法座，笔受其文”。他派遣法显等僧人到西域寻求禅经。法显历时12年，到达天竺、锡兰等国，求得佛典百余万言，于海道归来。佛经浩瀚，卷帙繁多，为了初学者的便利，梁武帝三次召集僧人为《弘明集》和
《高僧传》等佛教典籍编撰目录。梁武帝还多次在京都，甚至在宫中建道场，设无遮大会，亲自登坛，讲经布法。讲筵如市，听者如林。汤用彤先生总结说：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饭，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是用木棉做的黑帐子，被子几年才更换一次；他还不饮酒、不听音乐、不近女色。除了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近乎苦行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梁武帝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最短的一次是四天，第四次最长，有51天，
“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
在佛教戒律上，梁武帝更有传世贡献。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原教规准许僧侣食“三净肉”，即可食“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的荤食。梁武帝诵读《涅槃》、
《四相晶》经文，深悯万物生灵。他在《净物赋》中称：
“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龃。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以此膳!因而蔬食，不啖鱼肉。”他在华经殿颁布《断酒肉文》。此后，梁武帝不着革履，不食酒肉。日唯一食，食止菜蔬。南梁天监十一年，梁武帝下诏，禁在祭祀中宰杀牲畜，改用面点、果蔬祭祀。中国佛教僧人、信徒的素食戒律，源出于此。
梁代天监十八年，梁武帝不顾众大臣的劝说，舍弃九五之尊，执意到同泰寺出家。梁武帝出家法名“冠达”，出家后的梁武帝，·把国事托付给太子萧统，
自己俨然过起了出家人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可太子萧统沉醉文学，一心编撰他的《昭明文集》，不善理政。庄严堂皇的朝廷，几乎成了清谈、雄辩的学馆。太子领着朝臣到同泰寺，百跪千求，以死相逼，终得以重金赎梁武帝还俗。在同泰寺做了七日僧人的梁武帝，被众大臣苦劝还朝。其后十几年间，梁武帝先后四次出家同泰寺，短则三五天，长则月余，均被太子、朝臣赎身请还宫殿。
一些士人、朝臣切中梁武帝佛化治国的时弊，慨然建言、上疏。朝臣郭祖深备下棺椁，上陈封事二十九条，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富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数。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度，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南史·郭祖深传)。读罢郭祖深上疏，梁武帝一笑了之。朝臣荀济上书，直斥佛法，言语激越。陈言，僧尼不耕不偶，病民费财，害政之尤。且志在贪淫，盗窃华典，倾夺朝权。如此盛弘释教，废亏儒道。书上，梁武帝大怒。荀济闻之，惧诛，夜遁。梁武帝以佛教治理国家并没有过错，但是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没能引起他的足够重视，从而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方式不了了之。这给梁武帝后来的亡国埋下了隐患。
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并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支持佛教发展和自身信仰上，以至于不问政事，给那些有心叛乱的大臣以可乘之机，也最终造成了叛乱的成功，从而推翻了梁朝。对此，历代都有很多人认为，梁武帝的亡国是由于他信仰佛教造成的。我则认为，作为帝王，梁武帝信仰佛教本身并没有过错。过错在于梁武帝没有摆正治国与信佛的关系。一个真正善于治国并有佛教信仰的帝王，不仅能够将佛教事业发展起来，而且还能够借助佛教中有利于净化人心、辅助国政的教义来更好的治理国家。唐代的武则天就是一位善于利用佛教治理国家的典范。至于梁武帝的亡国，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罪不在佛教。虽然佛教讲究慈悲和宽容，但是慈悲、宽容应该适用于合适的对象，并且还要把握慈悲、宽容的度，如果不分对象的乱施宽容，必然会导致亡国灭种的命运，而梁武帝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而且，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作为一个帝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而梁武帝却将治理国家的责任视同儿戏，沉迷于佛教信仰中而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甚至还三番五次离朝出家。从民众观点来看，梁武帝完全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他的最后亡国，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
四、 梁武帝晚期的腐朽统治
梁武帝在位前期还有所建树，到了晚期，对内对外都执行了一系列荒唐的错误政策，由他亲手造成了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吏统治集团，造成了侯景之乱，还有诸王争夺帝位之乱，使整个长江流域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他亲手创下的梁国政权被颠覆，甚至还为此丢掉了身家性命。
前面已经讲过，梁武帝在位时，由于认识到暴政对治理国家的弊端，而采取了一系列宽容的政策。梁武帝的宽容只是对皇族上层统治集团，他采取宽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王族大臣能够认识到梁武帝对他们的优待，以更好的报效国家。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前代的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
梁武帝对统治集团宽容，可是对人民就不那么宽容了。人民犯了罪，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罚作苦工。对于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觉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挡住御驾，指责皇帝使用的法律，对老百姓太严，对权贵则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而梁武帝对此置之不理，只是让随从推开老人了事。
梁武帝后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社会风气浮华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极严重。贺琛给武帝上疏指出：
“天下户口减落，诚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贪残，罕有廉美者。”
(《梁书·贺琛传》)这些中肯的意见，梁武帝根本听不进去。
梁武帝本人虽然生活简朴，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而在所不惜。晚年笃信佛法，特建立同泰寺，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会、无碍会，讲经说佛，说这是做功德事，替老百姓求福。一次讲经就舍银、绢等物二百零一种，值钱一千零九十六万。他曾四次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群臣共出钱四万万才把他赎回来。公元547年，他赎身回宫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又大兴土木，建筑了比旧塔还高一倍的十二层的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就是这样，梁武帝造就了一个以皇室、世家大族为中心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受到皇帝的宽容，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王食”
(《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可是人民却在他们的盘剥下流离失所，以至“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动乱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梁武帝的亡国是由于他宽容的统治方针、错误的对外政策、荒废国政以及晚年的腐朽统治等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将梁武帝的亡国简单地归结为“佛教误国”。
《梁武帝亡国原因探析(远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