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次来到北京弘扬佛法，在柏林寺成立“世界佛学苑(华英文系)柏林教理院”，台源、常惺任院长，并在柏林寺成立“世界佛学苑”筹备处，胡瑞林主财政，法航任书记。””

　　华北佛教在太虚大师的影响下，出现了复兴的气象，但自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又由复兴走向衰落，这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所造成的。

　　2、太虚大师与西北汉传佛教的重建

　　西北本来是汉传佛教的发祥地，但宋代以来，

　　日趋衰落，民国时已经成为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地盘。而重建西北佛教的两个关键人物，都与江浙佛教有关，一个是朱子桥将军，另一个是康寄遥居士。

　　朱子桥(1874—1941)将军，名庆澜，字子桥。浙江山阴人。原来并不信仰佛教，“并以拆庙掀神为能事，后因好友程雪楼(德全)劝导始信佛，并负兴建寺庙，以代赎过去拆庙之罪。”1923年，他担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时，

　　“协助倓虚法师兴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营口楞严寺及创办佛学院，复兴东北佛教，贡献极大”””1931年，陕西灾荒严重，朱子桥将军三次入陕救灾，由此在陕西滞留十年，并老死在西安。

　　朱子桥将军在西安创办“佛教讲习所”、慈恩学院、复兴西安的古刹丛林，重修汉传佛教诸祖宝塔，创设佛教社会事业，尤其值得大树一笔的是发现宋版《碛沙大藏经》5629卷，

　　只缺173卷，

　　“从二十年(1931)至二十四年(1935)完成出版，共印五百部，所缺少之一百七十三卷，则以明藏补充，这是中国佛教近代史上第一大事。亦复是朱子桥将军致力陕西佛教复兴之一大贡献。”

　　康寄遥(1880--1969)居士，陕西省临潼县人，

　　曾担任过民国陕西省财政厅长。1920年7月国会议员李观初邀请太虚大师去广州讲经，太虚大师在上海逗留时，因李观初是陕西人，就把同乡康寄遥介绍给太虚大师。康寄遥从此信仰佛教，回到西安后，重修大慈恩寺，兴修大雁塔，并联合朱子桥将军创办慈恩学院，振兴法相唯识学。

　　1931年10月，朱子桥将军、康寄遥居士礼请太虚大师到西安讲经说法。太虚大师在陕西弘化其间，与康寄遥商定，在西安大兴善寺筹办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由太虚大师亲任院长，由超一法师代理。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于1934年正式成立，但因锡兰三名学僧没有到西安报到而很快的停办了。

　　总之，西北佛教经过太虚大师的弘化和朱子桥将军、康寄遥居士的努力，渐有生机。

　　3、太虚大师与中原佛教的重建

　　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冯玉祥有基督将军之称，把佛教视为异端，并让开封大相国寺出洋五千元作为税收，该寺方丈叙惠法师回答说，佛教寺院的和尚吃八方，而冯玉祥竟想吃十六方为词拒绝，于是，冯玉祥大怒，没收大相国寺全部寺产，地方官员薛笃弼，乘机提出建议，没收河南全省佛教寺产，30万僧尼被驱逐出寺院还俗。河南佛教在这一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931年10月，在西安讲经的太虚大师南下时，河南佛学社净严法师等力邀太虚大师在河南演讲佛法。河南省政府刘峙主席设宴欢迎太虚大师，并在建设厅礼堂公开演讲《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听众千余人，“多系知识分子”。随后由河南大学教授瞿茀章、乐天愚、赵曾俦等礼请，到河南大学大礼堂讲演《佛之四现实观》，听众深受鼓舞，高呼口号如下：

　　欢迎佛教新运动领袖太虚大师!欢迎大佛学家兼称世界大哲学家之太虚大师!欢迎发扬真善美的佛教大乘学说的太虚大师!欢迎以自觉觉他讲学欧美的太虚大师!欢迎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造大同的太虚大师!欢迎以佛法改善社会进化人群的太虚大师!欢迎运用大乘佛法救人救世的太虚大师!欢迎实行慈悲主义的太虚大师!欢迎发扬东方文化的太虚大师!欢迎根本救灾的太虚大师!欢迎以佛法消灭战机的太虚大师!由此可见，太虚大师对河南汉传佛教重建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后经章嘉大喇嘛和戴传贤的支持，河南汉传佛教尽快地从冯玉祥铲除的“真空”地带上复苏出来。

　　4、太虚大师与西南佛教的重建

　　云南的鸡足山，相传是汉传佛教禅宗初祖、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叶入定的地方，

　　自唐、宋、元、明、清以来，一直是汉传佛徒崇拜的圣地。但是到了清朝“咸、同以后，滇西佛法，衰落已极，诸多佛寺，化为灰烬，僧家多沦为俗化。”

　　1938年底，太虚大师率领众弟子来到昆明，调和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净土宗的冲突，然后“一面策划加强对东南亚佛化国家的联络，争取彼等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与支援，一面鼓励沦陷区的佛教徒，不要为寇奸的利用，而污辱佛教徒的贞洁，并勉励他们到大后方，以增加救国工作的力量。”

