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为了纠正这些打着革命旗号的新僧伽的卤莽行为，太虚大师打算在中国佛教会体制内协调新僧伽与长老僧伽的关系。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曾略述谓：
及民国十六年，……国家社会对于佛教情形渐好，寺产亦渐可保障，僧众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但在国民革命的趋势上说来，主张革命民权，不革命者无权，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故僧众亦觉得有革命的需要，
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咸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
我举出了他们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后，就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
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其宗旨为： 1．革除： 甲、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 乙、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2．革改：
甲、遁隐改精进修习，化导社会； 乙、度死奉事鬼神， 改资生服务人群。3．建设： 甲、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
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丙、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
这其中，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则为佛僧主义；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间的，则为佛化主义，佛国主义；文虽简略，义甚扼要。僧制论、正信会理论的精要，
都含摄其中。当时唯一希求，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我作这篇训辞的本旨，不是公开发表，是给与从事改进佛教运动的现代僧伽社去作实际运动。可惜大醒、芝峰在现代僧伽发表了我的训辞，以致成为文字上的东西。这说明，太虚大师积极参与创办中国佛教会组织的目的在于：首先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革命民权，不革命者无权”的偏见，打着佛教革命的旗号，行佛教改良之实。其次是警告新僧伽：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最后主张在中国佛教会体制内进行江浙佛教改良，即“佛僧主义”和“佛化．主义”。这本来是太虚对新僧伽的卤莽举动的教训辞，但被新僧伽公诸于世，不仅成为“文字上的东西”，而且成为长老僧伽在以后的中国佛教会体制内排挤太虚的口实。因为太虚想通过中国佛教会达到的目标是，一要革除“家族化剃派、法派的私传产制”，二要把“度死奉事鬼神”的经忏香火佛教改革成“资生服务人群”的大乘人生佛教，这等于要了长老僧伽的“命”，那有不反对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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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虚大师重建汉传佛教的理念：人本佛教
太虚大师以讲经说法的方式，使华北、西北、中原和西南的各界人士对佛教有了重新认识，尤其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有了重新认识佛教的机会，从而使汉传佛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复兴之象。而对汉传佛教中心的江浙沪佛教界，太虚大师提出了“开创反贵族的人民佛教，和反鬼神的人生佛教”的理念。”太虚大师提出这种新佛教理念，笔者称为“人本佛教”。实际上，人本佛教是民国汉传佛教的灵魂，其内容兹从《太虚法师年谱》第139页抄录如下：
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 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佛法虽无间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 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
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组织的群众化故，
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而起义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
“大乘佛法，虽为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圆顿之别，今以适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
当以圆渐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三义。”从太虚大师关于“人生佛教”的涵义来看，是想从观念上使汉传佛教人本化，也就是说要从理念上重建汉传佛教主导思想，使汉传佛教具有人民性和现实人生性，以适应民国社会生活。
五、结束语
汉传佛教经过近2000年的历史演变，到民国时遇到一个新社会，必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摆脱出来，改革僧制，彻底改变帝王贵族佛教的形象，面向人民；必须改变清朝以来的鬼神佛教，面向科学和现实人生。在这两个面向的框架中，太虚大师以讲经说法的方式，改变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对佛教的偏见，使华北佛教、西北佛教、中原佛教和西南佛教在反封建迷信的时代潮流中得到了复兴，在民主、科学的时代潮流中获得新的曙光，把江浙汉传佛教的传统理念改造成人本佛教的新理念，从而使汉传佛教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重建。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现任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
摘自《寒山寺》佛教双月刊
《太虚大师与民国汉传佛教的重建(李尚全)》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