　　西南佛教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很快地呈现出中兴之象。

　　三、创建民国新僧制的尝试

　　关于中国汉传佛教制度的演变，印顺法师在《泛论中国佛教制度》一文里说，是向以下两个方面演化的：

　　一、国家的管辖制：这因为佛教发达，僧众跟着杂滥起来，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国家不能不出来干涉。我们应该记着!这是佛教的耻辱，古代有多少正信的缁素，

　　明里暗里在痛心。然而僧众不能健全， 不能自治，也就不能怪政治的干涉。古代的政治干涉，大体是善意的，如淘汰僧众，禁止私立寺院， 试经得度等等

　　(如恶意即灭法)。……姚兴立僧略为僧正，是这一制度的开始；后代的僧统，僧录司等都是。

　　二、禅僧的丛林制：……别立禅院的禅僧，在唐代，适应山林农村环境，参照佛陀的僧制，创设丛林制度。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们“辟土开荒”讲求经济自足。这个制度，配合着真参实悟的信心与精进(法的)，确乎相当成功。佛教的思想界，虽已因固定、保守而走向衰落；亏了这丛林制度，总算维持佛教一直到最近。“”””这种中国化的僧官和寺院丛林建构而成的二元体制，在顺治皇帝以来，日益子孙化、传法化，尤其“自从西洋的势力侵入，中国的一切都起着剧变。国家多事，简直顾不到佛教，或者不重视佛教，所以让他自生自灭的没落。佛教内部的丛林古制，老态龙钟，不能适应新的剧变。僧众的品质低落，受到古制的束缚，社会的摧残，迅速的衰落下来。禅宗的大德们，除了造庙、修塔而外，还能作些什么

　　中国佛教进入了从来未有的险恶阶段。太虚大师看透了这点，所以大声疾呼的提倡教制革新。民国四年，写成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以后时势演变，又写《僧制今论》、

　　《建僧大纲》等。以虚大师的僧制思想来说，虽有时迁就事实，而根本主张，还是想合于佛制，僧事僧治，可说是综合过去的二元的僧制——僧官制与丛林制，统一在新的僧制中。对于在家众，有佛教正信会的建议(国内也有了居士林等组织)：希望僧众与信众，都有健全组织，共同来复兴中国的佛教。这虽然与现今南方的佛教国相合，但在中国，不但是墨守老祖规矩(不是佛的律制)的僧众要反对，而时势也有些难以办到!”

　　实际上太虚大师对民国新僧制的建设，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空想上，而是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之中。一是结合民国社会的现实，创办中国佛教会组织，维护整个僧团利益，二是创办佛学院，提高僧人素质。

　　创建中国佛教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压迫汉传佛教的产物。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很快平息“非基督教运动”。但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又和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掀起了新一波庙产兴学运动，摧残本土宗教。于1928年3月，在南京制订出了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使汉传佛教界大为震动。常惺首先在厦门提出“僧界救亡的一个新建议”，大醒也在厦门主办的《现代僧伽》杂志上发出反对庙产兴学的呼吁，太虚在杭州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

　　仁山、圆瑛等知名僧人，或以个人名义，或以联名方式，向国民政府陈说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查封佛教寺院，没收庙产，迫害僧尼的实情。在江浙佛教界的反对、请愿、呼吁浪潮中，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佛教为汉、满、蒙、藏等多民族的信仰，

　　“摧残佛教，无疑摧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并动摇边疆民族向心力”。1928年6月23日，蒋介石又打电报邀请在上海发起“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的太虚大师来南京，与谭组安、蔡孑民、钮惕生、薛子良(笃弼)、王儒堂(正廷)、李协和(烈钧)、张子珉(静江)等人“洽商”，结果是只能组织中国佛学会，不宜组织中国佛教会。

　　1929年4月12日，太虚、圆瑛、谛闲、王一亭等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抗议内政部颁布《寺庙管理条令》，迫使内政部在5月25日立法院第27次会议上，重新草拟《寺庙管理条令》，并在12月7日宣布废止《寺庙管理条令二十一条》，改颁《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维护了佛教的现有权益。

　　就中国佛教会的成立过程而言，太虚的创会理念已经与寄禅创立中华佛教总会的意图截然不同。他想在国民政府体制内建构中国佛教会与寺院社区的二元佛教体制，促进汉传佛教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首先组织觉社，

　　“以著书讲学”的形式，阐释佛教理论，后来又把《觉社丛书》改版成在国内外发行的《海潮音》月刊。其次，在1922年9月，他模仿日本佛教大学创办武昌佛学院，为汉传佛教寺院培养青年僧才。第一届学生在1924年6月毕业以后，分散全国各地，

　　“以狂热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成新旧之争。”笔者把这些打着太虚大师旗号的革新派僧人称为“新僧伽”

　　(=武昌+闽南佛学院派)。新僧伽的出现引起长期的宗派之争，对佛教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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